本书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结合一些具体作品的分析，从叙事学的角度研究当前文学创作与“中国故事”的关系；中篇对当前最新的“底层文学”思潮在理论上作了探讨，并对具体的作家作品进行了分析；下篇结合“三农问题”的讨论，对20世纪五十年代至今具有代表性的农村题材作品做了阐述。
李云雷，男，1976年生，山东冠县人。1998年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200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2005年任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文艺理论与批评》副主编。
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当代文学批评与当代文化研究，目前主要致力于“底层文学”研究。主要论文散见于《文学评论》、《天涯》、《读书》、《文艺报》、《文学报》等及港台杂志。曾获2008年“年度青年批评家奖”。
四、1980年代“文学理想”的破灭
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既是传统文学的现代转型，也是“世界文学新拓的一个支流”，它是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融中形成的，既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一面，同时也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同时，它也是在与中国人民的血肉联系中形成的，“新文学”为中国的“转型”提供了新的价值认同，同时也将转型过程中的艰难转折呈现了出来，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传统与精神资源。
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逐渐偏离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现在看来，1980年代提出的“新的美学原则”，不过是以一种西方的、现代主义的、精英阶级的既定美学标准来规范中国文学，从而形成了一种注重形式、叙述、技巧的倾向。如果说1980年代的文学理想，是“走向世界”，是“纯文学”，是对作家创作“天才”的迷信，那么在今天，我们可以说，这一理想已经破灭了。一是对西方文学的“模仿”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大家，二是“精英化”使它逐渐远离了底层，远离了读者，在表面的繁荣之后隐藏着严重的危机。如果从作家的角度来说，这些危机主要包括作家的生活状态与精神状态的影响、他们把握世界的艺术方式的缺陷，以及市场化与消费主义文学环境的影响等。
李美皆在《从苏童看中国作家的中产阶级化》一文中指出：“成功以后的苏童，身上越来越见出贵族气质的沉淀，同时作品也越来越少，有-一段时间我曾经纳闷，苏童是在韬光养晦？在期待之中迎来了苏童的《蛇为什么会飞》，结果却是大失所望。我甚至怀疑：这是苏童写的码？尤其书出来以后，苏童明明底气不足，却还到处去做宣传，倒显出某种贵族身上的寒碜，让人觉得遗憾和难过其实苏童丧失的不仅是悲悯，更是面对苦难和发现苦难的那种勇气。这个苦难包括内在和外在的。苏童的贵族气，地道看来应该是中产阶级气味。中产阶级大的特征便是从精神到物质的自足性。”李美皆的描述是富于洞察力的，然而处于这种状态的作家不止苏童一个人，而是大多数在1980年代成名的作家，即使还没有处于这种状态，那么“中产阶级化”也是其中大部分人的梦想。于是我们便不能不一次次从他们的新作中感到失望。当作家仅仅满足于成为一种“成功人士”，成为一种“中产阶级”，那么他们的文学也就只能成为这个阶层的审美或标签，从而丧失了对现实的观察、思考及艺术化的能力。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大师的焦虑”与“诺贝尔文学奖情结”。在这里折射出两个问题，一是他们对西方文学价值体系的简单认同与追逐，二是他们对名利的过分看重，或者说对“文学场”中的权力的过分看重。
在把握世界的艺术方式上，1980年代的很多作家尤其是“先锋派”，一直是以主观化、抽象化的方式来把握世界及其本质的，在他们的作品中，叙述比现实更加重要，作者通过独特的叙事方式，将人物、故事、理念巧妙地结合起来，给我们呈现出一个艺术化的世界。主观化的方式有利有弊，但只要与作家的艺术特点结合起来，也能写出的作品。但在今天，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先锋的“姿态”后的无病呻吟与矫揉造作。这样一种仅从主观把握世界的方式可以说已经失去了创造力。
另一方面，是文学环境的市场化与消费主义倾向。市场化既为作家带来了机遇，也给作家带来了伤害。以余华的《兄弟》为例，对余华这样成名于1980年代，以《活着》等作品在1990年代获得巨大声誉的作家来说，其名字与声誉便是无形的“象征资本”，如何将“象征资本”转化为现实财富，恐怕不仅取决于作家本人的意志，也是出版与商业等机构所汲汲以求的。对于1980年代的“文化英雄”来说，在市场化的进程中，关键的是要将所获得的声望等“象征资本”转化为现实财富，于是不管写得多差，只要有了宣传的力度与覆盖面，也会取得市场意义上的“成功”，而一些可能写得更好的年轻人，则被压制、压抑了。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它们是面向精英、面向批评家、面向（海外）市场的，好像与中国的底层民众没有关系，既不关注底层民众关心的事情，也不把底层民众当作预期的读者，那么自然底层民众也不会关心他们。以上这些不仅造成了1980年代“文学理想”的破灭，对“文学”本身的存在也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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