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于一八○九年四月一日诞生在乌克兰波尔塔瓦省密尔格拉得县的大索罗庆采镇。他的父亲是一个不太富有的中等地主，颇有文才，曾用俄文写过诗，还用乌克兰文写过几部喜剧。
果戈理在一八一九年进了波尔塔瓦的县立小学读书，然后在一八二一年转入涅仁中学。这时候，俄国刚经历一八一二年的卫国战争，人民的民族自觉心大大地提高了；紧接着，又掀起了贵族知识分子所领导的十二月党人运动。涅仁虽然较为偏僻，但是也不能不受到这一蓬勃的革命运动的影响。果戈理和许多同学一起争读十二月党人的刊物《北极星》，热情地背诵雷列耶夫和普希金的诗。他特别爱读普希金的诗，把普希金当作崇拜的对象。
果戈理从学生时代起，就显露了卓越的艺术才能。他和同学们一起编辑手抄的刊物，有《文学彗星》等四五种之多。他把民间的警句、俗谚、歌谣以及历史文献等材料抄录在一本练习簿上，把它叫作日用百科全书。他写过诗、讽刺作品以及剧本《强盗》等。他又是戏剧活动的积极分子，从写剧本、画布景……到演戏，什么事都要干。他在这些演出中主要是扮演老头子和老太婆一类的喜剧角色。他在冯维辛的《纨绔少年》里出色地扮演了普罗斯塔科娃太太。据当时目击的人回忆说：没有任何一个演员曾经把普罗斯塔科娃的角色演得像十六岁的果戈理这样成功过。
果戈理对陈腐的课程完全不感兴趣，但是对教自然法的别洛乌索夫以及其他几位进步的老师却怀着极大的尊敬。这些老师经常介绍学生们阅读法国资产阶级启蒙学者伏尔泰、卢梭等人的著作。果戈理对别洛乌索夫大为倾倒，把他称为稀有人物。
一八二七年，新任校长奉派到涅仁中学来整顿学风。当时有人控告别洛乌索夫等人在学生中间宣传自由思想，这样，就制造出了所谓别洛乌索夫案件。这案件拖延了很久，牵累了许多人，果戈理也是被传讯的学生之一。校长把别人交出的果戈理的笔记本作为物证，要他证明别洛乌索夫在上课时宣传政治方面犯罪的议论。果戈理承认笔记本是他的，但是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上面抄的是一些法国启蒙学者的意见，这和别洛乌索夫没有关系，别洛乌索夫在上课时是按照规定的课本授课的。但是，尽管别洛乌索夫等几位进步教师的行为是无可指摘的，在果戈理离开学校一年以后，他们还是成了倾轧、陷害的牺牲者，被驱逐出学校。
果戈理在这时候已经严肃地思考人生的意义和目标的问题。他对周围腐败的环境感到十分憎恶，在一封写给朋友的信里，他把涅仁的人们称作俗物，这些俗物用世俗和猥琐自满的外壳扑灭了人的崇高使命，而他所感到痛苦的是必须在这些人中间苟安偷生。在另外一封信里他又诉说自己沉痛、苦闷的心情，说他好像是一个孤零零的人，漂泊在异乡。
他决心要摆脱这种灰暗的奄奄无生气的生活，希望为祖国效劳。但是，他为祖国效劳的方法，他所设想的人的崇高使命，是非常模糊的。他只想到在司法界服务，以为这样就可以造福人类，推动社会前进。
一八二八年夏天，果戈理从涅仁中学毕业。同年年底，一个初出茅庐的不到二十岁的青年，就怀着对未来生活的美丽幻想，出发到彼得堡去了。到彼得堡以后不久，他不切实际的幻想就在现实的礁石上撞得粉碎。他带来的几封介绍信都没有能用上。他自费出版了一部题名为《汉斯·古谢加顿》的叙事诗，但结果遭到严厉的批评，他从书店里收回全部存书，把它们焚毁了。他甚至也尝试过投考演员，但是剧团的负责人是个伪古典派，要求演员必须装腔作势，果戈理的演剧才能当然不能被他所赏识。
一八二九年末，他终于谋到了一个小公务员的职位。官俸微薄得可怜，他经常过着受冻、挨饿的生活。他在给母亲的一封信里写道：恐怕没有人在彼得堡生活得比我更俭朴了，……幸亏我已经有点习惯于寒冷，因此，能够穿着夏季薄外套挨过整整一冬。
果戈理原来是为了追求理想才到彼得堡来的，哪知道在彼得堡接触到的仍旧是卑污的现实。但是，如果说他幼稚的幻想完全破灭，那么他梦寐以求的为祖国和人民谋福利的理想，却在现实环境中进一步受到了磨炼。在这一时期，他一边在美术学院的夜校学习绘画，一边更加被文学所吸引，开始从事小说写作。一八三一年二月，他辞去了小公务员的职务，开始完全把文学写作作为终生的事业。就在这时候，他又认识和接近了大诗人普希金，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巨大的影响。
一八三○年到一八四二年，是果戈理写作活动为旺盛的时期。他在这短短的十多年中，几乎写出了他全部重要的作品，计有：《狄康卡近乡夜话》（卷，1831年；第二卷，1932年）、《密尔格拉得》（1835年）、《彼得堡故事》（1835年）、《钦差大臣》（1836年）以及《死魂灵》的部（18351842年）等。
果戈理的作品以揭露封建农奴制度的腐朽、丑恶为内容，因而自然地引起封建农奴制度的热心维护者的攻击。另一方面，进步舆论界支持他，赞扬他，也是很自然的。特别是革命民主主义的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他首先发现了果戈理作品所包含的革新意义，写了无数篇富有战斗性的文章，保卫果戈理的倾向，阐述并发扬现实主义的文艺原则，摧枯拉朽地驳斥了反动文人们的种种邪论谬说。
果戈理在自己的作品中揭露封建农奴制度及其必然崩溃的过程，是完全符合当时人民的斗争要求的，但是他的思想又非常复杂矛盾。他对旧社会深恶痛绝，但是，对社会发展的前途却茫无所知，更不知道只有用革命的手段变革社会制度才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出路。他对自己作品中得出来的革命结论也感到害怕。他揭露了地主阶级和沙皇官吏的丑恶，但是他又把宗法制度的某些方面加以美化，主张倒退到已经消逝的古老宗法制度中去寻求出路。
果戈理思想上的这种矛盾，初只是表露在他的某些作品当中（例如《肖像》《罗马》等），但是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随着俄国解放运动的继续深化，消极的因素增加，先前作品中所表现的批判、揭露的力量就显著地削弱了。
他的一些斯拉夫派及其他保守、反动阵营的朋友，当他后期长时间居留国外时，利用他思想上的弱点，拼命包围他，隔绝他和俄国国内进步思想界的联系，挑拨离间。这更促进了他思想上的消极因素的发展，引起了他思想上的危机。
果戈理动手写作《死魂灵》第二部时，正是他的思想危机开始逐渐发展的时期。他在第二部里描绘了一些地主阶级寄生虫的形象，如懒汉坚捷特尼科夫等，讽刺的力量还是非常巨大的，大体上仍旧保持着部中的批判、揭露的倾向。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要在地主阶级寄生虫的世界中寻找积极因素，把他们塑造成理想人物，这些人物没有现实根据，破坏了艺术的真实，因而招致了他的创作上无可挽回的失败。
一八四七年一月，他出版了充满伪善说教的《与友人书信选》。在这本书里，他公开宣传斯拉夫派的反动主张，认为封建农奴制度是不可废除的，认为只要在道德上进行自我教育就可以弥补社会制度的缺陷。这本书出版以后，立刻博得了反动文人们的喝彩。他们高兴地看到，果戈理的灵魂得救了。他们包围果戈理使他脱离革命影响的罪恶计划终于收到了成效。连充当沙皇宪兵第三厅的特务、过去曾经大肆攻击果戈理的布尔加林，也假惺惺地引咎自责，说什么以前对果戈理的批评未免失之过苛了。
但是，当时俄国进步的舆论界对这本书是一致予以愤怒谴责的。别林斯基在一篇批评《与友人书信选》的文章里，指出果戈理落入反动文人们的陷阱，表示了万分的惋惜。一八四七年七月，别林斯基在德国萨尔茨堡养病时，又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了那封著名的《给果戈理的信》，这就是后来伟大革命导师列宁所说的没有遭受审查的民主主义出版物中好的作品之一。别林斯基在这封信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沙皇俄国的病根所在。他认为，当前重要、迫切的问题，就是废除封建农奴制度，摆脱专制政体、正教、国粹主义，而不是像果戈理所说的那样，要到神秘主义、禁欲主义里面去寻求出路。
果戈理的思想危机，充分反映了一个具有正义感的作家在旧社会中找不到明确的出路，因而陷入的彷徨、苦闷的心情。他对《死魂灵》的第二部进行过长时期的反复修改，焦思苦虑地企图表现客观的真实，但是因为摆脱不掉世界观中消极因素的影响，终于还是写不出他自己所满意的作品。一八四五年他曾经把原稿焚毁，重新从头写起。一八五二年一月，完成了第二稿，在病逝前十天又把它焚毁了。这个第二部现在幸存的只有初的几章。
一八四八年春天，果戈理到耶路撒冷去作了一次身心交疲的宗教朝拜。同年五月，回到了俄国。此后，他的健康日益恶化，一八五二年三月四日病逝于莫斯科。
果戈理在文学方面的成就非常卓越，他的小说和戏剧对于俄国文学的发展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别林斯基曾经说过，果戈理在俄国创造了新的艺术，新的文学；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曾说果戈理是俄国作家中伟大的一个，他认为世界上久已没有这样的作家，对于自己的人民，像果戈理对于俄国这样重要。
普希金和果戈理是俄国文学中的双璧。普希金在诗歌方面所完成的任务，果戈理在散文方面把它完成了。普希金也写过许多篇小说，但他主要的成就是在诗歌方面。由于果戈理的创造性的劳动，小说才开始在俄国文学中取得了支配的地位。正像普希金是俄罗斯诗歌的创始人一样，果戈理可以说是俄罗斯的散文之父。
果戈理从初的《狄康卡近乡夜话》开始，就大胆地把普通人民写进作品里，这在当时的俄国实在是破天荒的。出现在他的作品里的人物，都是些教堂差役、农村的小伙子和大姑娘们。作品里充满着纯朴的语言，丰富的幽默，给人以清新的感觉。果戈理的作品，一开始就和主张铺张堆砌、喜好陈腔滥调的贵族文学形成鲜明的对照。
《狄康卡近乡夜话》虽然也注意现实的描绘，但它更多偏重于浪漫主义的渲染。这以后，果戈理的观察、分析现实的力量更加成熟了；同时，他所接触到的现实也迫使他更加把注意力集中到生活粗野平庸的方面来。他在后来的作品中，继承普希金的优良传统，发展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从而加强了文学中的批判倾向。他不仅如普希金说的善于揭露庸俗人的庸俗，更重要的是，剖开封建农奴制现实的表皮，毫无顾惜地揭露它的庸俗、空虚、丑恶，赋予缠住人生的可怕的、惊人的琐事的淤泥以普遍意义，使人对不合理的社会秩序产生怀疑，从而充分发挥了文学的战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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