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说明
“外国文艺理论丛书”的选题为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由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组织全国外国文学专家数十人共同研究和制定，所选收的作品，上自古希腊、古罗马和古印度，下至二十世纪初，系各历史时期及流派最具代表性的文艺理论著作，是二十世纪以前文艺理论作品的精华，曾对世界文学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该丛书曾列入国家“七五”“八五”出版计划，受到我国文化界的普遍关注和欢迎。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各学科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为满足文艺理论界的迫切需求，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对这套丛书的选题进行调整和充实，并将选收作品的下限移至二十世纪末，予以继续出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二二年一月
再版前言
《诗的艺术》出版后，我在译文里发现了许多毛病：或者是原文没有懂透，或者忽略了原文的某些辞藻，或者过于中文化。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部，它综合了读者意见，给我提出了几条修改原则，深中肯綮。我就是根据这些宝贵原则把译文彻头彻尾地修改了一番。布瓦洛劝人：“还要十遍、二十遍修改着你的作品”，我这才修改第一遍哩。最遗憾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要我根据“法兰西大作家丛书”版修订，我千方百计地寻找都没有找到这个版本，只得仍以“多努”版为依据；希望再度修改时能有参考“大作家丛书”版的机会。
布瓦洛是讽刺诗大师，他的讽刺诗和赠诗有很大一部分都富有文学批评意义。若乘《诗的艺术》再版之便，增译他的讽刺诗二首（“自讼”，“韵与理之配合”），赠诗二首（“从批评中求进益”，“没有比真更美了”）；不但它们都能与《诗的艺术》互相补充，并且也是脍炙人口的诗篇，值得让中国读者尝鼎一脔。各诗形式与《诗的艺术》完全相同，所以译法也一仍旧贯。因是初稿，特别需要读者批评。
范希衡
一九六二年九月
译 本 序
十七世纪是法国专制政权登峰造极的时期。在国内，王权凭借市民阶级的力量，削平了贵族的叛乱，使他们俯首贴耳地寄食宫廷，制服了僧侣的跋扈，使他们绝对仰王权的鼻息，因而形成了路易十四所谓“朕即国家”的专制政治；在国外，连年与奥地利、西班牙、荷兰作战，获得许多重要城市和经济利益，建立了法国在欧洲的霸权。路易十四以太阳为王徽，获得“大君”的称号。当时的朝廷——先以之首相黎世留为首，后来是路易十四自己——有这样一个野心：欧洲最强大、文化最昌隆的国家，希腊之后要数罗马，罗马之后该数到法国了；希腊、罗马最不可磨灭的辉煌遗产是语言文学，而十七世纪初期在欧洲影响最大的语言却是西班牙文。为了继承希腊、拉丁文的传统，为了在文化方面夺取霸权，都应该使法国语言文学成为现代最完美的语言文学，所以黎世留建立了法兰西学院，路易十四和他的大臣富盖、柯尔贝尔等都竭力鼓励文学，保护文人。其结果，也真使法国语言文学发出灿烂光华，成为近代世界文化中最丰富的宝藏之一。
法国古典主义的文学是当时两大思潮发展出来的综合结果。一个是十六世纪的人文主义，它给法国诗人打开了古希腊、罗马的文艺宝库，扩大了他们的眼界，给他们提供了无数恢奇瑰丽的楷模；另一个是十七世纪上半期以笛卡儿为代表的唯理主义，它表现时代的精神，给法国诗人提供选材的标准，控制情感的力量。二者一经结合，古代的文学就给了当代人极大的启发：古代文学的理想和当代的实际结合起来，于吸收中有去取，于摹仿中见创造，自极个别的事物中求得最一般的性格，自极具体的现实中求得最普遍的真理，真的内容透过美的形式表现出来，于是形成了法国古典主义文学的特质。
我们在三百年后看法国古典主义文学，但见其纯一性。实际上在它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精神环境是十分复杂的。自十六世纪末期起就产生了对古代文学的奴性的摹拟，特别是在悲剧方面，仿佛当代文学只能是古人作品的翻译；另一方面自十七世纪上半期起就有人高唱崇今非古的议论，把荷马、维吉尔批评得一文不值，要创造基督教的新文艺，今人不但可以胜过古人，并且已经胜过古人。这是一套彼此相反的两极。在十七世纪的法国，宗教思想的气氛还很浓厚，特别是让森派盛极一时，他们提倡禁欲、苦修，反对在文学作品里写爱情，甚至反对文学作品中一切不合教义的情感；而另一方面却有许多作家迎合当时的风尚，写了许多绮丽风流的诗和小说，有时迎合低级趣味，猥亵不堪。这又是一套彼此相反的两极。在语言方面，十六世纪法国各省的语言随着各作家大量地应用到文学作品里，可以说“国语”还没有完全形成，再加上随着文艺复兴而来的希腊、拉丁辞语经作家生吞活剥地援用，更使法国文字光怪陆离，这个风气直到十七世纪初期还在继续；而在另一方面，十七世纪初期也就开始了文字中的典雅派和雕琢派。典雅派规律过严，使法文的词汇日渐贫乏，日渐枯槁；雕琢派则讲求纤巧镂刻，伤害文字的明白畅达性。这又是一套更复杂的对立的两极。古典主义文学就是在这些重重矛盾中成长起来、壮大起来的。它采取“中庸”之道，所谓“中道而行”。然而“中道”并不是折衷，更不是调和，相反的是斗争，是激烈的、两面作战的斗争。在这场复杂的斗争中，布瓦洛在澄清文字，奠定古典主义文学基础方面是起了巨大作用的。他的《诗的艺术》可以说是古典主义的法典。
......
最后应该声明，《诗的艺术》的形式是和内容密切配合着的，作者以优美的诗句表达着他那斩钉截铁的思想。我打算译的时候，很踟蹰了一下：如果译成散文，则原文的精神要失去一半；如果译成诗，则中国新诗还没有定式，怎么能达到原文诗句那样整齐、斩截与和谐呢？最后只好利用中国传统的七言诗句，双迭着，以十四字译十二音，每句在当中也布置一个停歇，韵脚努力以罗马拼音为准，两句一换。这样在表面上似乎也整齐、斩截了，但因为中文都是单音字，不免失之于呆板，而且究竟是翻译，要以“信”与“达”为主，因此节奏的雍容、音律的和谐都谈不上了。
《诗的艺术》的版本，我手边有四种：其一是多努（Ｄａｕｎｏｕ）编的《布瓦洛全集》本，一八二五年巴黎杜蓬书局（Ｄｕｐｏｎｔ）出版，里面集名家评注甚多，圣勃夫曾誉为善本。其二是哲鲁采（Ｇérｕｚｅｚ）评注的单行本，一八五八年巴黎阿舍特书局（Ｈaｃｈｅｔｔｅ）出版，注释中多骂浪漫派的毛头小伙子，因此这个版本还是文学革命时代伪古典派的遗物，颇有史乘意义。其三是法国现在通行的教科书《布瓦洛选集》本，文学史家代格兰日（Ｄｅｓｇｒｎｇｅｓ）编注，一九一八年巴黎哈铁书局（Ｈａｔｉｅｒ）出版，注释虽详，不免学究气。其四是现在通行的《大众古典文学丛书》里的与《经吟》合刊本，代尔密（Ｄ’Ｈｅｒｍｉｅｓ）注，巴黎拉鲁斯书局（Ｌａｒｏｕｓｓｅ）出版，无出版年月；评注虽较肤浅，但甚详细，且无宗派成见。关于原文的字句行款，我们以第一种版本为依据；注则以第四种版本为主，参照其他三种，但是我们增删融合的地方很多，且除作者原注外都不是译，故不一一注明出处。
为帮助读者对布瓦洛的了解，我们附译一篇《布瓦洛评传》。后人为布瓦洛作传的很多，圣勃夫一人就写了两篇。我们特选他的第二篇，是因为这篇是一八五二年他在浪漫派斗争结束后头脑冷静时写的，比较公正，虽然没有年谱性的行述那么详细，见解却富于启发性。
《诗的艺术》本身就是一部不易懂透的经典著作，何况以诗译诗。译者深知这是一个冒险的尝试，自己先就不满意于这尝试的结果，不用说，他是热烈期待着读者的批评和指教的。
范希衡布瓦洛评传本文原载一八五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的《宪政报》（ｌ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ｎｅｌ），后收入《月曜日丛谈》第六册。
圣勃夫
......
公众却愤愤不平，偏为之赞赏不置。见“自讼”，第231—234句。《熙德》是高乃依成名的作品，法国古典悲剧中的第一篇名剧，为法国整个的古典悲剧奠定了基础。剧中主人翁就是罗狄克和施曼娜。这篇悲剧上演后，首相黎世留策动批评界群起反对，并策动法兰西学院严厉审查，遂演变成文学史上著名的“《熙德》之争”。代表学院写“学院对熙德的意见”的正是前面提到的那个沙伯兰。这是多么激昂慷慨的语气呀！那皱着的眉头又变得多么眉飞色舞呀！他那灰色瞳人的眼睛里闪烁着一颗泪珠；这时他的诗句才真正是健康的讽刺诗句，被良知之光纯化了，因为，他的良知，由于热力的不断增高，是能向四周辐射、放出光明来的。我们在这里还应该把《菲德尔》菲德尔（Phèdre）是希腊神话中人物，拉辛继欧里庇德和色内克之后用这故事写成了他的名剧《菲德尔》；在性格的描写方面和诗句的美丽方面应推为拉辛的杰作，但在上演时却遭到失败，因为当时的旧派文人联络着许多权贵，组织了一群观众来打击这个悲剧。但最严重的威胁是来自御港修院方面。御港修院是任色尼派的大本营，集中着当时的许多博学之士，提倡基督教的严酷教义，劝人苦修，反对文艺中描写爱情。许多第一流作家如巴斯加尔等都成为这一派的护法。布瓦洛和拉辛原都是这一派的朋友，但是布瓦洛并不同意任色尼派的文艺见解，拉辛自写爱情的悲剧以来也渐渐和任色尼派疏远了。这次《菲德尔》之争，任色尼派当然是站在反对方面的。不特为着取得斗争的胜利须要获得任色尼派的谅解，拉辛自己也颇自悔写了许多爱情悲剧，很想回头来皈依任色尼派，和这一派的学者们言归于好。当时任色尼派的领袖是大学者阿尔诺（Arnauld），拉辛与阿尔诺之间的转环工作是布瓦洛做的。经过布瓦洛煞费苦心的努力，阿尔诺不对《菲德尔》作出指摘的批评，而拉辛从此以后也就放弃了爱情剧。演出后（1677年）他写给拉辛的那首赠诗指“从批评中求进益”。拿出来从头到尾重读一遍，这首诗是他那正义感的最辉煌、最完美的成功，是批评诗的杰作，在这篇杰作里，诗情既善于变化，同时又是显赫的、激扬的、和谐的、动人的，充满着兄弟般的友情的。我们特别要重读一遍追述莫里哀之死的那几句好诗见“从批评中求进益”，第19—39句。大喜剧家莫里哀的戏剧充满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肆力攻击无知的贵族，狂妄的市民，伪善的宗教家，雕琢派的才子，以及当时的一切颓风败俗，所以生前不断地遭到这班人的围剿，赖有路易十四的保护和第一流诗人如布瓦洛等的支持，才能幸免于祸。但是莫里哀一死，国王也就立刻对他冷淡了，许多怀恨的教士和贵族反对给他公开举丧，不准他以宗教仪式入葬，他的妻哀恳国王，好容易才获得小小的一块墓地，只准两名教士和几个生前好友在黑夜里把棺木送入坟茔。布瓦洛回忆莫里哀，特别拿这件事发端，正是以哀叹出之，可谓“未歌先咽”，无限深情。，在这几句诗上布瓦洛必然滴下了一颗眼泪，一颗报仇的眼泪，而当他在这首赠诗的末尾回到自己身上，并回到他的敌人身上的时候，他说：拜兰赏我们的诗于我们何足重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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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瓦洛老来满肚子牢骚，他在那时就已经有大雅陵夷之感了，谁愿意听他说话他就宣布法国诗坛正在推下坡车。当他一七一一年三月十三日去世的时候，他对他的同辈和后辈的人们早已感到灰心和失望了。这种看法是不是纯粹由于他的老悖呢？假使布瓦洛在十八世纪的中叶或末叶复生了，请你们想想，他会对于当时的诗坛作何感想？我们再假定他复生在帝国时代指拿破仑一世称帝时期（1804—1815）。，请你们也想想他会有什么样的看法。我总是觉得，当时援引布瓦洛的权威最热烈的人们无疑地不是布瓦洛会引为同调的人们。在十八世纪，把布瓦洛作为诗人而感觉得最真切、注释得最正确的，还是要数雷伯兰雷伯兰（Le Brun，1729—1807），法国抒情诗人，自号雷伯兰·班达尔（LebrunPindare），以希腊的大抒情诗人班达尔（公元前521—前441）的继承者自命。他的抒情诗在十八世纪那种情感枯燥的时代还算是比较好的，但是才力不够，远抵不上后来浪漫派的抒情诗。，而雷伯兰是安得烈·舍涅安得烈·舍涅（André Chénier，1762—1794），法国十八世纪最伟大的诗人，摹仿古代悲歌及牧歌而能独出心裁，风格清纯，意境新颖，做“旧瓶装新酒”的工作而获得极大的成就，开了十九世纪浪漫派的先河。的朋友，是那班庸俗诗匠们诋为过于胆大的一个人。真正说来，布瓦洛比安得利约安得利约（Andrieux，1759—1833），诗人、喜剧家及寓言作者，浪漫派文学革命时期的古典派，即守旧派。之流所想象的要豪迈多了，新多了，但是这些无明确目的、无解决可能的假定，我们丢开不谈吧，我们还是实事求是地正视着今天形成的这种在破碎和紊乱状况中的文坛事物吧！既然我们都是孤立的，无能为力的，我们只有接受着这些事物，连同它们的分散和混乱在内，连同大家的错误，包括我们自己过去的错误和偏差都在内。但是，尽管文坛现状是如此，我还希望凡是自觉具有布瓦洛一类人的见识和勇气的人们都不要软弱下来。因为，社会上有一种人，当他们在身边发现了不管是文学上或是道德上的一个弊病、一件蠢事的时候，他们就保守着秘密，只想着怎样去利用这个弊病或蠢事，以别有用心的谄谀或勾结，从从容容地从这个弊病或蠢事中求得实际生活上的利益。大多数的人都是如此。不过，也还有一种人，他们一看到这种谬误和这种伪善的同恶相济，便要和它们作斗争，在他们所感到的真理以任何一种形式完全拿出来、说出来之前，决不甘休。我们还是做这一种人吧，不管是在音韵的问题上或者在比较更重要一点的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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