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导言
陈 斐
近二三十年来，在中国文学的次级学科中，恐怕没有哪门学科像文学理论那样饱受非议且充满身份焦虑。研究古代文学的人，指责它忽视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中国性和发生发展的古典语境，难以指导研究工作。从事当代文学批评的人， 它脱离当下文学实践，未能及时吸纳并升华当代文学 经验。甚至连致力于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也自叹患了集体失语症：中国现当代文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化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1当我们要用理论来讲话时，想一想罢，举凡能够有真实含义的或者说能够通行使用的概念和范畴，到底还有几多不是充分洋化了的（就算不是直接抄过来）。如果用人家的语言来言语，什么东西可以算得上是中国自己的呢？
为了走出失语困境、建构合法身份，文学理论界瞩目于中国古代文论，提出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化之命题。这当然是合理的，然绝非一蹴而就。如果我们不改变观照、阐释传统文论的立场、视角和方式，就贸然转化，后看到的、得到的不过是自己现在颇不满意的那副形象的影子的影子 而已。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开篇即说：中国史家，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主义者，在重建他们自己过去的历史时，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依靠从西方借用来的词汇、概念和分析框架，从而使西方史学家无法在采用我们这些局外人的观点之外，另有可能采用局中人创造的有力观点。这提醒我们，在转化之前，首先要放下成见、脱离以往局中门外汉的尴尬处境，对传统文论做一番重新阐释和评价的工作，以认清自家真实、本来的面目。
蒋寅教授借用柯文的说法，将这一工作称为在中国发现批评史。他在《文艺研究》2017 年第 10 期发表的《在中国发现批评史清代诗学研究与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传统的再认识》一文中，凭借自己多年从事清代诗学研究的丰富积累， 纠正了近代以来海内外学界流行的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三个偏见：，中国文学批评属于感悟式、印象式的；第二，没有成系统的理论著作；第三，缺少真正科学意义上的理论范畴， 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命题。他指出，自近代以来，古代文学批评史乃至文学史研究始终是前重后轻、前实后虚，对明清以来关注不够；这些偏见指涉的对象基本只限于唐宋以前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未能注意到明清以来文学理论、批评的长足发展所带来的言说方式、著述形态和话语特征的变化。其实，清代诗学在理论与批评两方面都清楚地显示出学理化的自觉，有许多有系统有条理的作品，如焦袁熹《答钓滩书》是迄今所见全面地论述清这一重要诗美概念的长篇论文。这启示我们，清代诗学乃至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传统，存在一个重新认识、重新发现的问题。由于该文涉及中西文学理论的沟通和对话、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等重要命题，呼应并推进了三大体系建设，故在发表后引起广泛反响，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2018 年第 1 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8 年第 2 期）和《新华文摘》（2018 年第 7 期）等多家刊物予以转载，并被评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优秀文章。
蒋寅不仅以敏锐的学术嗅觉、扎实的学术素养提出并论证了在中国发现批评史之必要，而且以具体而带有新意的研究，为如何发现做了颇有启示价值的探索。他在中国发现批评史的条探索之旅，是重新梳理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概念和命题，撰著了《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中华书局2003 年版）一书。蒋寅选择研究的题目，有些很少有人涉及， 有些虽已被谈论得很多，但其提问的角度和得出的结论却足成一家之言，使用的材料有不少更是他在阅读中首次发掘出来的。而且，他倾心于一种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强调
在理论的历史展开中把握其发生、发展、转变的逻辑进程。在《文艺研究》2000 年第6期首发的《至法无法：中国诗学的技巧观》一文中，蒋寅讨论的是中国古代诗学在技巧问题上的终极观念至法无法。这一命题虽然重要贯穿于中国文学各部门的技巧理论尤其是诗论中，深刻影响着古代诗论家对文体、结构、章法、声律、修辞等一系列问题的基本看法， 但因为材料分散，学界论述很简略。蒋寅不仅勾勒了至法无法命题形成、演变的过程，初步探讨了其哲学内涵及思想渊源，而且通过古人在起承转合和古诗声调论两个问题上的典型态度，说明了至法无法观念在传统诗学中的实际表现。文章发表后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1 年第2期转载，被黄天骥等学者引用 48 次，颇受好评。
蒋寅在中国发现批评史的第二条探索之旅，是研究清代诗学史。他在《文艺研究》陆续发表的《冯班与清代乐府观念的转向》（2007 年第 8 期）、《纪昀的诗学品格及其核心理念再检讨》（2015 年第 10 期）、《正宗的气象和蕴含 沈德潜新格调诗学的理论品位》（2016 年第 10 期）等文，都是其阶段性或延展性成果。他将进入历史的过程作为研究目标，力图呈现中国诗学在清代近三百年间的逻辑展开和层累式的演进过程。同时，蒋寅心仪文艺学和文献学相结合、诗歌史和诗学史相融合的治学境界：在研究清代诗学史之前，他做了地毯式的普查工作，撰成《清诗话考》（中华书局 2005 年版）一书；诗歌史研究的储备不仅使他能够更好地领会古典诗学的奥妙，而且使他能够在理论、批评与创作互动的整全生态中把握诗学问题，这使他研究的诗学史，是融观念史、批评史和学术史为一体的工作，它和清代诗歌史、批评史及学术史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也可以说正是在三者的互动中展开的。比如，既往研究大都将沈德潜看作格调论的代表。蒋寅的《正宗的气象和蕴含沈德潜新格调诗学的理论品位》一文，在全面爬梳沈德潜诗论的基础上，指出沈德潜实际上很少使用格调一词。由此切入，他联系中国诗学格调范畴的演变史、明清诗学发展的历史背景和当时诗坛的舆论氛围，对沈德潜诗学观点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认为其诗学与其说是一种格调理论，还不如说体现了格调派的观念。沈德潜吸收神韵概念提升理论品位，以折中的思维方法避免明代格调派的主张和狭隘倾向，以襟抱、学识充实主体蕴含，突出伦理性要求，总结前辈研精诗律的真知灼见以弥补明代格调诗学在声律方面尚停留于朦胧意识的不足，终从有法到无法、从美学的高度论述诗学原理问题。再如，纪昀是清代乾隆朝学术、文化界执牛耳式的人物，曾多次担任乡、会试考官，并屡次出任武英殿、三通馆纂修官，四库全书馆总纂官等官方大型文化工程总负责人。其诗学主张随着《四库全书》的流播，影响有清一代甚大。然而，学界对其诗学思想的研究比较简单、平面化，人们大多将纪昀看作儒家意识形态的捍卫者和官方文艺思想的宣传者，对其诗学话语言说的语境关注不够。蒋寅的《纪昀的诗学品格及其核心理念再检讨》一文，联系乾隆朝诗学言说、流变的大背景，对纪昀诗学的折中立场及具体理论展开、纪昀对儒家诗学话语的重塑和改造做了新的分析和评价。这些研究，都是在更广阔的视野下考察具体的诗学问题，往往能够兼顾纵、横两个维度的会通，既见渊源流变，又察互动对话；不仅阐明诗论家说了什么说得如何有何意义，而且用话语分析的方式说明其怎么说的为什么要这么说，可谓较好地达到了蒋寅预设的在许多老生常谈的问题上拿出自己的独到看法之目标。
蒋寅坦言，自己更欣赏那种追求无用之用的治学态度，那是一种超然的审美的态度，一种为好奇心驱使的求真的态度，发自对研究对象的浓厚兴趣和热爱。对当今学界而言， 这种超然无用的在中国发现批评史的探索之旅，应该是更为切实的当务之急，更能在真正意义上推进富有民族思维特色和文化性格的本土文学理论建设，实现无用之大用，因为
每门科学的完成往往无非是其历史性的哲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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