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导言
李松睿
都是些空话，空话，空话。[1]
当波洛涅斯询问哈姆莱特手中拿着的那本书的内容时，丹麦王子说出了上面那句著名的台词。这既是在怀疑用文字写就的书籍的实际功用，也是对哈姆莱特自身命运的某种预示。因为没有人比哈姆莱特更懂得用语言去攻击和嘲讽别人，在这方面，哈姆莱特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大师；但同时，也没有人比哈姆莱特更沉溺于空想，更拙于行动。终，复仇行动因为丹麦王子的不断延宕惨遭失败，而这出戏也因此像大多数悲剧那样，在落幕时舞台上躺满了死尸。
莎士比亚笔下的这句台词，代表了某种广为流传的观念：文字（words）不过是一连串虚无缥缈的符号，它或许会因为华美的修辞而摄人心魄，但由于它无法让自己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毫无实际功用，不过是漂亮的空话（words）而已。这一观念，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笼罩着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当代文学研究天然地与文学批评有着一定的亲缘关系，在它状态好的时候，它或许能够对文学创作进行指导，以至影响创作潮流的走向，但在很多情况下，它却不过是创作的某种附庸。在面对具体的文学作品时，当代文学研究界给出的解释往往是横看成岭侧成峰。也就是说，当代文学研究的成果在很多时候只是某种印象或意见，受到时代背景、知识结构、思想观念以至个人趣味的深刻影响，因而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很难为学界贡献出确切、坚实的知识。所谓诗无达诂，固然可以为这样的研究路数提供近乎无懈可击的辩护，却无法阻止学界同行用带有疑问的眼光上下打量当代文学研究者。这或许就是中文系内部隐秘流传的鄙视链（搞古文字的看不起搞古代文学的，搞古代文学的看不起搞现代文学的，搞现代文学的看不起搞当代文学的）的由来。
而正是洪子诚教授的相关研究，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不再仅仅以文学批评的面貌出现，获得了进行历史化研究的全新路径。在笔者看来，洪子诚治学的特点是暂时搁置对文学作品的审美判断和各式理论的征引，将文学作品、文学现象以及相关问题还原到历史语境中，使其从审美对象转化为历史化研究的材料。应该说，审美判断是文学研究重要的主题之一；运用理论重新打开文本，也能够极大地拓宽研究者的视野。这样的研究方式本身自有其价值，也是当代文学研究的主流方式，只是洪子诚不想加入这样的合唱之中，而更愿意选择探索一条新路。因此，洪子诚不愿意，或者说暂时搁置探讨一部作品究竟写得如何，而是去考察作家在何种语境下创作了这部作品，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又受到哪些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从而打开了全新的研究视野。正是这一视野的开拓，使新中国成立后文学组织机构的设立、不同等级的文学期刊、相关文学讨论背后的政治动因等问题，都成为研究的对象和材料，让当代文学研究逐渐摆脱了被人诟病为空话的命运，建立在更加扎实的基础之上。
本书所收录的两篇论文，就鲜明地体现了洪子诚的这一研究方法，同时也显现出他近些年研究兴趣的转向。
篇论文《红、黄、蓝：色彩的政治学1958年红色文学史的编写》原刊于《文艺研究》2020年第 11期。这篇文章是洪子诚对北京大学中文系 1955级学生编写
《中国文学史》教材（以下简称55级文学史）的经过及背景的回顾。全文共分为八个部分。部分介绍了教材编写的背景：反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运动；第二部分分析了集体写作的基本原则，并指出在编写55级文学史过程中形成的写作原则，对当代文学研究以至中国当代学术研究影响深远；第三部分介绍了55级文学史出版后的广泛影响；第四部分以何其芳为中心，分析了古代文学研究界批评55级文学史的思路和立场；第五部分单独拿出中间性作品概念，分析古代文学研究界如何利用这一概念，抢救某些无法在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中获得较高评价的古典作家，同时指出当代文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中间人物论，直接来自古代文学研究界的这些争论；第六部分介绍了黄皮本《中国文学史》诞生的背景；第七部分回顾了周扬主持的全国高校文科教材编写工作和蓝皮本《中国文学史》的诞生；第八部分被命名为余波，介绍了费振刚、谢冕、黄修己等当事人在数十年后对55级文学史及编写过程的思考。55级文学史在中国文学研究界影响深远，亲历者亦有很多言说，洪子诚作为1956级学生，虽然没有亲身参与学长的这项工作，但他在这篇论文中借助历史化的研究方法，细致梳理了20世纪 50年代《中国文学史》教材的编写过程，不仅梳理了历次修订的基本情况，还通过全面占有相关史料，揭示教材编写背后相关人士对诸如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文学史、如何处理文学史发展事实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龃龉、怎样评判非无产阶级创造的文学遗产等根本性问题的思考。也就是说，这篇论文看似介绍了一本中国文学史教材的编写和修订过程，但实际上更呈现了一个特殊时代思考文学的独特氛围。
第二篇论文《死亡与重生？当代中国的马雅可夫斯基》原刊于《文艺研究》2019年第1期。这篇论文延续了洪子诚此前开展的阅读史系列研究，继续探讨那些 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其思想、经历有着重大影响的作家、作品。而
这一次，洪子诚选择考察的对象是苏联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
基。这篇文章共分为五个部分，部分呈现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坛对马雅可夫斯基热情译介、接受影响的情况；第二部分分析了马雅可夫斯基在苏联的境遇，以此为基础指出中国读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能片面了解马雅可夫斯基的情况；第三部分介绍了中苏交恶如何使得中国读者不再谈论马雅可夫斯基，而文革结束后，中国人又在何种语境下重新重视这位诗人；第四部分探讨了当马雅可夫斯基更加全面的信息被介绍到中国之后，中国文坛对这位诗人的复杂态度；第五部分则分析马雅可夫斯基自身的复杂性，他的命运与 20世纪错综复杂的政治之间的关系。读者会发现，洪子诚在文章中丝毫没有讨论马雅可夫斯基诗歌创作的特点和价值，而是细致辨析不同历史时期制约人们理解马雅可夫斯基的社会条件，呈现时代语境的改变如何全面改写了马雅可夫斯基在读者心中的形象。而正是在马雅可夫斯基从革命诗人到爱情诗人的变化过程中，时代与历史的复杂信息，已经被洪子诚以独特的方式捕捉到了。
相信读过本书收录的这两篇论文后，读者还会注意到洪子诚带有鲜明个人印记的叙述风格。表面上，作者只是按照时间线索，用清晰、朴素的语言，详细罗列与研究对象有关的各类史料，呈现的主要是扎实的材料功夫。但在叙述的字里行间，洪子诚其实内蕴玄机，有着自己清晰的好恶和价值判断，只是他更愿意以一种内敛的方式进行表达。例如，在谈到中国当代诗人受到马雅可夫斯基政治诗的影响时，洪子诚指出：狂热的革命正好是政治诗滋生的丰厚土壤，马雅可夫斯基的那种诗歌体式继续拥有极强的生命力。红卫兵战歌，郭小川、张永枚等人这个时期的诗，工农兵学员的《理想之歌》，文革后到80年代初贺敬之、张学梦、叶文福、骆耕野、曲有源、熊召政等人的创作，都受到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这显然是对文学史事实的客观叙述，不过在这段引文之后，洪子诚马上加了一句：自然，这里列举的诗人、诗作的思想艺术水准高低互见，甚或差距悬殊。在这里，作者没有对任何作家、作品进行评价，但平实的语言背后，已经将褒贬融入其中，颇得春秋笔法之妙。再比如，洪子诚谈及何其芳批评55级文学史用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为线索叙述文学史，极大地简化了文学史的复杂面貌时，看似高度肯定何其芳的观点和贡献，不过他很快就补充说：何其芳的看法相信会得到众多学者的首肯，但在当时，这样的批评却不是谁都可以做的，眼界、才情等不说，更需要相应的身份和资格。一句简短的评论，却不动声色地揭示了那个年代学术讨论背后的权力结构，让人不由得停下来玩味其中的深意。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洪子诚能够在以呈现史料见长的文字中，化入带有较强文学性的段落，使论文不仅在表达观点、梳理材料，更成为展示个人才情的文章。如在《死亡与重生？当代中国的马雅可夫斯基》一文的结尾，作者忽然从史料中宕开一笔，谈到马雅可夫斯基纪念馆的外墙装饰物。在今天，那是一个巨大的俄文我，而根据霭尔莎·特丽沃蕾在 20世纪 30年代撰写的《马雅可夫斯基小传》，那上面则是一首诗：
我的作为诗人的响亮的力量
整个给了你，
战斗的阶级。
在这里，墙上的标语由带有强烈集体主义色彩的阶级，变为打上个人主义烙印的我。洪子诚借助这两个具体可感的意象，让读者清晰地体认到被时代所裹挟的诗人，其面貌如何被时代所改写。
限于《文艺研究》小丛书的体例，这篇《编者导言》无法完整呈现洪子诚教授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特点。好在，本书还收入了原刊于《文艺研究》2010年第 6期的访谈《穿越当代的文学史写作洪子诚教授访谈录》。在这篇访谈中，北京大学中文系贺桂梅教授从求学经历、学术思想发展、研究兴趣转变以及治学方法等方面向洪子诚提问，后者对此进行了非常认真的回答，相信读者可以从中收获更多的东西。
[1] [英]莎士比亚：《哈姆莱特》，朱生豪译，载《莎士比亚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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