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国内能源供求形势发生较大变化,逐渐从能源出口国转为能源净进口国。其中,煤炭的对外依存度比较平稳,但石油对外依存度近年来已经超过7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已经突破40%,能源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当今的能源安全已经不是简单地由需求、供给决定,其中经济、环境和社会等非传统安全因素已经在对能源安全产生着重大影响。中国作为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对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消费需求不断上升,保障能源安全已成为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和谐社会发展目标的重要基础和关键因素。
本书首先基于传统的产业链视角进行了能源安全水平的测度和国际比较,然后在非传统安全视角下,对能源有关的经济安全(供给安全、消费安全和贸易安全)、环境安全和社会安全进行了测度和国际比较,并分能源品种、国内主要区域的能源安全以及能源环境安全、贸易安全进行了重点探讨,其次,本书还对能源外交关系、企业对外并购等主要能源安全保障措施的提升效应进行了检验和机制分析,后,我们对美国、日本和欧盟等主要国家在能源安全保障方面的实践经验进行了分析,并结合中国实际提出有助于提升我国能源安全水平的对策建议。
研究发现:,基于产业链视角的能源安全测度表明,我国在能源安全水平逐步得以提升的同时,在能源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依然存在着较多问题。制约我国能源安全的因素主要为中国人口和经济规模大所带来的较大的消费需求,国内石油资源供不应求,已探明储量较低;国内价格形成机制尚未实现完全市场化,缺少国际定价权;进口集中度较高,易受出口国证据稳定和外交关系的影响。第二,基于非传统安全视角对中国石油安全水平现状及国际比较研究发现,我国石油和天然气安全水平有所改善。石油和天然气的经济安全水平属于中等偏上的位置,特别是在近几年有显著提升。其中,供给和消费安全水平相对较低;贸易安全水平与其他国家差距逐步缩小,各项安全保障措施效果显著;社会安全水平波动幅度较大;环境安全水平明显提升,但是与其他国家相比仍然偏低。第三,我国区域能源供给安全研究表明,我国主要能源供给省份能源供给安全水平呈上升趋势,但存在有效能源供给的宏观管理不足、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能源供给依赖加深等问题。第四,中国能源环境安全水平的定量评价表明,中国能源环境安全的发展整体呈现改善趋势,且近年来又有所下降;中国能源与环境面临的压力在逐渐增大,主要来自能源消费规模的扩大、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增长以及化石能源消费占比的提高。第五,当国际能源价格处于低位时,国内外能源价格差异并未能有效促进中国商品的出口贸易,能源价格差异没有带来充分有效的价格溢价以至于不足以影响中国的对外贸易;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会加强能源价格差异对比较优势的影响,从而能进一步扩大能源价格差异带来的出口贸易促进效应。第六,现有能源安全保障措施的提升效果检验表明,双边政治关系改进不仅对我国石油进口数量和价格存在显著的影响,而且也会影响我国能否从某国进口原油的可能性,能源外交是提升石油安全的有效途径之一。政治关系改善对我国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进口原油贸易情况具有更显著的影响,对我国自其原油进口规模较大或较小的国家和地区的影响较为显著,自身贸易规模越大的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能源出口受政治关系的影响为显著;中国石油行业的对外并购对我国石油进口有正向影响效应;从短期来看,在对外并购项目数较多的国家并购显著地提高了我国原油进口的稳定性,但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种行为也会带来石油进口价格上升的风险;对外并购金额或规模较大的国家进口价格有下降的趋势,但影响并不显著;当地石油资源越丰裕,则会降低我国在当地并购投资所带来的进口贸易规模效应,但会降低进口价格提高的可能。此外,本书还从能源科技战略、能源管理机构与模式、能源储备体系建设、能源财政税收体系、国际合作以及信息公开透明等方面,重点对美国、日本、德国等主要能源生产和消费国家的做法和经验进行分析。
基于上述理论研究、经验检验和政策分析,我们认为:为了有效提升我国能源安全的保障水平,我国应通过在能源供给方面深化能源市场化改革、推进能源供给侧改革、提升战略能源储备等,在能源消费方面降低石油消费强度、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使用,提升我国能源供给、消费、环境等安全水平,同时在国家层面加强能源产业的立法、推进能源管理机构改革、建立健全能源科技研发体系、实施和完善有效的财政税收金融政策,在企业层面丰富国内外企业合作经营方式、推进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共同走出去、对外投资目的地多样化、加强对外并购的风险控制和可行性研究,加强企业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在国际合作方面坚持进口来源地多元化、运输通道多元化、合作机制模式多元化为特点的能源外交,提升双边政治关系,利用好一带一路打造的多元化便利化平台,积极发展和建设能源互联网,努力实现信息技术与能源科技的深度融合,打造国际合作中的能源安全保障共同体。
本书为作者在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博士后出站报告、中国博士后基金第58批面上基金项目(2015M580166)成果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的成果。首先,特别感谢博士后合作导师宋泓研究员,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贸易室东艳、倪月菊、高凌云、马涛、苏庆义、张琳等,感谢他们在我博士后期间的学术研究和生活给予巨大的帮助和支持。其次,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薛静静、江西财经大学研究生卢波、倪何永乐、任金鑫、熊燕、方荷琴、王锦江等为本书部分章节的撰写提供了研究支持,在此也一并表示感谢。后,本书出版特别感谢江西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吴朝阳院长、中国商务出版社郭周明社长、张永生编辑等在本书编写与出版过程中的热情帮助和耐心指导。
作者
20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