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学鸿儒与清初学术转变_赖玉芹著_9787500483786

博学鸿儒科是康熙十八年清政府为了笼络山林隐逸和名儒硕彦而增开的一个特殊的制科，用以消弭士人与清廷的对抗情绪，达到稳定统治的目的。该书从三个大的方面来探讨康熙时期的博学鸿儒及其与清初学术转变的关系等问题。首先，通过考察博学鸿儒群体审视士人与清廷的关系，探寻促成学术转变的外在因素。其次，通过对鸿儒代表的个案研究，论述其学术转换的轨迹和所起作用。最后，综论博学鸿儒在清初学术中承上启下的转换作用。

    在全球视野下，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脉络。这一脉络既与王朝的更迭有着密切的联系，又不完全随着王朝的变化而变化；既与社会的重大转换构成互动，又有着相对独立的品质特性。然而，无论哪个历史时期，学术思潮、学术活动以及学术群体都是我们考察国家、社会与时代的有效视角。
    清代学术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领域。从早期章太炎、刘师培对清学的关注，到梁启超提出“清学之出发点，在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动”，清学“理学反动说”遂成为学术界对清学的一种代表性评价。此后，又有钱穆的“每转益进说”、余英时的“內在理路说”。学人们或赞成，或反对，人体无出以上几种观点。其实，清代学术体系庞大，內容繁杂，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性。过多地进行简单梳理，容易使我们的研究走向空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我们进一步做的研究工作应该是切入更具体、更深入的层面。
    清初学术，上承明代理学，下启清代考据学，成为明清学术转換的重要关节点。然而，由于社会的变动，学术演进在这个历史阶段呈现一种多元的态势，其走向也因此呈现出复杂甚至捉摸不定的状貌，学术界的评价也因此各执一词。我们无须纠缠于诸如清初学术发展的主流究竟是什么、清初学术的实质是什么等问题上，而应从不同的侧面去揭示这个时期学术发展的内在动囚、路径以及上下对接情形。任何一个重大历史问题，在发生与演变过程中，都会触及和关联社会的诸多方面，这也便给我们提供了考察问题的诸多视角。
    随着社会史的崛起，史学研究的领域与视角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在学术史的研究中，出现了不少方法的探索与观点的创新。仅以美国学者艾尔曼的《从理学到朴学一一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一书为例，该书融汇学术史与社会史，对于明清之际从理学到朴学这一学术转变的外在学术背景与內在学术理路进行丝丝入扣的分析。

    确为笃论！明末清初的学术思想的演变，受明朝危亡、明清易代、异族入主等时事的影响甚大。那么，由清初恢弘博大的学术到乾嘉考据学的炉火纯青，其间，又受什么时事和人事的影响呢？以往许多学者分析认为是文字狱的迫害和清廷的高压所致。事实上，在康熙朝的中后期（“戴名世狱”以前），对汉人的思想控制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恐怖，而是出现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时期，这就有必要对康熙的文化政策作具体的分析。其中，博学鸿儒的征召，是其崇儒右文之文化政策的重大举措，对当时的学术发展的影响不可小觑。
    从学术思想的发展来看，步人清代，高度发展的宋明理学逐渐衰落了。在动荡变革的历史时代，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众多的思想家、学者在反思和救亡图存的过程中，承袭着明末东林党人的“由王返朱”修正王学的思想脉络，继承和发挥了明末经世致用和实学思潮，着手于崇实黜虚的救亡实学，将理学由“尊德性”转向“道问学”的层次，由重义理的发挥转向对经典的阐释，开启了经学的时代，将学者的注意力引向了文献典籍。到了乾嘉时期，经史考据，风靡学界。文字、音韵、训诂、辑佚、目录、版本等学问迅速发展，蔚为大观，成为清代最具特色、成就巨大的学派。那么，从顾、黄等大师到乾嘉学者其间几十年的时间里，经历了怎样的学术转换和承接过程？由哪些人来具体承接？
    笔者将目光集中到受顾炎武、黄宗羲等大师深刻影响的学者以及活跃在当时学界的人物诸如阎若璩、胡渭、万斯同等人身上。大致分析顾、黄等大师及阎、胡、万的交游状况就会发现，他们与博学鸿儒朱彝尊、潘未、毛奇龄、汪琬等人往来密切，不断切磋学术。而且，都在博学鸿儒开科期间会聚京师，参与《明史》、《一统志》的纂修。笔者将他们称为鸿儒一代学人，并将之与顾、黄等大师区别开来。因为两者的学术风格、研究宗旨、研究内容既有相同之处，有承袭，更有迥异之处，发生了由通经致用之学向经史考据之学的转变。鸿儒一代的学者，开始注目于经史的考据，致力于对传统学术的整理、总结，经世致用精神和民族思潮淡化了。学者们以经学为己任，具有保护文献的高度责任心，其兴趣开始在“道问学”中寻求知识本身的意义和价值，他们直接开启了乾嘉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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