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问·国文课：中国文脉十五讲（龚鹏程作序，毕飞宇、余世存、马未都、严锋、钱文忠推荐，梳理中国文脉，重树国文正统。）_徐晋如著，大学问出品_9787559849144

《国文课》是一部新见迭出的中国古典文学史。儒家学者、诗文大家徐晋如三十年积淀，从《诗经》讲到明清传奇，依本儒家诗教观，指出诗古文辞才是中国文学的正脉，风雅是中国文学的根本特征，对中国文学的主流文体和主要作家作出全新的阐述。对近代以来仰西方鼻息的中国文学研究方法进行反思，意在恢复风雅传统，重接中国文脉。对读者理解传统中国文学有较高的启发作用。

序

龚鹏程

世上的书亿亿万，值得读的其实没多少，至于说能对世道人心有所补益、影响良善，那就更难。本书允为其一。

书从《诗经》讲到明清传奇，试图重新建立中国的文脉。

近些年，社会的进步，是体会到并承认中国文脉已断，不再如饮狂泉而不自知。所以能发觉目前之杂乱无章、粗鄙无文即由于文脉已断；又因颇为乱象所困，故深感有整治恢复之需。

然而，恢复已断的文脉虽已是社会共识，却积重难返，当年斩断文脉之因素和主张仍然盘踞要津。而那原初的文脉，既已断了或淡了，现在人意识中自然也就没有或模糊了，还要怎么恢复？

这都是横梗在眼前的问题，事实上也就是徐晋如这本书写作的契机。故此书既必是传世之作，也是当机之作。与他这本书对应的，是另一本经典之作，影响了一百年的胡适《白话文学史》。此书之所以是现代经典，在于它逆转了文学的概念、颠倒了文学的论述，替中国文学另造了一个身世。

中国文学，《昭明文选》早就说得清清楚楚：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辨士之端……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口语之美，跟文笔是两回事，所以《文选》不选。文学，顾名思义，即文字构成的艺术。

胡适却来个大颠倒，不但将口语拉入文学阵营中，且要说它才是文学史之主流。与此配合的，尚有一个民间出身论，谓文学皆起于民间之口语或歌谣，其后才渐被文人学去了，予以加工。但一加工，就成了仿品或次品，而僵化而死亡。他们的道理千千万，而且已讲了一百年，不必我再复述。但我就问一句：若如其说，何不径称为语学或言学说话术而偏要称为文学？

语学、言学、说话术等等，不是我的杜撰，西方所谓修辞学指的就是这个。柏拉图说是用语言讨好听众的雕虫小技，亚里士多德说是劝说之手段。从法庭攻防、市政辩论到悲剧演出，都仰赖此术，而以悲剧为尤要。

史诗、悲剧、喜剧、酒神颂以及大部分双管乐和竖琴等各种摹仿的艺术中，亚里士多德重视悲剧。悲剧虽有情节、性格、言词、思想、形象和歌曲等六元素，但以语言为要。甚至悲剧本身就是语言构成的艺术：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诗学》）

所以，由语言构成艺术，总名为语学或言学是没问题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原来含义也即如此。当年翻译引进此书时，采用的是《毛诗序》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所以才把语学翻译成诗学。结果反而常引起困扰，因为悲剧、史诗等跟中国人讲的诗，实是两回事。

西方后来之所谓文学，乃是将史诗、悲剧、喜剧、酒神颂等语言艺术用拼音符号记录下来。因言语随风而逝，需要记录下来才能流传。

然而这就是文学吗？《昭明文选》早有答案：言语之美，也很不少，可是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跟文字艺术终是两途。

照这么说来，西方就没有文学啦？

然也！

西方只有拼音符号，没有文字。其拼音符号只是日本的平假名、片假名，韩国训民正音，我国注音符号、汉语拼音之类东西，可以记录语言，达成部分类似文字的功能，但它多只是假名不是真文。真文以及真正的文字系统是中国独有的。所以西方没有文学，就如他们不可能有书法艺术那样。

艺术都是依其文化本性来创造的，民族里没有的，就造不出来。我们谈论一切，都不能忘了这个常识，鱼不羡慕鸟，鸟也勿追随着鱼。

例如中国没有暗箱式思维模型，自然发明不出照相术、透视法之绘画、电影，也不会有光影艺术、彩绘玻璃。同样，西方也只能有罗兰·巴特说的字母艺术，而无书法。

文学，中国以诗赋为代表，西方没有赋这样的文体，也不能有对联、律诗，因为这些格律不来自音乐和语言，乃是文字的构造。

可惜，《白话文学史》和白话文学运动以来，常识没人管。鱼老是羡慕着鸟、学习着鸟，或要以语言代文字（白话文运动已有林纾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之评，后来更逐步走上行拼音、废汉字的路子），或哀叹为啥没有翅膀（为什么中国没有史诗、没有悲剧……）。这样，文脉焉得不断？

中国历来不是没有语言艺术及其传统，但那只是旁支，且后被并进文字艺术，跟西方完全两样。

从世界其他文明说，人类用以传情达意的媒介与符号，都是先有图像、声音、语言，然后才有记录声音语言的符号。大多数民族（我国也有几十个）则根本还没来得及发展出这种符号。

中国不然，文字是独立的符号系统，跟语言有关却不附属于语言，性质不在于记录语言。其起源，说得早，是伏羲画卦，一画开天，或原始真文，创生天地。不但比声音、图画、语言更早，也更根本。声音、图画、语言等其他符号无此地位近时法国的德里达解构西方文化，认为整个西方乃是言语中心主义（又称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故应建立文字学。其对照系统，正是中国说得晚，也是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而仓颉被称为史皇，各地都有拜他的庙。

由文字到文学，中国的文学源头是《诗》《书》。书当然由文字书写而成，即使是盘庚迁殷之辞、牧野誓师之语，也都是文告，而非传语，故亦成为后世文章写作之典范。南朝裴子野、北朝苏绰都有学《大诰》之议；就是韩愈，也要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进学解》）。

诗呢？《白话文学史》已降，都像发现了宝一样，努力说它是民间歌谣。这在西方人看来，当然是无疑的，荷马史诗也是这样民间传唱，后来才录成文本。所以西方汉学界以口传文学理论来研究《诗经》，从葛兰言（Marcel Granet）到王靖献、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早已蔚为传统。中西一唱一和，说得跟真的一样。

可是《诗经》有雅有颂，一是宗庙祭祀、一是朝廷礼乐，它们当然不出于民间。风呢？开篇首就是钟鼓乐之，琴瑟友之。此，君子之学也，又怎么可能是民歌？再说，当时诗与礼乐偕行，亦是常识，宣传《诗经》是民歌的人总是连常识都顾不上。

更重要的是：《诗》跟《书》一样，主要是书写之文，而非口传歌述。

早先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即已说过，真本《尚书》的章节跟《诗经》的颂诗，可能被转录于木质文书之前，早已被铸于铜器之上。押韵和四言句式在西周早期的铭文中就有了，共王、懿王以后愈加规范，铭文愈来愈长，也愈来愈诗化。跟《诗经》的诗篇，有些甚至是同一事的不同书写，像《江汉》和《兮甲盘》的关系就十分密切。

因此，《诗经》的诗，更可能如唐人写成诗以后付之管弦那样，非口语歌谣之纪录。事实上，包括宋词元曲明清传奇，文人创作，写付歌儿，一直是常态，柳永之生平、书会才人之际遇，无不可以印证此点。采谣谚入诗，只有竹枝词这类特例。而即使是竹枝，采谣谚入诗时均有砻裁，使其文化、雅化、格律化。

整个语言艺术系统均如此。例如史是书写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就是语言的，称为小说。小说要发展，一是要有司马迁这样史家，把其文不雅驯的部分改写入史；二是自己朝雅化的方向发展。秦汉之小说，发展为魏晋六朝之《语林》《笑林》《世说新语》，转仓促之语词为优雅的文辞，继而再发展成以史笔见长的唐传奇，即是如此。宋代以后，说话人的话，也同样逐渐书本化，形成话本。然后更倒过来，不说话而说书了。如演义、子弟书，或遍布各地书场的大鼓书、说书，均如此，自我转化以融入文言传统。

文言，就是语言的文雅化。在现实的语言层面其实也如此，所以我们的语言很早就分化为日常俗语和雅言两类。雅言，即语言朝文字的类化，读书人，从孔子以来皆雅言诗书，故形成一种读书音，成为后来官话、普通话的前身，与方言俗语相区隔。

为什么要这样雅化？原因很多，但根本的，是徐晋如所说：人若自甘卑鄙下流，那就罢了，若还想脱离禽兽境地，当然须让自己有点文化。文化是什么？就是以文化之，化掉鄙俚之气，修身读书，慢慢成为君子。

人如此，语言文字也一样，鄙俗渐渐升进到平实，质朴渐渐升进到有文采，令人见之怡悦，是一定的进程。孔子谈到外交辞令时说，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讲的也是这样的进程。

因此，重新调整视阈，了解文脉、接上文脉，既是文学，也是人学。愿读此书者，于此能善体会之，然后顺着徐晋如的讲解去具体理解各时代文学作品即可。

引言

徐晋如

本书不是研究中国经典文学的文学史著作。

中国向无文学史之著，近代以来，因受日本之影响，始有人著为文学之史。以后所谓文学史者，或宗苏联，或祧欧美，皆去中国文学之正脉远甚。且凡为史者，皆言过去之事，而中国文学从诗骚以降，历千万祀而不衰，譬如一个人，他的高曾祖乃至其远祖到底做过什么，当然需要记到家史中，但这个人今尚健在，给自己所经历的岁月写一本史书，宁非可笑？

本书也不是中国经典文学的欣赏著作。

欣赏一词，本出于陶渊明的诗：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欣赏者，欣然有会于心而赏会之也。欣赏是因对文艺的悠然心会而产生的愉悦感，既不能宣之于口，也不能移之于人。陶渊明说有人能与之共欣赏，是因其人与渊明性情相契，学养相近，这才有共欣赏的基础。

本书是一位中国经典文体的创作者，对中国经典文学的返视内观。

三十年来，我遗世坐忘，澄心静虑，体察着中国经典文学的躯体，直如它就是我自己的身体。我感受着气机在体内经络中的自然流行，惊叹于中国文学的自成宇宙，更为中国文学的蓬勃生气而感动莫名。在这个漫长而奇妙的历程中，我作诗填词，为骈散文，无时或辍，以古人之心为我之心，逐渐找到了孰为任，孰为督，感知着中国文脉的沉雄博大。这又是一次难忘的证道之旅，我也在玄览中国经典文学时，深切地体悟到中国文化之道。我忍不住想把我的体悟写出来，好让有志上接中国文脉的读者，懂得存古人之心，行古人之道，阅古人之境。

2018年上半年，我开始写作本书，每两月写一篇，交《社会科学论坛》杂志，以《中国文学的正脉》之名连载，至2020年底始告厥成。两年多来，每次我都要责任编辑袁佳佳女史再三催促，才能交稿，甚至有好几次，她都是把整一期的刊物排好版，留着版面等我的文稿到了，这才下厂印制。之所以成稿如此之艰，非因材料之匮乏、研究之不足，而是因为，每一次写作，我都要克服内心强烈的忧惧。我很清楚，本书对中国文学的认知，大违于今之学者，也全然逸在普通文学爱好者的期待之外。我愈是与古人心意相通，便愈感在现世的孤独，也就愈加怀疑，在这个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的时代，古调究竟弹与谁听？但与古人的旦暮之遇，又让我怀着一份不能被压抑的自傲。每一次我都因忧惧而艰于落笔，而终我还是因这份自傲的驱动，完成了本书。

本书意在通过体悟中国各经典文体，及各文体之重要作家作品，描画出中国的文脉。中国文脉二字可以尽之，曰风雅而已矣。白话文体不在本书的考察范围，因其本就是为着反风雅之道而存在。

我从《诗经》讲起，就是为着彰显风雅之道。接着是讲屈子，我提出《离骚》是屈子的证道之作，恐怕前无古人，但我仍勇于自信，因我的确在《离骚》中读出了屈子求道的心迹。我在讲到赋时，特别指出司马相如的士人风骨，也顺着章《君子之学》的话头，进一步阐发了文学为己之义。我又专为《古诗十九首》设了一章，是想说明中国文艺以高古为极则。后世诗家，我只取李、杜，馀子非不足观，但因本书只谈文脉，万古江河既不废，其他淮、济、汉、洛，自不必重溯。

乐府为文乐合一之体，我尝从张卫东师拍曲多年，故于文乐相须相成之际，颇多感发；书中分别为乐府诗、词、曲之鸟瞰，重视醇雅之美、闳约之致，或能稍亲风雅。近世以来，学者多误以为文言即古文，不知更有六朝骈文，蔚为文章正宗。我在讲完六朝文的风流蕴藉之后，更以专章推介有唐孟子之称的陆贽，我以为陆贽的骈文，是中国文章的昆仑泰岱，无人堪与并肩。唐宋八大家我只讲了四家，于韩柳之际，我抑韩扬柳，因韩有文化专制之心，而柳能顺民之性。宋六家仅取欧公与大苏，我爱重欧苏文章气节，炳焕交辉，尤其是在写到苏轼时，我觉得自己真能聆听到其幽微的心曲。这或许是因为我和他一样，命宫摩羯，上升又皆是摩羯，同为守死善道之士。大苏的文章带给我的心灵激荡无以言喻，我不知道自己一枝秃笔，究竟能表彰出多少他的执着深沉。

本书多绝未经人道之语，读者诚能平心静气，阅读本书，自会发现我对几乎所有的经典作品的看法，与硕彦时流的观点，都有着或多或少的歧异。在写作本书时，我常常感觉周遭虚无一物，只有我与古人相对倾谈。这种冥冥之境，在我迄今为止的写作生涯中，都是十分罕遇的。

昔龚自珍诗云：文侯端冕听高歌，少作精严故不磨。此书是我步入不惑之年后所著，早已非少作，然我平生唯此书运思深、用力覃，固当卷怀自珍。我曾经深深折服于勃兰兑斯的名言：文学史，就其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不管是小说、戏剧，还是历史作品，都是许多人物的描绘，表现了种种感情和思想。感情越是高尚，思想越是崇高、清晰、广阔，人物越是杰出而又富有代表性，这个书的历史价值就越大，它也就越清楚地向我们揭示出某一特定国家在某一特定时期人们内心的真实情况。（［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引言）但我现在认为，中国文学本质上是中国文士的证道心迹，道不变，文亦不变。中国文学依本于中国文士对道的拳拳服膺，中国文脉从《诗》《骚》以降，一直遵循着风雅之道，从未更移，虽在二十世纪横遭两度摧折，却能绵延至今。然则本书之成，岂止不惑，抑且无憾焉。

中国文学古称辞章，与义理、考据同为国学之大宗，而辞章实兼义理、考据之胜。《诗大序》谓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之所以诗有如此神奇之功用，乃因诗根本于人的性情，合于修辞立其诚之道。文赋之佳者，胸襟、识力、才具、学养同样缺一不可，文如其人，是真实不妄。金代元好问诗云：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论诗三十首》其六）晋代潘岳字安仁，谄事权贵贾谧，每候其出，望其车尘而拜，却能写出高情千古的《闲居赋》，岂非说明文未如其人？其实不然。元好问此诗感慨的是有些人写的字、作的诗都违背了真性情，文章自然见不出为人。《闲居赋》纵然高情千古，却仍是失真的文字，而真正流的文章，是以性情的真为要义，绝不存在见不出为人的情况。辞章见性情、胸次、学识，故国学三大宗，自应以辞章为首。1944年，张尔田先生致信《学海》杂志主编钱仲联，谓：弟少年治考据，亦尝持一种议论，以为一命为文人，便不足观。今老矣，始知文学之可贵，在各种学术中，实当为。他举当时的名诗人、学者沈曾植为例说：其史学佛学，今日视之，已有积薪之叹，而其诗则自足千古。异日之传，固当在此而不在彼也。又论夏敬观，以为其词与郑珍的诗相埒，在清代无与抗手，近日忽喜作考据，欲与王静安辈，当场赛走，可谓不善用其长矣。弟甚惜之。（钱仲联辑《张尔田论学遗札》）王静安即王国维，早年忽为文学，忽为哲学，三十五岁后，始专力于考据之学，然而考据是科学的，见不出人的生命精神，更无以安放人的灵魂，故考据既不足以安身立命，其教化之效，亦远不及于辞章之速。王国维的《静安诗稿》《人间词》，虽不足以方驾晚清沈曾植、陈三立、王鹏运、朱祖谋诸大家，却因包蕴着静安的生命精神、人生观念，较其考据更有不朽之真价。辞章为国学大宗，中国文脉实即国学之主脉，故本书亦可名之曰《国学概论》。

本书写到后半时，正逢庚子大疫，我幽处宣南，息交绝游，阅七十九日，成《庚子春词》一卷，较诸一百二十年前的《庚子秋词》，未为稍居下风。疫情期间我尚完成了平生自爱的论文《中文系何为？》，此文主旨，与本书颇多暗合，且皆忧患之作，故谨以附后。为免读者翻检之劳，我也开列出国文自修极简书目，不当之处，博雅君子，幸有以教我。

本书中凡引用韵文，原则是用韵处用句号，非用韵处用逗号，词曲似断非断处，则用顿号，与一般图书标准不同，祈读者亮之。书中古今异读之字，多为标出，因音律所关匪细，现代汉语丢失了太多文字的音韵之美，不得不以此稍作补救。又古书繁体字与今之简化字常有不能对应处，为免混淆，多馀之馀不作余，一齣戏之齣，也不作出，等等。此为无奈之举，同望理解。实际上要想真正接上中国文脉，不但要熟悉并熟练掌握繁体字，也要熟知声韵平仄，尤须养成文言的思维，不如此，便永远徘徊在中国文学的墙外。

本书成稿，原投某老牌国字号出版社，该社编辑商议后退稿，覆信谓：我们觉得大稿文采斐然，对古代文学有自己独特的体认和系统的认识，可谓卓尔不群，但是大稿中对新文化运动的评价，及全书所体现出的精英主义的倾向，皆与我社立场相左，故只好放弃。正如该社编辑所云，此是根本的思想立场，无法通过修改来达成共识，况且我也绝无可能就此根本立场问题，做出妥协。幸蒙云起师之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不以拙著褊狭，慨然决定付梓。到签合同时，我才发现总编辑汤文辉先生正是十四年前我部公开出版的著作《大学诗词写作教程》的责任编辑，奇缘辐辏，并记于此。

辛丑中秋徐晋如于稳心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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