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手记（艺文志文库）_[俄]契诃夫著_9787532183623

契诃夫是俄国享誉世界的文学大师，其作品集幽默、含蓄、辛辣、哲理于一身，在世界文坛具有广泛的影响。契诃夫的散文也以思想深刻，语言凝练，风格独特而见长，是时代精神和作家心灵的真实再现。本书由贾植芳先生翻译。

新版序言·节选（洪子诚）

贾植芳说契诃夫让他“像一个人那样活了过来”，“像一个人”的“人”没有前置词和后缀，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人，普通的人。契诃夫作品的人物图谱中，基本上也是一些“小人物”，用当代一个奇怪的概念来说就是“中间人物”。我们从里面找不到搏击风浪的英雄，其实也可以说没有典型的坏蛋、恶棍。他刻画了19世纪末俄国社会中下阶层的各色人物：地主、商人，乡村教师、医生，农民、大学生、画家、演员、小官吏、妓女… …其中，知识分子占有重要地位，也倾注作家很多的复杂情感。他笔下的知识分子，大多是有道德理想、有庄严感，不倦想象、追求着有价值生活目标，并自认为对人类怀有责任的人。但同时，他们又是软弱，缺乏行动力，生活在乌托邦梦幻烟雾里，什么大事都做不成的人。《手记》中有这么一条，“伊凡虽然能够谈一套恋爱哲学，但不会恋爱。”——贾植芳先生加了一个很好的注释，指出了这里的双关义：契诃夫之兄名伊凡，“伊凡泛指俄国普通人，以至有‘俄国伊凡’之说”。

这样的人物自然难以鼓动起读者的斗争热情，契诃夫也不会有这样的打算——从《手记》中知道，他质疑将人类历史看成战斗的连续，将斗争当作人生主要东西的看法。那么，这些“灰色”人物有什么存在的价值？作为艺术形象他们的意义何在？或许可以用曾是契诃夫同胞的纳博科夫的话作答：

……契诃夫暗示说，能够产生出这种特殊类型人物来的国家是幸运的。他们错过时机，他们逃避行动，他们为设计他们无法建成的理想世界而彻夜不寐；然而，世间确实存在这样一种人，他们充满着如此丰富的热情、强烈的自我克制、纯洁的心灵和崇高的道德，他们曾经存活过，也许在今天冷酷而污浊的俄罗斯的某个地方，他们仍然存在，仅仅这么一件事实就是整个世界将会有好事情出现的预兆——因为，美妙的自然法则之所以绝妙，也许正在于最软弱的人得以幸存。（《论契诃夫》，薛鸿时译）

契诃夫在写作上严格面对现实生活；他努力拓展生活的疆域，但从不写他不熟悉、未曾深入体认的事物。《手记》中说，哈姆雷特不该为梦见的鬼魂奔忙，“闯入生活本身的鬼魂更可怕”。他的作品——小说、戏剧，也包括这本《手记》，给我们许多启示、感动我们，犀利的观察和评述推动着我们的思考。当然，我们也会有疑惑，也会与他磋商，甚至暗地里发生争议。譬如：对人性的理解（“邪恶——这是人生来就背着的包袱”；爱、友情并不可靠，而仇恨“更容易将人团结在一起”）；对女性品格更多的苛求；对自然科学、科技发展推动人类进步的理想化想象……但是，我们没有料到的是，这个热切追求理想生活和人的高度精神境界，不断揭露虚伪、庸俗、欺诈、暴力的作家，在世和死后，却会受到冷漠、无倾向性、无思想性的责难，以至在他死后50多年，爱伦堡在《重读契诃夫》中，还要用很多篇幅来为他辩护。

造成这个状况的原因，一是契诃夫很少在他的作品中发表政治见解，在俄国当时的政治派别和意识形态纷争中，从未明确表示他的派别立场和意识形态归属。另一方面，则是他看待生活、看待人的方式。对于责难他曾有这样的回应：“我不是自由主义者，不是保守主义者，不是渐进论者，不是僧侣，不是冷漠主义者……我憎恶一切形式的虚伪和暴力”；“当然，我的小说中平衡正负关系的努力是可疑的。但要知道，我并不是在平衡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些对我并不重要，我关注的是人物的虚假和真实。”

“平衡”这个词，也可以用分配、调适来替代，可以理解为慎重处理对立物关系。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说过，俄罗斯精神结构中具有两极化的对立倾向，一切事物均按照正统和异端来进行评价；俄罗斯人不是怀疑主义者，不大了解相对的东西。契诃夫对这一特性也有深切了解，他警惕、抵抗着这种极端性。《手记》中写道：“在‘有神’与‘无神’之间，隔着广大的空间。……俄罗斯人都知道这两个极端之中的一个，但对于这中间却毫无兴趣。”契诃夫在“有神”与“无神”，爱与恨，观念与行动、真实与美，犀利的揭发与体谅的同情……之间的“平衡”，从根本上说不是导向无原则的中庸、冷漠，而是尊重事物的复杂和多样，并最终为常识，为弱者，为普通人争取到存在的价值和尊严。

在“可疑”的平衡正负关系的努力中，艺术家的社会责任和艺术创造的自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契诃夫的处理方式，也提供了后来讨论这一无解问题的绝佳“案例”。“案例”这个词，来自爱尔兰诗人希尼，他写有《尼禄、契可夫的白兰地和一根敲击棒的有趣案例》（The Interesting Case of Nero, Chekhov's Cognac and a Knocker 吴潜诚译，《希尼诗文集》中马永波译为《尼禄、契诃夫的白兰地与来访者》）。这里牵涉到契诃夫一生中的一个重要事件：1890年30岁时的萨哈林岛之行。这期间，契诃夫已经确立了他的艺术家的社会地位，他执意长途跋涉去考察囚禁各种罪犯的“罪恶之岛”的决定让莫斯科的朋友吃惊。契诃夫认为，作为一个帮人解除病痛的医生，有权在世上占有一定位置，但是在许多人得不到自由，遭受苦难、折磨的情况下，从事修辞写作和艺术演练，岂不是对生命的冒犯、亵渎？他需要有所证明，他决定进入这个“罪恶之岛”，与囚犯一起生活，写出类乎见证之书的考察报告。临出发时，朋友送他一瓶高贵白兰地，在六个星期的舟车劳顿中一直珍藏。待到达萨哈林岛的那一天晚上，才开瓶畅饮这琥珀色的醇香的酒。希尼将这看作是象征意义的一刻：白兰地不仅是朋友的礼物，也是契诃夫的艺术：他对周围的苦难毫不退缩，他有了回应而获得心安，获得了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内心的平静。

这里涉及严肃、真诚的艺术家经常面临的艺术与真实、与生命，歌唱与苦难的紧张关系。如同希尼说的，诗歌、艺术无论怎么有所担当，总有一种自由的，不受束缚的因素，总有欣悦、逃遁的性质。因此，艺术家在抉择上，在契诃夫所说的“平衡”上的工作并不容易，这种调适和平衡也无法一劳永逸。契诃夫的萨哈林岛之行，是以亲身深入苦难之境的行动来介入，也以撰写类乎“见证”的，波兰诗人Z·赫伯特的“敲击棒”式的文字（赫伯特写有题为《敲击棒》（A Knocker）的诗：“我的想象/是一块木板/我唯一的乐器/是木棍”），以面对实实在在的苦难和生命，来试图减缓、解除诗歌、艺术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冲突。

我第一次读契诃夫作品是1954年，那年开始上高中，从《文艺学习》读到他的《宝贝儿》，也从这个杂志的封面见到他那标准的大胡子、带夹鼻眼镜的画像。当时并不觉得《宝贝儿》有多好，还认为他是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后来才知道他死时只有44岁，这样的年龄，在我们这里还算是青年作家。原先以为只有艺术家会短命（莫扎特、舒伯特、梵高……），一直的疑问是，这样的成熟、睿智、节制、美丽的文字，怎么会出自30余岁人的笔下。契诃夫无疑属于那种将真理、正义放置在首位的作家。但是，他的艺术实践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艺术、文本的内部，是否也可以取得一种歌唱和生命紧张关系的平衡？而纯粹的，并不传达救赎讯息的美本身，是否也是增加世界良善的“救赎”的力量？回答应该是肯定的。事实上，无论是契诃夫，还是希尼，都是将艺术、歌唱与现实政治的冲突，看作是特定历史情境中的邂逅；契诃夫也明确将他的“赎罪”行为看作是个人的选择。他们无意将这些普遍化，无意将践行自己理念的行为扭曲为一种准则，而让其他人都处于“道德的阴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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