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讲稿（胡小石先生中国文学史力作；暌违九十载，经典再归来）_胡小石_9787201185767

胡小石根据清焦循一代有一代所胜之说，主张文学随时代而发展，在本书中历叙《诗经》、楚辞、汉赋、汉魏晋南北朝古体诗、唐律体诗、唐五代词诸体之源流正变，条理清晰，重点突出，阐明各种旧说，不少创见，被学术界公认篇幅不长而颇具卓识。他毕生治学，文必己出，如无真知灼见，从不剿袭雷同，笔诸简端。其定文学范畴，以我国固有之言志说、缘情说结合外来之纯文学理论。治学方法，则严格区别治史、学文为两途，谓治文学史属于科学范围，必须实事求是，无征不信。新中国成立前继出之文学史，如冯沅君、陆侃如合编之《中国诗史》、刘大杰之《中国文学发展史》，其体例实受本书启发。

1、学苑奇峰胡小石先生中国文学史力作。胡小石先生自1921年至1928年先后在北京女高师、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金陵大学、中央大学等校主讲中国文学史课程，后以《中国文学史讲稿上编》为题出版，历叙我国古代文学文体之源流正变，篇幅不长，而条例清晰，颇具卓识，出版后颇为学界所重。

2、暌违九十载，经典再归来。自1928年《中国文学史讲稿上编》出版，1991年《胡小石论文集续编》（收入《中国文学史讲稿》）出版以来，初次出版完整单行本。并且收入胡小石学生、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所著《南京大学教授胡先生墓志》。

3、胡小石先生在江南文脉的传承中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对于前辈，他曾问学于李瑞清、陈三立、沈曾植、王国维等晚清名宿；同辈人中，与陈中凡、汪辟疆并称南大中文系三老，书法上则与林散之、萧娴、高二适并称为金陵四老；学生则有曾昭燏、游寿、徐复、苏雪林、冯沅君、程千帆、王季思、孙望、金启华、吴白匋、侯镜昶、郭维森、周勋初等，均为知名文学史家和教授。

4、胡小石先生学问精深博大，高山仰止，是东南学术的代表之一。熔古文字、声韵、训诂、群经史籍、诸子、佛典道藏及金石书画之研究于一炉，特别于古文字学、书学、楚辞研究、中国文学史研究等方面成就突出，著有《古文变迁论》《说文古文考》《书艺略论》《甲骨文例》《楚辞辨名》《张若虚事迹考》《李杜诗之比较》《中国书学史绪论（一）》等。

5、胡小石将文学史研究推进到新的境界。他取焦循一代有一代之所胜为理论依据，得出四种观念：阐明文学与时代之关系，认清纯粹文学之范围，建立文学的信史时代，注重文体之盛衰流变。因此反对将经、史、子、小学纳入文学的传统观念，持文学进化观，将文学史研究推进到新的境界。

6、本书以胡小石先生的讲义成书，为白话文，文字流畅清晰，无文学史教材的刻板气。无大段引文，取譬引喻，以文体演变的规律推理文学作品的真伪，可窥大师的思考过程。

7、众多大家学过的文学课。胡小石终身在高等学校中任教，一直开设中国文学史课，不光程千帆、王季思等人深受胡小石影响，学生中也有不少人以讲授中国文学史为专业，其间薪火相传，曾在这一领域中发生很大的影响。如冯沅君、陆侃如合编之《中国诗史》《中国文学史简编》、苏雪林之《中国文学史》《辽金元文学》、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刘大杰之《中国文学发展史》等，均可见胡小石学说的影响。

8、胡小石逝世60周年纪念。封面采用胡小石诗词书法，完美体现胡小石的书法艺术。封底吾生譬行文安问淡与绚一语，也是胡小石先生的心迹自述。另有胡小石先生印章一枚。诚挚纪念胡小石先生逝世60周年。

引言

中国虽说是一个富有文学宝藏的古国，文学作品的数量颇不在少数，而且各体皆称完备。每代都有新文体产生，但是将历代文学的源流变迁，明白地公正地叙述出来，而能具有文学史价值一类的书，中国人自己所出的，反在日本人及西洋人之后。这是多么令人惭愧的事。不过从前虽无整个的文学史出现，许许多多的文人倒有不少谈到关于文学流变的种种问题，散见于零篇碎简之内。而且其中颇有合乎近代论文的旨趣，及应用演进的理论，以说明过去历代文学的趋势的人。我们在这里要举一位清代大儒焦里堂的论文名著为代表。这篇也可以说这是中国人最先所著的一部具体而微的文学史。焦君的话，引在下面（见《易余籥录》十五）：

商之诗，仅存颂。周则备风、雅、颂，载诸三百篇者尚矣。而楚骚之体，则三百篇所无也。此屈、宋为周末大家。其韦玄成父子以后之四言，则三百篇之余气游魂。汉之赋为周秦所无，故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为四百年作者，而东方朔、刘向、王逸之骚，仍未脱周楚之窠臼。其魏、晋以后之赋，则汉赋之余气游魂也。楚骚发源于三百篇。汉赋发源于周末。五言诗发源于汉之十九首，及苏、李，而建安，而后历晋、宋、齐、梁、陈、周、隋，于此为盛。一变于晋之潘、陆，宋之颜、谢。易朴为雕，化奇为偶。然晋、宋以前，未知有声韵也。沈约卓然创始，指出四声。自时厥后，变蹈厉为和柔。宜城（谢朓）、水部（何逊）冠冕齐、梁，又开潘、陆、颜、谢所未有矣。齐、梁者，枢纽于古、律之间者也。至唐遂专以律传。杜甫、刘长卿、孟浩然、王维、李白、崔颢、白居易、李商隐等之五律七律，六朝以前所未有也。若陈子昂、张九龄、韦应物之五言古诗，不出汉魏人之范围。故论唐人诗，以七律五律为先，七古七绝次之。诗之境至是尽矣。晚唐渐有词，兴于五代，而盛于宋。为唐以前所无。故论宋宜取其词，前则秦（观）、柳（永）、苏（轼）、晁（补之），后则周（密）、吴（文英）、姜（夔）、蒋（捷），足与魏之曹、刘，唐之李、杜，相辉映焉。其诗人之有西昆、西江诗派，不过唐人之余绪，不足评其乖合矣。词之体，尽于南宋。金元乃变为曲，关汉卿、乔梦符、马东篱、张小山为一代巨手；乃谈者不取其曲，仍论其诗，失之矣。有明二百七十年，镂心刻骨于八股，如胡思泉、归熙父、金正希、章大力数十家，洵可继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立一门户。而李（梦阳）、何（大复）、王（世贞）、李（攀龙）之流，乃沾沾于诗，自命复古，殊可不必者矣。夫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舍其所胜，以就其所不胜，皆寄人篱下者耳。余尝欲自楚骚以下，至明八股，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明专录其八股，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然而未暇也。偶与人论诗，而纪于此。

从上面所引的焦君的文章，可得到下列种种观念：

（一）阐明文学与时代之关系。他最能认清在什么时代就产生什么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所胜，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明专录其八股，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

（二）认清纯粹文学之范围。中国人自来哲学与文学相混，文学又与史学不分，以致现在一般编文学史的，几乎与中国学术史不分界限。头绪纷繁，了无足取。焦君此篇所举的历朝代表文学作品，如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均属于纯文学方面。文学的面貌既被他认清楚了，讲起来，才不至于夹杂不清。

（三）建立文学的信史时代。文学为感情之表征。有人类即有感情，有感情即有文学。虽虞夏以前，遗文不睹，禀气怀灵，理无或异。但我们要讲的是文学的信史。须以文学之著于竹帛，而且能够确实证明是真的作品以为断。因此，我国文学的信史时代，不得不因之而缩短。焦君所讲断自商代，因为他相信经古文家之说，以《商颂》为商代作品。他并不远取《击壤》《南风》《卿云》等歌谣，甚至于葛天、伏羲时的选著，这是他的一种专崇信史的谨严态度。很可供后来讲文学史者所取法。

（四）注重文体之盛衰流变。每种文体，都是最初时候很兴盛，以后渐渐衰败，终于另外出一种新文体来代替旧的。但新文体既产生之后，仍然有一班人保存着旧的文体。这种人舍其所胜，以救其所不胜，皆寄人篱下者耳。这种论调，是从前一般过于贵古贱今的文人所不敢出口的。

至于这篇中偶有误点，如相信《商颂》的时代，及苏、李诗，且把韦玄成祖孙误为父子等。但大体的主张，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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