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雁飞越加勒比：古巴华侨家书纪事_黄卓才著_9787811358230

    《鸿雁飞越加勒比：古巴华侨家书纪事》是一本文史合一的散文体纪实著作。
    《鸿雁飞越加勒比--古巴华侨家书纪事》的基础史料是作者黄卓才珍藏的40多封1952—1975年间的父亲家书。书中按时间排序，紧扣家书内容，以富于感情的文学笔法、精练的语言，娓娓道出一个华侨家庭几代人的百年繁衍与发展，活现了一部特别真实的私人生活史。
    作者的父亲黄宝世（1898—1975）生前是古巴侨领——大萨瓜市（大沙华）中华会馆终身主席。他的家书文辞简洁，内容充实，视野广阔，中文和西班牙文书法秀美。通过这些家书所演绎的平凡而有趣的故事，可以穿过历史的隧道，走进中、古两国几十年前那个特殊的年代，走进一个老华侨及其后代的生活场景和内心世界。读者不但能从中深入了解遥远而神秘的古巴历史和社会现状，透视中古关系的隐情，寻访当地华侨华人的足迹，同时也可窥见广东省珠江三角洲侨乡的风云变幻和人文风貌。
    作者运用连带追根、左联右穿、旁叙及他等手法，开创了家书作品的新体例。大量新旧图片的插入和乘机托出的链接，令全书图文并茂，不但趣味满纸，而且具有文物价值。

    本书的基础是《古巴华侨家书故事》。
    之所以推出新版，首先是因为《古巴华侨家书故事》问世后的几年里陆续发现了不少新的很有价值的文物史料，而这些文物和史料中有相当一部分又是国内外的热心读者和华侨研究专家帮助发掘出来的。同时，无论是古巴华侨社会或者是书中描述到的广州、中山、台山侨乡，都发生了许多变化，如果不把这些新材料补充进去，不更新必须更新的内容，那将会是很遗憾的事。
    《古巴华侨家书故事》付梓之前，虽然责任编辑和多位专家、作家朋友都给予了大力肯定，但我仍然有点儿忐忑不安，担心读者对这样一批私人的家书及其背后的一个普通华侨家庭的故事是否有兴趣。书，终于战战兢兢地出来了，社会反响的强烈，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北京、广州、中山、台山四家电台、电视台做了专题访谈节目，十多家报刊发了消息和评论。网络推介、对外广播和第四届“海外华人研究与文献收藏机构国际会议”更让它插上翅膀。飞出国门……
    很多读者是把它作为一本纪实文学作品来读的。他们年龄层次不同，从十多岁的青少年，到六七十岁的老人，都说读着读着就流了泪。贵州省一位优秀班主任、高三语文老师告诉我，她选择了一些父子情深的人性光辉片段在课堂上朗读，学生听得非常入迷。她说，这是由于内容非常真实的缘故，尤其是艰苦年代那些细节，更加让人揪心。
    而另一部分读者，是把它当作史学著作来阅读和收藏的。他们认为这本书以背景故事阐释家书内涵的创新表达方式，真实记录了20世纪古巴华侨的人生沧桑，尤其是50-70年代特定历史阶段那个蒙着神秘面纱的加勒比社会主义岛国华侨的情状，是别人没有破解过的，因而“填补了古巴当代华侨史的空白”。
    我出书20余种，其中有的印数达三五十万册，但还没有哪一本像此书一样，与读者产生如此密切的、饶有情趣的、卓有成效的互动。
    一群中青年读者（70-90后）在网上给力推介，热议心得体会，还有的读者来信或致电向我叙说读后感想和收获。一位叫做“加勒比游客”的读者（后来知道是古巴华人）在网上谈论本书，他写道：“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在火车上，我几乎要当着别人面，莫名奇妙地流下眼泪。以前算命的人说我要到41岁才开始成熟，如果年轻时，我会翻几页就去看别的书了，体会不到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那种震撼人心的情感，现在经历过的地方和事情多了，开始有所感悟……这不是小说，是一个普通华侨从1952年开始，直到1975年客死异乡，给家人的40多封平常书信，人性中所有的优点都在字里行间以巨大的震撼力显现了出来，太平常了！太不平凡了！实在是难以吞咽这种感觉。
    我觉得这本书很值得推荐给成长中的人们看看。这是一本人性教育的好书，如果父母没有时间、精力和孩子交流，如果孩子还在怨恨父母，如果有人在感叹命运和现实的不公，请看看此书。”读者的激情和感受反过来又教育和感染了我，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华侨先辈的优秀品德，认识到平凡的父亲把深挚的亲情、爱情、乡情和国家民族之情化为一种终生不渝的责任，把无私奉献视为自己永恒的义务，这是多么高尚和伟大！于是，我觉得自己的精神境界也得到了净化和提升。
    特别令我感佩的，是刘博智教授和谭艳萍小姐。2009年夏天，刘教授是国际著名的关籍华人摄影家，时任美国堪萨斯大学设计学院摄影系主任；谭艳萍小姐是当时在北京工作的曾留学古巴的海归。他们受本书的感动，相约专程到古巴去寻访老侨，到我父亲的侨居地去追踪湮没的先辈的足迹。他们冒着酷暑，忍受物质的匮乏和交通的不便，深入古巴中部小城大萨瓜（大沙华）访问、拍摄。其中刘教授春季已经去过一趟，两次历时共计40多天，耗资不菲，人更瘦了一圈。当我从照片上看到他们两位历尽艰辛，终于在我交亲生前古巴友人的家族墓地找到坟茔，并给先父献上一束鲜花时，我不禁潸然泪下！
    还有朱霖先生、袁艳博士和吕关枝（LuIs Mitzi Espinosa）女士。朱霖是北京人，有个搞怪的网名叫做“三环路上的幽灵”，生活中却是个非常开朗、乐于助人的小伙子。他也曾留学古巴进修西班牙文，毕业后留下来当过汉语教师，对古巴有相当深入的了解。他读了《古巴华侨家书故事》后，热情地在网上推介，并两次从北京飞来广州跟我交流探讨。这次修订，他又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图片。袁艳博士是天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学生。她为做博士论文到北京国家图书馆查找资料。在翻阋40多年前的古巴华文报纸《光华报》时，竞然慧眼发现了一篇我父亲纪念抗日战争20周年讲话的报道。原来，她读了我的家书故事后就深深记住了我父亲的名字。吕女士是古巴华裔
    学者，热心华侨华人研究，2008年来广州暨南大学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我们有幸认识。她不懂中文，我只能靠蹩脚的英文或借助别人翻译西班牙文与她交流，但她却能与中国亲人共读我的书，说“很有趣”。她在古巴中华总会馆周卓明总书记的助力下，发掘了不少相关史实，找到了我父亲的好些人脉线索。
    像这样的热心读者、专家还有不少。他们的鼓励和帮助各适其式，但都出于一片挚诚，同为推动我深入研究的动力。正是他们的推动，使我感到必须出一个修订新版，而且要在保持原有风格的同时，让它从内容到形式都焕然一新，以报答读者和专家的厚爱。
    期盼大家继续多多赐教。我希望，即使是读过《古巴华侨家书故事》的读者，也不会觉得这个新版是一个重复。或许，还能从中获得新东西，有新感受。
    黄卓才
    2011年春于暨南园

    1957年，古巴的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已经岌岌可危。自从1956年11月，卡斯特罗率领81名战友乘“格拉玛号”登陆红滩，开辟了马埃斯特腊山区游击根据地以后，古巴各路革命队伍力量不断壮大，零星的战斗陆续发生。在这种革命过程的动荡局势下，生意虽然“仍续做去”，但难有起色，信中显露了父亲内心的忧虑。但那时我还不知道古巴内情，也不懂得安慰他，这就是所谓的“少不更事”吧。
    我倒会为自己发愁。这从父亲的信中看得出来。当时，我在广州第十七中学读高三。学校在登峰路，与北园酒家相邻。
    那是一所历史悠久、环境幽静、体育风气特别好的学校；更兼位于五层楼下，有全市最大的越秀山运动场、游泳池，还有附近的中山图书馆、中山纪念堂、麓湖，都可以为我所用，是个读书的好地方。1955年我从台山一中初中毕业后，就决心到广州读书。我如愿以偿地考入这所中学，开始了一段快乐的时光。为了我上学方便，当时母亲和我租住在离学校不远的法政路青年里3号。这封信就是寄到这个地址来的。
    毕业在即，面临着前途出路问题，我的思想活动自然较多。
    按照我当时的情况，唯一的出路是考试升学。我的家庭出身是华侨工人，虽然不是党员、团员，但年年被选为班长和学生会干部，学习成绩好，在《广州青年报》上发表过文章，又是学校排球队和广州市少年排球代表队的运动员，可以说德智体全面发展。在正常情况下，考上大学应当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形势好像有点儿不对劲。
    秋季开学不久，学校加强了政治思想教育。一方面大力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批判“成名成家”，批判“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批判“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一方面又号召我们毕业后“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老师带领我们到附近下塘郊区农村去访问一位上届毕业没有考上大学的师姐，看她怎样“乐于回乡务农，安心生产”。然后把我们带到番禺县的万顷沙农场，让一位“自愿下乡”的初中毕业的小师妹向我们讲述她的“先进事迹”——她正是我租住的屋主家的小千金。政治课、语文课补充了好些有关务农的内容。种种迹象表明，学校要我们充分做好考不上大学的思想准备。也许，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当年的招生名额极其有限，能够考上的人实在太少，连我们心目中最优秀的师兄师姐也一个个名落孙山。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能够考上大学，是莫大的幸福。我把这种希冀告诉父亲，他却不明白为什么。是的，他远隔重洋，不知道儿子正面临如此严峻的形势。
    上届师兄师姐落第下乡的前车之鉴，令人警觉。我不能不多长个心眼了。
    除了上大学，我还可以做什么……
    去香港、出国？这是我首先考虑的，也许是出于一个侨乡人的传统思维模式。
    那时候去香港并不难，只要有正当理由，申请一般可获批准。信中提到的马碧荷，是我的同乡姐姐，曾与我们在小北路小石新街租住过同一座房子，她就是不久前申请赴港的。还有我的几位男同学，包括和我一同来广州读书并同租住一室的台山学友，申请手续都办得十分顺利。如果我步他们的后尘，成功的几率相当大。
    当时，如果我申请赴港，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亲戚的关照。我的舅母李美珍和表兄伍致（志）和几年前从台山去香港，如今已在九龙买了房子。
    舅母和表兄来信说，给我留了一个房间，让我到香港读书居住。
    父亲信中提及我与志和表兄通讯的事，指的就是我写信向表哥询问香港的情况。看来，父亲强调的是香港谋生困难的一面，他并不赞成我去。这在当时，与我的想法是吻合的，我其实并不愿意到香港去。实际上，当时的香港不像现在这么发达，环境比广州还差。就读书、居住而论，并非理想之地。正因为如此，1957年暑假，我班上到香港探亲的同学都不愿意留在那里。
    同时，我对在内地升学满怀信心。“家有老，不远游。”母亲体弱多病，也是我不能离开广州的理由。
    到1957年，姨母已经50多岁了。姨母伍惠琼（别名惠平、锦平）的丈夫黄松德，字世显，五十区璋背村人，1920年左右赴南美洲秘鲁首都利马谋生。
    他1924年左右与姨母结婚后，夫妻曾到广州度过蜜月。姨丈返回秘鲁后，姨母即被外家召回，让她在五十墟居住。1936年在河南街买地建楼，一切由我的归侨外公伍于炳包办，建成后冠名仁德堂。姨丈旅居秘鲁后，一去不复返，丢下姨母一个人在家，几十年守着一栋两层的大楼房，犹如守活寡一般，十分孤单凄苦。像她这样不幸的侨眷妇女，在台山不知有多少！
    小时候我所见过的一幕，经久难忘。
    大约是1948年，秋风习习，凉意袭人，一个微胖的少妇赤裸裸地站在五十墟小河边的沙滩上，飞舞着白色大毛巾，搔首弄姿，又蹦又跳，又哭又笑，口中念念有词……好奇的人们一打听，原来是附近某村“发花癫”的“金山婆”。 “金山婆”是对侨属老少妇女的通称；所谓“发花癫”，是指女人想男人而发了狂。听说这个“金山婆”出嫁后没几天，老公就去了美国罗省。她单身独居青砖大屋，孤灯难眠。她思念老公，天天想，日日盼，春去又冬来，一年又一年，本是夫妻恩爱的情景，不知怎么却使她乱了性。这样想呀想，就想傻了。最近五十墟来了一个看相算命的外江佬，在北盛街开了一个小店，专钓“金山婆”。这个傻乎乎的侨妇果然上钓。她第一次去算命
    ，就被骗上了床。第二次，她按照算命佬的摆布，把家里的金银首饰玉器一应带齐，送去“作法”，“求神保佑”。谁知只过了大半夜，拂晓之前，她还在做着美梦，算命佬就卷起她的财宝人间蒸发了……
    值得庆幸的是，姨母不是那种女人，她聪慧、坚强、自爱，没有误入歧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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