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与正义——晚清民国侦探小说研究_战玉冰_9787552037876

本书以晚清民国时期的侦探小说为研究对象，借助类型文学研究、翻译研究、文化研究等多种思路与方法，重点关注晚清民国侦探小说中的正义想象、都市书写、理性迷思与类型演变等问题，并进一步述及传统与现代、翻译与创作、文学与文化等多方面内容的辩证思考。

本书中所收录的文章主要是围绕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侦探小说而展开，大概可以视为我近几年对于相关问题的思考成果集结和部分内容呈现。其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面向：

首先，侦探小说作为诞生于现代法制社会之中，以罪案和破案为主要情节内容的小说类型，先天便内含了对于正义问题的考量。这既包括小说中作为主角的私家侦探和国家司法体系之间的复杂关系（法律之外的正义与法律之内的正义），也涉及侦探小说作为小说本身的诗学正义想象与法律正义之间所存在的一致性及裂隙。而聚焦到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侦探小说，则又多了一个传统侠义如何转化为现代正义的思考向度，以及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民族大义中的正义性在具体伸张过程中，又和传统侠义法律正义诗学正义等在精神内核与实践形式层面怎样相互融合或彼此抵牾等。本书侠义与正义一辑中的相关内容，即对上述问题所作出的尝试性回答。而当我们看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侦探小说作家孙了红笔下的侠盗鲁平形象兼具古代侠客之风采、现代侦探之才干与民族气节之担当，作者孙了红本人却贫病潦倒、一无所为时，就完全可以知道侦探小说中的这种正义想象，其实不过是一种正义的虚张。

其次，诚如本雅明所言，世界早期侦探小说同时又是现代都市的产物：从爱伦·坡笔下侦探杜宾昼伏夜出的巴黎，到柯南·道尔所塑造的福尔摩斯对伦敦街巷的了若指掌、堪称城市活地图，再到民国时期霍桑、李飞、鲁平等侦探或侠盗大显身手的上海……小说中适合侦探们施展才华的舞台无一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为充分和成熟的现代化大都市。甚至于我们可以说，现代都市不仅是早期侦探小说的故事发生空间，更是深刻参与构成了侦探小说自身的类型气质与形式特征。本书侦探与都市一辑中所分别讨论的，则包括充满了惊惧体验的都市街头，作为金钱与欲望交换场所的舞厅，以及提供另一种侦探叙事传播媒介的电影院等现代都市场所。此外，中国传统文化场域对于西方都市现代性的接受与抵抗，则被形式化为苏州案件与上海侦探之关系这个有趣的侦探小说情节想象而得到讨论和处理。

再次，侦探小说作为一种类型小说，其类型自身的传承演变也是相关研究所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本书百年类型史一辑中，主要以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小说的百年汉译历程和作为侦探小说亚类型的中国间谍小说百年发展史作为研究案例，从类型小说、文学翻译、文学史、时代思潮等方面初步探讨中国侦探小说的类型承续与断裂，其涉及历史范围其实已经不止于晚清民国时期，而是会一直延续到当下。但晚清民国侦探小说既是中国百年侦探小说的时间与逻辑起点，又是与后来者可资比较的参照对象，在百年中国侦探小说史乃至百年中国类型小说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而这两篇文章中具体时间范围上的超出，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要反过来凸显晚清民国作为中国侦探小说史发展起点对于后来者的重要意义。

最后，侦探小说中一方面充满了关于现代科技的想象，而这些科技想象在晚清民国时期则常被视为夷之长技奇技淫巧西方巨兽，并相应伴生了崇拜、不屑或恐惧的不同心理反应；另一方面，西方侦探小说不容忽视的来源之一却又是哥特小说与都市怪谈，其传奇性、幻想性的情节成分也是普遍存在（虽然这些内容在侦探小说里最终往往要寻找到一个符合逻辑的解释）。本书最后一辑科技与传奇中的几篇文章，先借助克拉考尔《侦探小说：哲学论文》一书中精辟论述的启发，着力探讨世界早期侦探小说中的理性精神；之后分别以动物杀人铁路巨兽摄影术为例，对相关议题进行案例式分析。而《侦探小说研究中的类型理论与远读方法随想》一篇小文，则既可以视为对相关类型研究方法的总结与反思，也是对当下或未来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展开侦探小说研究的一点遐想。

总的来看，一方面诞生于现代都市之中的侦探小说成功捕捉到了现代都市人群的某种惊颤体验或感觉结构，并承载了他们关于理性的信仰、秩序的想象和自我主体性的乐观；另一方面，正义又是侦探小说中重要的价值范畴，这既包括福柯所说的侦探小说产生于国家权力展现方式转型的这一历史过程之中，即从视觉暴力的展演转变为专业知识的档案，又进一步涉及司法正义、法外正义、诗学正义、传统侠义和民族大义的相互辩证。因此，本书取名为现代与正义，正是试图揭示晚清民国侦探小说中这两个方面的内涵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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