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葡萄酒与关税：1689-1900年间英法贸易的政治经济学_约翰·V.C.奈（JohnV.C.Nye）著，刘守刚，魏陆编，邱琳译_9787564240561

　　作为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重点支持的上海市十大高校智库之一，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依托上海财经大学科研团队，吸收和组织校内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法学等不同学科研究人员，联合国内其他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机构，建立多学科融合、协同研究、机制创新的科研平台，旨在对接国家战略，以政府需求为对象，力图运用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破解中国经济社会和发展中的难题，提供具有战略性、综合性、科学性理论支撑的政策建议和高质量决策咨询报告，服务政府决策；形成人才培养、决策咨询、学术研究“三位一体”合力，在研究者与决策者、知识与决策权间架起桥梁，把优秀的思想与非常紧迫的现实问题对接，在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中发挥“咨政启民”的“思想库”作用。

　　经济史学家在学术界的地位向来不太稳固。在历史学和经济学的不同研究要求中左右为难，经济史学家往往难以找到一个能被两者共同接受的结合点：历史学强调档案研究、复杂文本分析，致力于找到来龙去脉；而经济学则强调技术语言和结构，注重统计技巧的充分利用，并声称仿效自然科学。众所周知，在北美经济史学界，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精确性已经主导了研究方法论。四十多年前，“新经济史学”（计量经济史学）的出现凸显了这一研究重心的转移。新经济史学试图将经济学模型及对假设的统计学检验，与传统经济史学家所做的描述性工作结合起来。其背后的理念是，严谨的假设检验能为经济增长及现代工业经济发展的动因带来更精确可靠的理解。相比之下，历史学家描绘的某些宏大图景似乎不过是含糊不清的叙事。
　　然而变革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许多历史学家选择刻意无视这一新兴领域的研究——他们常常对提出的各种假设不予理会，觉得它们无关紧要或是无历史意义。除此以外，计量经济史学家则发现自己囿于学术市场对经济学家的要求。假使经济史学的每一项研究工作都要套用现有的数学模型，并以其为框架，或者都用来考察某项已被详尽阐释的假说是否经得起量化检验，那么经济史学家能够提出的课题将受限于更广泛的经济学界的条条框框。此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至少在1960年前后的研究中——所认可的理论模型的范围远小于我们今日所见，而这一事实也制约着经济史学家。第一代计量经济史学家的研究局限于社会科学检验的狭隘范畴，但也受惠于更关注长期问题的前代历史学家所提出的命题。由于无法自由选择与前辈所提出的同等重要的历史课题，后代学者们发现自己的工作局限于那些易于融入传统应用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课题。由此也产生了极其糟糕的后果，使得这一研究领域在经济学内部被进一步边缘化——如果经济史学仅仅是应用经济学，那它又能提出什么特有的主张，以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来指导所有的经济学家呢？
　　幸运的是，整整一代学者对众多学科领域的研究所产生的价值，重新唤起了人们对更广泛的历史及制度问题的兴趣（这些领域不仅包括经济史学，也涉及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法学，以及政治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革命），及对找出那些更易于检验的计量经济史论断的渴望。值得一提的是，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领衔了或被称之为“新制度经济史”的学说，并倡导分析性或制度性叙述的应用。在这种叙述中，描述性历史与更广泛的分析结构相互作用。这一分析结构使得我们在思考更长期的政治经济演变时，能尽力将较精密的量化研究所呈现的众多静态片段串联起来。
　　笔者简要回顾了这段历程，旨在解释本书构思的演变。起初笔者接受了计量经济史学的训练，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挖掘历史数据，恰当地使用数据检验确切的假说，或是阐述反设的事实，以增强人们对于某一历史事件或进程的理解。十多年前当笔者开始这份工作时，最初的兴趣在于从法国的角度分析英法贸易进程，充分运用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推理勾勒两国之间的贸易模式，并研究跨海峡贸易的政治环境改变时该贸易模式的反应。然而在研究过程中，通过笔者早前已开始积累的大量关于英法历史的笔记，一个更宏大的故事逐渐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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