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史著作丛刊第一辑·中国文学史纲_谭丕模著，林昭整理_9787108062178

《中国文学史纲》是较早运用唯物史观书写的文学史，开始运用阶级反映论进行文学史书写，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原则、以阶级分析为方法，通过考察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来研究文学发展规律。该书经历了八次易稿、四次出版，本次整理将以初版为底本，参照其修改与再版的内容，反映马克思主义观点在文学史书写中应用与深入的动态过程。

前言

谭丕模（18991958），本名谭洪，号披朦，笔名洛如、一洪、千英、孤君、斯徙、曙光、平、规，湖南省祁阳县人，是我国重要的文学史家、思想史家和教育家，也是最早用唯物论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文学史的学者之一。

早期唯物论文学史观的确立经历了从机械套用到系统深入的动态过程。从整体上来说，表现为社会史进入文学史的过程，封建这一概念在文学史中的确立是这一过程中最为突出的特征。从具体的文学史书写来说，表现为阶级性反映论的发展过程，社会背景先行的书写方式、阶级对立的阐释模式和劳动说的唯一正确性为文学史书写确定了固定的书写范式。在早期唯物论文学史观确立的过程中，谭丕模的《中国文学史纲》颇具代表性和典型性，不仅在于其完整地呈现了唯物论在指导文学史书写时所提供的新视角和带来的新问题，更在于其在文学史书写过程中的反思和修改对当下重写文学史具有源头性的启发作用。

一、谭丕模的生平

1899年，谭丕模出生于湖南省祁阳县湖塘湾村的一个书香之家，家风正直开明。谭丕模从小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最喜爱读《论语》、《史记》和《资治通鉴》，对中国传统思想和史学研究有浓厚的兴趣。与此同时，谭丕模的少年时代也正是中国社会急剧变化之际，在其父谭祚垓、其兄谭丕绩的影响下，谭丕模培育了炽热的爱国情怀和强烈的报国理想，对新文化、新思想也充满了向往与好奇。

1922年，谭丕模考入北平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对文学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北平求学期间，谭丕模开始学习《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关心国家危难，在三一八事件后参加天安门前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大会并向段祺瑞政府请愿，也曾在反帝反军阀斗争中遭奉系军阀逮捕入狱，从这时起谭丕模的思想与时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谭丕模也开始了文史哲方面的系统学习，鲁迅、钱玄同、吴承仕等先生的教导培养了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在这时谭丕模开始了第一次文学史书写的尝试，是跟着刘师培氏的写作路线跑的，只写先秦一段，约两万多字，并未出版。

毕业后，谭丕模一方面投身于抗日文化运动，担任北京《新晨报》社论撰写人、教育副刊和新闻副刊编辑主任，与吕振羽、郑侃、刘思慕等人创办《新东方》杂志，以遏制帝国主义、振兴中华为己任。另一方面，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先后任教于北平师范学校、民国大学、朝阳大学、华北学院、北平女一中、粤北中山大学师范学院、国立桂林师范学院等。根据在北平师范学校授课讲义，谭丕模出版了《新兴文学概论》《文艺思潮之演进》和《中国文学史纲》（1933年版）。1933年版《中国文学史纲》是谭丕模中国文学史书写的第二稿，也是其首次出版的文学史著作，从西周一直写到1932年。书写这一版的文学史时，年仅34岁的谭丕模是意气风发的，在他看来，这部文学史虽然仅花了八九个月的时间编写而成，但与以往的文学史迥然不同，尤其是所运用的新兴社会科学的方法更是其引以为豪的。但在之后的文学史研究和书写中，谭丕模逐渐感觉到自己对于唯物主义的片面理解和机械运用，在1947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纲》中反思自己1933年的文学史，认为虽然当时自己企图运用科学的方法，但仍然有很多不科学的意见。在思想史方面，谭丕模出版了《宋元明思想史纲》和《清代思想史纲》，对当时来说是有现实意义的思想史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谭丕模先后担任民盟湖南省支部委员会委员兼文教委员会委员，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光明日报》《文学遗产》首届编委，《文艺学习》编委，先后任教于湖南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继续开设中国文学史等课程，并受教育部委托，主持起草和修订《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1958年，谭丕模作为中国文化代表团成员赴阿富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访问，途中飞机失事，不幸遇难。

谭丕模的学术研究与其唯物主义的学习具有一致性。20世纪30年代，谭丕模怀着一腔热情大胆地将唯物论引入文学研究之中，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不仅是一种治学方法，更是一种学术勇气。吕振羽在为《新兴文学概论》作序时直言：因为很同情谭先生的勇敢和努力，才敢来替本书写这篇序。此后，谭丕模的唯物史观逐渐成熟，注意用辩证的方法，避免机械论，李达评论《宋元明思想史纲》、顾颉刚评论《清代思想史纲》时都指出谭丕模用严正的科学观点进行学术研究。在其学术生涯中，谭丕模最为注重的是文学史的学习和研究，唯物史观的成熟也体现在文学史的书写和修改之中。在1933至1947年间，谭丕模从未间断文学史的学习和写作，其间六易其稿，两次出版。此后由于身体原因和担任行政工作，他一度搁置了文学史书写，直至1953年又恢复了文学史的写作。1954年第七稿、第三版《中国文学史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教材编审处印出，作为高等学校交流讲义。此版文学史引发了许多讨论，谭丕模收到各方意见后，又立即进行了修改，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出版。这是谭丕模《中国文学史纲》的最后一版，也是其运用马克思主义及其唯物史观研究文学史的最终成果。

马克思主义及其唯物史观被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并对中国学界的各个领域产生影响，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从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提出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开始，唯物论引起了社会史、学术史及哲学领域相关学者的关注，陆续产生了大批相关译著和学术研究著作，同时在文艺理论方面就文艺基本内涵、文学阶级性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论争。经过研究和讨论之后，一部分学者接受了唯物论，并将其作为自己治学术史的指导思想。就文学史而言，唯物论正式进入并指导文学史书写，要从谭丕模的《中国文学史纲》（1933年版）说起。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谭丕模《中国文学史纲》四个版本的变动和修改，也生动地反映了唯物论在应用于文学史书写的早期从机械套用到系统深入的动态过程，是60年代两部统编教材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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