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科关键词研究·行动：从身体的实践到文学的无为_汪海著_9787301218822

　　20世纪是革命、解放与政治运动风起云涌的“行动的世纪”。今天的时代，一方面继承了“行动世纪”的精神遗产，带着现代性的焦躁，对行动的力量推崇备至；另一方面在经济与管理对生活各领域的全面入侵下，试图工具化行动，将“行动”异化为社会学意义上可以测量、控制和标准化的“行为”。面对这一“行动的危机”，《人文学科关键词研究·行动：从身体的实践到文学的无为》采取了西方思想史上行动问题之始祖亚里士多德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从政治、伦理、文学和基督教等角度，对20世纪以来西方人文学界对行动问题的探讨进行了选择性的梳理与延伸。《人文学科关键词研究·行动：从身体的实践到文学的无为》通过对政治行动、言语行动、文本行动与文学行动等行动问题的考察，讲述了一个与“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这句话很不相同的故事。这个故事强调的不是身体行动的至高无上，也不是言语与行动的对立，而是行动自身的多样性，以及行动与言语、文本，乃至与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人文学科关键词研究·行动：从身体的实践到文学的无为》还将提出一种致力于抗拒死亡崇拜和权力崇拜的行动模式，一种蕴含于文学的“无为”之中的“弱行动”。

　　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德里达的敏锐：“这一‘理论’被迫在它自身之中再生出它所研究之对象的法则，或者说把它的对象作为法则；这一‘理论’必须屈服于它声称要加以分析的准则。”①然而，吊诡地是，奥斯汀的讲座和此后的出版却的确成了一个革命性行动，它打破了以往认识语言的惯例与准则。米勒（Miller，J.Hillis）分析认为“《如何以言行事》-书恰是对它没有达成其目的——获得法则与秩序——的记录”②。
　　也许日常生活和日常语言并没有奥斯汀所理想得那么日常，规则或者规范，也没有人可以生活在驱除了“寄生性话语”（文学话语）因而没有悬念和戏剧性的日常中——因为行动不是行为。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继续探讨这一问题。
　　那么今天呢？让我们回到巴丢对20世纪的考察，看看构成“行动世纪”的那些重要特征如何延续到今天，在当下语境中又发生了怎样的嬗变。
　　20世纪80年代冷战结束，社会主义在苏联和东欧退潮，西方主流话语——不得不承认也是目前世界的主流话语，为“历史的终结”和“自由民主”、全球市场理念的胜利而欢呼雀跃。福山在著名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声称：“我们正在见证的不仅仅是冷战的终结，或者战后历史某个特殊阶段的结束，而是历史本身的终结，是人类意识形态演进的终结点，以及作为人类政体最终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遍化。”③然而这在同时也无疑宣告了真正行动的终结，因为最后的行动已经在柏林墙倒下之时实现。从此所有的行动事先已经设计好，它们不过是对“普遍化”了的、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执行，乃至推行。而既然这一主导意识形态已经普遍化，它就不再被认为是意识形态的一种，而成为普遍真理的化身，在此框架下剩下的一切问题都不过是经济问题、技术问题、管理问题和文化交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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