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胡适（纵论胡适的文学主张、思想特质与治学方法，重审近现代学人的文化使命感与民族反省精神）_朱文华著_9787547618127

国内对胡适的认识和研究，从批判胡适反动思想到改革开放后重新认识与评价胡适，再到后来胡适研究专题学科的兴起，几经浪潮起伏。复旦大学学者朱文华教授深入参与了后半程，成为胡适再认识再研究的有力推动者，学界影响深远。
本书是朱文华教授研究胡适的主要成果。全书用事实和史料来论述胡适的文学主张、思想特质与治学方法，提出自己的观点，以期为读者厘清胡适的是非功过，重审近现代学人的文化使命感与民族反省精神。

我与胡适研究
（代序）

胡适研究会发起征文，希望有关同人以我与胡适研究为主题，回顾中国内地的胡适研究学科所走过的三十余年来的历程并总结其经验教训。我认为这的确是一项有意义的活动，至少可以为一部丰富而复杂的中国当代学术思想文化史（可惜至今无人对此做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整理）留下若干史料线索，所以不揣冒昧撰稿如下，期盼同行师友的批评指正。我是在何种情况下接触胡适思想的。
余生也晚，当胡适于1962年逝世于台湾的时候，我还是上海的一个小学生（六年级），同年秋升读初中后，因为上中国历史课，加上个人的些许课外阅读，才知道中国现代史上有过胡适这个人物，但当时对胡适的认识只是：胡适虽然倡导过有进步意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但后来变坏，成为了反动（共）文人。显然，这样的认识其实是当时的主流思想灌输影响青年学生思想的一种结果。说来难以置信，反而是在乱哄哄的文革期间，我有了机会意外地接触胡适的思想言论，由此改变了对于胡适的某种认识与理解。
先是在1968年间，上海的各大中学校开始搞所谓的复课闹革命，于是曾被关闭多时的复旦大学图书馆（老楼）的报刊阅览室重新开放了，而我当时作为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佩戴有校徽，又套着红卫兵袖章（尽管已经是逍遥派了），自然能够很方便地溜进这间阅览室。于是，约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大致通读了馆藏（上架）的1949年以来大陆所出版的文学类和社科类的期刊合订本，其中包括一套完整的《新华月报》杂志（50年代初一度名为《新华半月刊》），由此了解到：19541955年间，中国大陆曾开展过一场胡适反动思想批判运动；再通过阅读其中所刊登的几篇批判胡适思想的文章，虽然似懂非懂，但本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通常是无师自通地采取的正面文章反面看、反面文章正面看的原理与方法，于是对被批判的胡适的社会政治思想与学术文化观点有了初步的了解，甚至还觉得它们其实是有点道理的，反而是那些批判词句并没有什么说服力。
再是到了1973年秋，由于我比当年大量的被迫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同伴们幸运一点，居然成为所谓的工农兵学员（第三届），由此脱离农村环境而重返上海入读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评论专业。虽说当年的大学校园仍是闹哄哄的，教学秩序不太正常，但比之国内其他系统的单位部门，毕竟还维持着一丝教育的氛围来装点门面，例如，学校的图书馆是开放的，也总有一些师生在频频参加政治活动之余，因各种原因走进图书馆阅览室。当时的校图书馆（新楼）辟有一个专门的社科图书阅览室，图书均开架，凡本校师生凭有效证件即可自由出入随意翻阅。我本来以为，文革中极左思潮泛滥，主流媒体大批封资修，听说国内不少地方和单位（包括个别文教部门）甚至大烧图书，至少是把绝大多数书籍判为大毒草而列为禁书由此封存起来，我校的这个阅览室大概也是装饰性的（即除了马列毛和鲁迅作品外没有其他）。谁知我第一次进去后就感到十分惊喜，原来这里的图书种类还比较齐全，除了马列毛鲁著作外，也有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文学、哲学、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新闻学等）的一些基本图书和经典性著作，其中大量的正是被当时的主流媒体视为由反动学术权威（或称牛鬼蛇神）所著的大毒草。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思考分析了一下，明白了其中的奥妙因为这些上架的图书都被加盖了一个特别的印章（文字为供批判用），如此一招，在当时显然可以堵住极左者的口，由此躲避政治风险（因为当时的政治宣传正在号召开展革命大批判）。我心底暗暗佩服学校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政治智慧，同时也对这个阅览室跑得更勤了。更想不到的是，某一天我在这间阅览室的最后一排书架上发现了几册散乱而不成套的《胡适文存》（20年代的亚东版《胡适文存》共三集，每集分为四册装订），随即又陆续找到了商务版的《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和《胡适留学日记》（当然它们也都被盖上了供批判用的印章），无不认认真真地通读了。由于自己已参加过一段时间的文革活动（如曾为红卫兵），也经历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社会生活（如知青插队），耳闻目睹的乃至有某种切身感受的社会现实与有些宣传的反差实在太大，在这样的情景下读胡适著作，不能不有深刻的体会，以至在一些问题上明显地形成了思想共鸣。例如胡适坚持倡导民主政治和抨击独裁专制、强调人格独立与言论自由、反对统一思想与名教意识、提倡科学怀疑精神、不要让别人牵着鼻子走等，乃至提醒人们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和防止目的热、方法盲倾向等等这些曾经一点一滴地哺育了五四时期进步青年的思想乳汁，竟然被我在短时间里集中地吸收，当时简直使我耳热心跳，颇有梁启超曾谈到过他早年读龚自珍著述时的那种如受电然的感觉。可以说，正是这一读书经历，使我对胡适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兴趣。这正是我后来自觉地（乃至几乎是终身）从事胡适研究的思想起点。由此或许也可以领悟到：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思想（以书刊为媒介）自有思想的力量，而任何形式（性质）的教育也天然地具有民主主义的因素并发生积极影响，所以那种统制思想、控制舆论之类的做法，尽管在一时一地有效，但毕竟不可能永远牢固地维持舆论一律的局面，而这一点也正可以从某一角度解释日后大陆能够自发地形成胡适研究的学术热潮的历史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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