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化蝶》《美味佳药》《花篮》《他人的房间》《凝固的沙滩》《苔藓》《糖霜》《大杂院子弟》《托体》。
召唤一种新的现代小说（代序）
谢有顺
中国当代小说一直没能较理想地平衡好两种关系，概括起来说，就是实与虚、小与大的关系。很多写作困境由此而来。
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的小说革命，常常在极端抽象和极端写实这两种思潮之间摇摆。先锋小说时期，语言和结构探索的极致状态，写作被抽象成了一种观念、一种形式法则或语言的自我绵延，代表作有格非的《褐色鸟群》、孙甘露的《信使之函》、北村的《聒噪者说》等；后来的新写实小说，写日常生活琐细的困顿，各种孩子入学难、乡下来亲戚了、豆腐馊掉了的两难，走的又是极端写实的路子，“一地鸡毛”，精神意蕴上飞腾不起来。90年代以后，对日常生活书写的张扬，走的就是这种经验主义、感觉主义的写作路子，物质、身体、欲望是叙事的主角，“新状态”“身体写作”“70后”“80后”等写作现象背后，都有经验崇拜、感觉崇拜的影子，叙事中的细节流指向的多是日常生活的繁难和个人的私密经验，这种由感觉和经验所构成的实感，对于认识一种更内在的生存而言，敞露出的往往是一种空无感——写作到经验为止，而经验的高度同质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经验的贫乏，其实就是意义的贫乏、精神的贫乏。一味地沉迷于生活流、细节流的书写，只会导致肤浅情绪的泛滥，或者满足于一些生活小感悟、小转折的展示，这样的写作，对于生活下面那个坚硬的核心并无多少解析能力。依靠直接经验的写作，塑造的往往是经验的自我，经验与经验之间发生冲突时，也是通过经验来解决矛盾，这种以实事为准绳的自然思维，还不足以创造出意义的自我——我们经常说的精神可能性，其实就是要在写作中让经验从个别走向一般和普遍。
除了自然思维，写作还需要有一些哲学思维，才能从实事、经验之上完成内在超越。
诗歌写作也是如此。短小，写实，貌似意味深长的转折，不乏幽默和警句，这类诗歌现在成了主流，写作难度不大，写作者众多，给人一种诗歌极为繁荣的假象，但细读之下，会发现这些诗歌写的不过是一些细碎瞬间和浅易的一得之见，对自我和世界的认识还多是停留在生活的表面滑行。而在20世纪90年代末发生的关于“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诗学论争，也是诗歌写作在极端抽象和极端写实之间摇摆的生动例证。过于强调知识分子的身份，很多诗歌就被抽象成了知识、玄学、修辞、语言符码；过于强调口语和民间，也会流于松弛、庸常、细碎、斤斤计较的写实。写诗不是炫耀修辞、堆砌观念，不能牺牲生命的直觉和在场感，但也不是放弃想象、仿写日常，被生活的细节流卷着走。口语是一种语言态度，目的是为了达到言文一致，写诗人真实所感的，进而确立起有主体意识的写作精神，反抗一种没有身体感的虚假写作。正如五四白话文运动，重点不在于用白话（仅就白话而言，晚清就已有不少人在用白话作文、白话写小说了），而是在于用白话文创立一种新的现代书写语言，建构一个新的现代主体。白话和白话文是不一样的。晚清无论是报刊白话文还是白话小说，都是针对汉字的繁难而想找一条新的语言出路，为此，哪怕激进到废除汉字、改用拼音这一步，一些人也在所不惜（这种思想或许受了日本的影响），可见晚清对白话的认识还是工具论层面的，还未意识到旧语言（文言文）对于新思想、新观念的传播有巨大的局限，更没有建构现代个人意识的觉悟。而五四白话文运动是要通过建构现代书写语言来重塑现代人的主体意识，来解放被传统语言束缚了几千年的思想，这就超越了工具论，而把语言的选择当作了现代人自我意识觉醒的一种方式。现代文学史何以称鲁迅的《狂人日记》为第一篇现代白话文小说？原因就在于《狂人日记》里有一个觉醒了的“我”在省思和批判，有了这个现代主体和内在自我，才是它区别于晚清白话小说的重要标志。不看到语言背后暗藏的思想变革的力量，文学的革命就会流于表浅。今天很多诗歌写作者对“口语”的理解即停留于工具层面，并不懂何为有主体性、创造性的“口语写作”。
这里面也有一个待解的虚与实的问题。
实的一面，就是语词、经验、细节、感受，似乎越具体就越真实，但虚的一面，还有一个精神想象和诗歌主体建构的潜在意图，它才能真正决定诗歌的质地如何。小说的误区似乎相似。有那么一段时间，小说不断地写实化、细节化、个人化，作家都追求讲一个好看故事，在涉及身体、欲望的经验叙写方面，越来越大胆，并把这个视为个人写作的路标之一，以致多数小说热衷于小事、私事的述说，而逐渐失去关注重大问题、书写主要真实的能力。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的中国当代小说，偏重于宏大叙事，艺术手法单一，价值观善恶分明，而且脱不开在末尾对作品进行精神升华的叙事模式，整体上显得空洞、虚假，缺乏个体精神意识的觉醒。即便到了寻根小说时期，韩少功说，“在文学艺术方面，在民族的深层精神和文化特质方面，我们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 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这个时候的“自我”，主要还是“民族的自我”，“根”也还是传统文化之根，带着鲜明的类群特征。但此时作家转向传统和民间，仍有积极的意义，它是对之前的小说（伤痕小说、知青小说、改革小说等）过分臣服于现实逻辑、缺乏想象力的一种反抗。“‘实’是小说的物质基础，但太‘实’常常损伤艺术的自由，这时，有文化自觉的写作者就会转向民间、向后回望，骨子里是想借力‘不入正宗’‘流入乡野’的‘异己的因素’，来获得‘更新再生的契机’，进而获得一种精神想象力。民族文化混沌时期的拙朴、苍茫、难以言说，正适合想象力的强劲生长。匍匐在地上的写作是没有希望的，必须激发起对人的全新想象，写作才能实现腾跃和飞翔。”谢有顺：《思想着的自我——韩少功的写作观念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启示》，《南方文坛》，2022年第4期。而到了先锋小说时期，写作对个体意识的张扬可谓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小说不再顾及普通读者的感受，不讲述逻辑连贯的故事，不突出人物形象的典型和饱满，不再是线性叙事，而迷恋一种复杂的迷途结构，语言上也充满自我指涉、自我繁殖的呓语，一切旧的写作规范都被打破了——这种探索的直接后果就是，写作越来越像个人的语言游戏，这和后来的“身体写作”沉迷于个人私密经验的展示，在思维路径上是相似的。
主编简介
谢有顺，文学博士，一级作家。1972年生于福建长汀。现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兼任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等。入选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等。出版有《成为小说家》《小说中的心事》《散文的常道》《文学及其所创造的》等著作二十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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