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起东南_林矗编著_9787555028888

本书介绍商务印书馆内部的关系结构和派系图谱，展现新人与旧人、书生派与教会派之间的复杂联系；激进思想和保守思想、西化思想和守中思想之间的剧烈碰撞，展现“闽派”出版家、作家群体在跌宕起伏的时代浪潮中的奋进风姿和恢弘魄力，他们对中国文化教育平台的建设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在特殊历史时期的湍急潮流中砥砺延续着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坚持走出不同凡响的文化新路，彰显出中国出版人、福建出版人的双重自信和加倍风采。其中高梦旦、李宣龚、郑贞文、郑振铎等人均是商务印书馆的中流砥柱，是福州城市人文的精英、福建地方文化的代表，在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历史中留下过许多璀璨夺目的篇章。

高梦旦：

以谋国风度谋书事

高梦旦（1870-1936），的教育家、出版家、家和辞书学家。名凤谦，字梦旦，常用笔名崇有；福建长乐（今福州市区）人，出身于桐城派古文名家。

他是维新人士，曾经投稿于梁启超创办的《时务报》论废除跪拜之事，梁十分钦佩。从此两人书信往来，成为朋友。高梦旦兄弟三人，长兄凤岐(字啸桐），举人出身，是桐城派古文学家，官梧州知府，曾供职于商务印书馆；次兄而谦（字子益），举人出身，毕业于福州马尾的船政学堂和法国巴黎大学，清末曾任四川布政使，民初先后出任驻意大利公使和；表哥魏瀚，同样毕业于船政学堂，留法获法学博士学位，代造舰专家，民国时期福州船政局局长、海军中将，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的主要促成者。高梦旦还是中国的社会活动家郑振铎的岳父，物理学家、院士洪朝生之外祖父。

高梦旦自幼聪明，母亲、兄长是其启蒙老师。他不及幼学之年父母双亡，由兄长二人将其抚养成人。高梦旦成年后以笔耕、教读自食其力，推崇实用之学，自创文章“写实体”。他曾在福州致用书院学过表兄魏瀚的家庭教绪二十二年（1896）高梦旦随长兄凤歧赴浙江，先入杭州知府林启（福州人）幕府，后任浙江大学堂（原名求是书院）教作为大学堂留学监督带领学生东渡日本游学。在浙期间，他发表了的译论《翻译泰西有用书籍议》，不但强调翻译人文社科类书目的重要，而且针对统一译名标准提出了“辨名物”（意译）和“谐声音”（音译）的建议，思想前瞻和开拓。

1903年，应张元济之邀，高梦旦携长兄资金入股商务印书馆，受聘为编译所国文部部长，成为首入商务印书馆的福州人。此后，他出任董事、常务董事、编译所所长、出版部部长，1909年还兼任复旦公学监督(复旦大学第四任校长）。复旦大学校史馆收藏着早的一张复旦大学毕业文凭，该文凭于1909年即宣统元年由高梦旦监督签发，现已成为“镇馆之宝”。

商务印书馆首获的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源于编辑出版规范化的小学教科书，这是高梦旦的创议。陈叔通在《回忆商务印书馆》一文中写道：“教科书的起源是由高梦旦去日本考察，回来后搞的。”在日本监学的一年多时间里，高梦旦考察得出其兴盛的缘由在于兴教育。他认为时下中国教育革新的根本在于小学，而小学的关键在于教科书。因此，高梦旦立志编写规范化、分类化的教科书。主政编译所国文部后，结前一轮将教科书“”给社会人士编译的经验教训（指1902年商务印书馆委托蔡元培、蒋维乔编写教科书），澄清了那次教科书的编写既不规范又多缺失而造成无法问世的原因：缺乏完善的编辑规范制度的约束。为此，他与张元济商议后决定先从建立制度着手，同时开始《新国文教科书》编辑出版的前期工作。高梦旦负责确立行动指南，要求“凡关于立身、居家、处世，以事物浅近之理由与治生之所不可缺者，皆萃于此书。其有为吾国之，则极力表彰之；吾国之弊俗，则极力矫正之，以期社会步改良”。接着他提出将教科书“制”改为“自办制”，聘请专职编辑来从事教科书的编纂工作。思路与确定后，他对小学国文教科书先定计划，然后依照规范要求采用“合议制”编辑方法，与蒋维乔、张元济、庄俞讨论、修改，不厌其详。高梦旦主持编写的《新国文教科书》是我国近代教育套的教科书，一经出版全国。随之，教科书由小学扩展中学、师范，在全国范围内被学校广泛采用。他因此被誉称“中国现代语文教科书之父”。这是他在商务印书馆创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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