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的历史性_李洋主编_9787507852660

本书选编了从1910年至今关于论 (散) 文电影这种独特的电影书写和电影文体的最有影响的多篇经典理论文献, 文章作者都是国际知名的哲学家、电影导演、批评家、策展人和代表性学者, 如雅克·朗西埃、乔治·迪迪-于贝尔曼、劳拉·穆尔维、哈罗·法伦基、雷蒙·贝卢尔等, 这些文献是理解和研究论 (散) 文电影迄今最全面、重要的基础理论文献。伴随视频平台的崛起与个人电影创作的出现, 论 (散) 文电影这种把艺术家创作和互联网文化融合起来的电影文体形式, 逐渐受到国际和国内学术界的重视, 也成为从电影史、纪录片、实验电影、当代艺术和短视频不同形态的视听文本发生共振的领域。

总序
丛书以“新迷影”为题，缘于“电影之爱”，迎向“电影之死”。
“迷影”（cinéphilie）即“电影之爱”。从电影诞生时起，就有人对电影产生了超乎寻常的狂热，他们迷影成痴，从观众变成影评人、电影保护者、电影策展人、理论家，甚至成为导演。他们积极的实践构成了西方电影文化史的主要内容：电影批评的诞生、电影杂志的出现、电影术语的厘清、电影资料馆的创立、电影节的兴起与电影学科的确立，都与“电影之爱”密切相关。从某种角度看，电影的历史就是“迷影”的历史。“迷影”建立了一系列发现、评价、言说、保护和修复电影的机制，推动电影从市集杂耍变成最具影响力的大众艺术。
电影史也是一部电影的死亡史。从电影诞生时起，就有人不断诅咒电影“败德”“渎神”，预言电影会夭折、衰落，甚至死亡。安德烈·戈德罗（André Gaudreault）曾说电影经历过八次“死亡”，而事实上，电影经历的“死亡”次数要远超过这个数字。1917年，法国社会评论家爱德华·布兰（Edouard Poulain）出版了图书《反对电影》，公开诅咒电影沦为“教唆犯罪的学校”。1927年有声电影出现后，卓别林在《反对白片宣言》（1931）中宣称声音技术会埋葬电影艺术。1933年，先锋戏剧理论家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在《电影83》杂志发表文章，题目就叫《电影未老先衰》，他认为电影让“千万双眼睛陷入影像的白痴世界”。而德国包豪斯艺术家拉斯洛·莫霍利-纳吉（László Moholy-Nagy）在1934年的《视与听》杂志上也发表了文章，宣布电影工业因为把艺术隔绝在外而必定走向“崩溃”。到了1959年，居伊·德波（Guy Debord）在《情境主义国际》的创刊号上公开发表了《在电影中反对电影》，认为电影沦为“反动景观力量所使用的原始材料”和艺术的消极替代品……到了21世纪，“电影终结论”更是在技术革新浪潮中不绝于耳，英国导演彼得·格林纳威（Peter Greenaway）和美国导演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分别在2007年和2014年宣布“电影已死”。数字电影的诞生“杀死了”胶片，而胶片—“迷影人”虔诚膜拜的电影物质载体，则正在消亡。
电影史上，两个相隔一百年的事件在描绘“电影之爱”与“电影之死”的关系上最有代表性。1895年12月28日，魔术师乔治·梅里爱（Georges Méliès）看完了卢米埃尔兄弟的电影放映，决心买下这个专利，但卢米埃尔兄弟的父亲安托万·卢米埃尔（Antoine Lumière）却对梅里爱说，电影的成本太高、风险很大，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技术”。这可看作“电影终结论”在历史中的第一次出场，而这一天却是电影的生日，预言电影会消亡的人恰恰是“电影之父”的父亲。这个悖论在一百年后重演，1995年，美国批评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应《法兰克福评论报》邀请撰写一篇庆祝电影诞生百年的文章，但在这篇庆祝文章中，桑塔格却认为电影正“不可救药地衰退”，因为“迷影精神”已经衰退，唯一能让电影起死回生的就是“新迷影”，“一种新型的对电影的爱”。所以，电影的历史不仅是民族国家电影工业的竞争与兴衰史，也不仅是导演、类型与风格的兴替史，更是“迷影文化”与“电影终结”互相映照的历史。“电影之爱”与“电影之死”构成了电影史的两面，它们看上去彼此分离、相互矛盾，实则相反相成、相互纠缠。
与亨利·朗格卢瓦（Henri Langlois）、安德烈·巴赞（André Bazin）那个“迷影”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不同，今天的电影生存境遇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电影不再是大众艺术的“国王”，数字技术、移动互联网和虚拟现实等新技术缔造了多元的视听景观，电影院被风起云涌的新媒体卸下了神圣的光环，人们可以在大大小小各种屏幕上观看电影，并根据意志而任意地快进、倒退、中止或评论。在视频节目的聚合中，电影与非电影的边界日益模糊，屏幕的裂变、观影文化的变化、内容的混杂与文体的解放，电影的定义和地位承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恪守特吕弗（François Truffaut）与苏珊·桑塔格倡导的“迷影精神”，可能无法让电影在下一次“死亡诅咒”中幸存下来，相反，保守主义“迷影”或许还会催生加速电影衰亡的文化基因。一方面，“迷影”倡导的“电影中心主义”建构了对电影及其至高无上的艺术身份的近乎专断的独裁式想象。这种精英主义的“圈子文化”缔造了“大电影意识”，或者“电影原教旨主义”，它推崇“电影院崇拜论”，强调清教徒般的观影礼仪，传播对胶片的化学成像美感的迷恋。另一方面，“迷影文化”在公共场域提高电影评论的专业门槛，在学术研究中形成封闭的领地意识，让电影创作和电影批评都拘囿在密不透风的“历史—行话”的系统中。因此，捍卫电影尊严及其神圣性的文化，开始阻碍电影通过主动的进化去抵抗更大、更快的衰退，“电影迷恋”与“电影终结”在今天比在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显现出强烈的张力。
电影的本质正在发生变化，“迷影”在流行娱乐中拯救了电影的艺术身份与荣耀，但这条历史弧线已越过了峰值而下坠。电影正面临痛苦的重生，它不再是彼岸的艺术，不再是一个对象或者平行的现实，它必须突破藩篱，成为包容所有语言的形式。浩瀚汹涌的视听世界从内到外冲刷我们的生活和认知，电影可以成为一切，或一切都将成为电影。正因如此，“新迷影丛书”力求用主动的寻找回应来自未来的诉求，向外钩沉被电影学所忽视的来自哲学、史学、社会学、艺术史、人类学等人文学科的思想资源，向内在电影史的深处开掘新的边缘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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