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本身只是一个描述各种状态的模糊术语，而鉴于所谓的“抑郁”大多与分离和丧失经验相关，可将“哀悼”和“忧郁”视为我们理解这一现象更为精确的概念。在此背景下，《我们为什么会抑郁：哀悼、忧郁与精神分析》从古老的“哀悼”“忧郁”概念出发，结合丰富的文学、艺术、电影素材以及咨询室案例，以精神分析的视角探索哀悼的一般性过程，以及不同文化中的个人对分离和丧失的无意识反应，为我们理解“抑郁”概念未曾阐明的关键性问题提供了极具代入感的切口。
亲人逝世，往事难追，悲伤无处安放；
友人别离，渐行渐远，孤独感大肆蔓延；
世事无常，一切悬而未决，未知的恐惧难以消解；
……
在生活中，显著或微小的抑郁情绪无处不在，现代人为了摆脱抑郁的纠缠，往往求助于药物治疗。但在《我们为什么会抑郁》中，精神分析师达里安·利德指出，对药物的依赖会让我们忽略抑郁的真正根源。抑郁更多与丧失和告别有关，是我们对过往的哀悼和忧郁。当熟悉的关系不复存在，新的连接尚未确立，“我是谁”的终极问题便随之浮出水面，利德结合丰富的案例分析告诉我们，唯有直视对失落之物、已逝之人的留恋乃至憎恨，才能真正理解心灵的失序，从而重建自我的内在世界。
达里安·利德（Darian Leader），精神分析师、作家，英国精神分析学院院长、弗洛伊德分析和研究中心创始成员，被《卫报》誉为“当今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著有《手的精神史》《人为什么会生病》《摇摆之心》《我们为什么睡不着》《什么是疯狂》等。
从医生那里拿到当下流行的抗抑郁药的处方，并在药剂师那里取到药之后，这位年轻女子回到家，打开了那个看着很小的包装袋。她曾想象过一个淡黄色的瓶子，里面装满了密密麻麻的胶囊，像维生素丸一样。但她看到的却是扁平的金属包装，每粒药片与邻近的药片都被一大片不成比例的空箔隔开。“每一粒药片都是孤寂的，”她说，“就像在金属壳里互相凝视。它们都在各自的小监狱里。为什么不把它们松散地、自由地放在一个盒子里呢？”药片的包装方式让她感到困扰。“它们像听话的小兵一样排列着——为什么连一个打破队形的都没有？”她的下一个念头是把所有的药片一起吞下去。当我问她为什么时，她说：“这样它们就不会感到那么孤独，那么幽闭恐惧了。”
虽然在西方世界有数百万人服用抗抑郁药，其他国家的数字也在稳步上升，但在为抑郁症提供药物治疗的这些人当中，似乎没人想到药物本身也可能成为这种疾病的一面镜子。孤独的药片给打开包装的人发送了一条残酷的信息。分离的单元这一惨淡形象传达了现代个人主义的消极面，我们每个人都被视为孤立的行为主体，与他人隔绝，被市场中商品和服务的竞争驱使，而非被团体和共同的努力驱动。
当然，抗抑郁药物的包装有其原因。把药片隔开便于让患者记录他们已经服用的数量。有人可能会说，这样能够更好地管理抑郁症。更有人会认为，将药片用空铝箔或塑料隔开，可以防止患者服用过量。但我们可能会想，有多少人曾盯着自己的抗抑郁药物的包装，脑海中萦绕着与上面那位年轻女性类似的想法呢？
我们可以将这种情况看作抑郁症在当今社会如何被对待的一种隐喻。患者的内心生活未经考察而优先考虑医学治疗。遵循服药指南比检视病人与药片的实际关系更重要。抑郁症被视为一个生理问题，就像细菌感染一样，需要一种特定的生物疗法。患者必须回到过去高效而快乐的状态。换言之，对人类内心的探索正在被一种固化的精神卫生观念取代：问题必须被解决而不是被理解。
这种看待抑郁的方式会是问题本身的一部分吗？今天，由于人类［健康］状况的诸多方面都被解释为生理性的缺乏，人们对无意识精神生活复杂性的理解变得空洞起来。抑郁症被认为是5-羟色胺缺乏的结果，而不是对丧失和分离经验的反应。药物治疗的目的是使患者恢复到社会适应和社 会效用的最优水平，很少考虑他们心理问题的长期原因和可能的影响。
然而，社会越是从这些机械的角度看待人类生活，抑郁状态就越可能分化。将抑郁症当作需要用抗生素治疗的感染并采用同样的治疗模式，这始终是一个危险的决定。药物并不能治疗最初使人抑郁的东西，症状越被视为异常行为或不适应行为的表现，患者就越会感受到标准的压力，这种标准告诉他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成为当下把人看作“资源”这种观点的牺牲品，在这一视角下，一个人只是一个能量单位，一套可以在市场上打包买卖的技术和能力。如果这就是人类生活的现状，那么，如此多的人选择拒绝这种命运，在陷入抑郁和痛苦时失去自己的能量和市场潜力，这很令人惊讶吗？
我在这本书里认为，我们需要放弃目前框架下的抑郁症概念。作为替代，我们应该把所谓的抑郁症看作一组症状，这些症状来自复杂的、总是大相径庭的人类故事。这些故事总是包含着分离和丧失的经验，即使有时我们并未意识到它们。我们经常被生活中的事件影响，却没有意识到它们的重要性，以及它们如何改变了我们。为了理解我们如何对这些经历做出反应，需要有正确的概念工具，我认为这些工具可以在古老的哀悼（mourning）和忧郁（melancholia）概念中找到。抑郁（depression）是一个用于描述各种状态的模糊术语。哀悼和忧郁则是更精确的概念，有助于阐明我们如何处理——或未能处理——作为人类生活一部分的丧失。
在大众心理学中，哀悼常被等同于从丧失中恢复过来。但我们可曾真的从失去的伤痛中走出来过？难道我们不是以一些不同的方式，让它们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吗？这些方式有时是卓有成效的，有时是灾难性的，但绝不是毫无痛苦的。一种更为细致和详尽的观点将会被用以探究哀悼的机制与变迁。至于忧郁，它通常被看作一个过时的类别，一段引人好奇的历史，或者作为一个诗意的词来形容一种孤芳自赏的悲伤情绪。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忧郁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些最为严重的抑郁症案例，在这些案例中，他们［患者］确信自己的生活毫无价值，无法过活。
几年前，当我重读弗洛伊德的《哀悼与忧郁》（Mourning and Melancholia）这篇短小精悍的文章时，我震惊地感到后世的分析师们对哀悼的论述竟如此之少。关于人们应对丧失的行为的描述已经数不胜数，而对哀悼的更深层心理的描写却少之又少。弗洛伊德的同事卡尔·亚伯拉罕（Karl Abraham）就这一主题写了一些精彩的论文，他的学生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则把哀悼作为其心理发展观的核心。然而后来的分析师们的评述似乎更为保守。事实上，我们在几周内便可读完与弗洛伊德这篇文章主题相关的英文文献的绝大部分，而精神分析其他主题的相关书籍、论文和会议记录堆积如山，需要花费数年时间才能读完。两者相比，关于前者的文献可谓极少。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忧郁也是如此。它对弗洛伊德来说无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然而除了小部分历史性的研究外，分析师们几乎没有写过相关的文章。如何解释这种忽视呢？一个答案似乎显而易见。哀悼和忧郁这两个术语在从前被人们接受，而今天大家都在谈论抑郁。旧术语的消失或许与新概念的流行有关。过时的分类已被一个最新的、更精确的概念替代，而抑郁的文献当然也不会少见。这的确是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要探讨所有已发表的文献是不可能的。
然而，即使粗略地浏览一下目前关于抑郁的研究，也会发现它们并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今天研究者们关注的问题与弗洛伊德和他的学生所关注的相去甚远。关于我们在精神上如何回应丧失经验的复杂理论，已经被对表面的行为、令人怀疑的生化学和肤浅的心理学的相关论述所取代。在统计数据和图表中，没有一处是患者本人实际的言语报告，倾听仿佛不再重要。早期研究的丰富性已经消失了。以往分析师们的研究错综复杂，关注人类的主体性，而这些已经不复存在。前后研究的已经不再是同样的问题了。这是进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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