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_蒋廷黻著_9787553120652

本书以中国的近代化为线索，主要阐述了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近代人所做的自强努力及其失败的原因，进而提出“近代化的国防不但需要近代化的交通、教育、经济，并且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书后补充收录了蒋廷黻后续对近代史的相关研究，如《琦善与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化的问题》等。

蒋廷黻（1895-1965），字绶章，笔名清泉，湖南邵阳（今邵东）人，史学家、外交家，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山人。1911年赴美求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任南开大学第一任历史系主任，与梁启超携手，成为南开大学史学的开创者：1929年调入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在任期间改革清华大学历史系，建立起全国一流的史学阵营；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创办《独立评论》。他于1935年12月弃学从政，先是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后在国民政府从事外交工作，1945年被任命为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
　　蒋廷黻是最早开始从事中国近代外交史料收集及研究的工作者之一，并率先在历史系讲授中国近代外交问题，成为中国近代外交史教学研究的先驱者，在他的倡议和推动下制定了研究和写作中国外交史的新标准。他一生著作宏富，其代表作主要有《中国近代化的问题》《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百年的外交》《再论近百年的外交》《评（清史稿邦交志）》《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选辑》《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中国近代史》等，为中国外交史新学科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沈渭滨①先生在《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导读——兼论近代通史体系的推陈出新》一文中开篇写道：“现在的青年人，对蒋廷黻这个名字，恐怕大多数是很陌生了。可是在新中国成立前，无论在学界还是政界，他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在学界，他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先后做过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以主张史学改革著称于时；在政界，他是著名的外交家，……以‘知外交’闻名于世。”
　　蒋廷黻先生原本计划花十年工夫，来完成一部《中国近代史》。然而终因时局变化，蒋廷黻先生政务缠身，他的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1938年春，蒋廷黻先生终于在“辞去驻苏大使的任务，还未恢复行政院政务处的职掌，在汉口有几个月的安逸之余”，再也压制不住日益强烈的写作念头，一鼓作气写完了《中国近代史》的“这本小书”，以此来表达他对中国近代百年历史的看法。它是蒋廷黻先生多年学识积累、沉淀，进而思索的学术结晶，奠定了中国近代史一个全新的叙事框架。全书站在国际视野的高度，运用一种全新视角、观点回望了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从鸦片战争开始讲述，一直讲到当时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其主旨鲜明，史论兼具，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
　　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最早发表于1938年，由艺文研究会出版、商务印书馆发行，自出版面世以来这部仅五万余字的《中国近代史》，便成为炙手可热的读物。尤其是近年来，各大出版社争相出版，诚如沈渭滨先生所言：“这本被他（蒋廷黻）称为‘初步报告’的著作，篇幅虽小，但学术含量却很高……近百年的历史事实写的深入浅出，好读耐看。”
　　本次出版，分为正文和附录两部分内容，为了保持著作原有撰写风格，再现著作原貌，我们以1938年艺文研究会出版、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中国近代史》为底本，参考了中华书局2016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和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的《中国近代史》，基本保留了原来的用字、用词及语言句式表达习惯，只对一些初始版本的硬伤进行了酌情修订。同时，对于外来词汇，包括外国人名、国名、地名在翻译上的差异，我们采用的是现行通译词汇，用修改加注释的方式来做技术处理。以今时今日观之，本书的观点确有值得商榷之处，亦如作者撰写的初衷，“望读者只把它作个初步报告看待”。如此甚好。

《中国近代史》：
　　同时我们不要把帝国主义看得过于简单。以为世界上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帝国主义了。……在西洋方面，中古的亚拉伯人以武力推行回教，大行其宗教的帝国主义。十八世纪末年法国革命家以武力强迫外国接受他们的自由平等，大行其革命的帝国主义。据我们所知，历史上各种政体，君主也好，民主也好：各种社会经济制度，资本主义也好，封建主义也好，都有行帝国主义的可能。
　　同光时代的士大夫完全不了解时代的危险及国际关系的运用，他们只知道破坏李鸿章诸人所提倡的自强运动。同时他们又好多事，倘若政府听他们的话，中国几无年无日不与外国打仗。
　　长江流域有太平天国之乱的时候，北方有捻匪，陕、甘、新疆有回乱。清廷令左宗棠带湘军去收复西北。俄国趁我回乱的机会就占领了伊犁，这是俄国趁火打劫的惯技。在十九世纪，俄国占领我们的土地最多。咸丰末年，俄国趁太平天国之乱及英、法联军，强占我国黑龙江以北及乌苏里以东的地方，共三十万平方英里。现在俄国的阿穆尔省及滨海省包括海参崴在内，就是那次抢夺过去的。在同治末年，俄国占领新疆西部。清廷提出抗议的时候，俄国又假仁假义的说，他全无领土野心，他只代表我们保守伊犁，等到我们平定回乱的时候，他一定把土地退还给我们，其实俄国预料中国绝不能平定回乱，中国势力绝不能再伸到新疆。那末俄国不但可以并吞伊犁，还可以蚕食全新疆。中国一时没有办法，只好把伊犁作为中、俄间的悬案。
　　左宗棠军事的顺利不但出于俄国意料之外，还出于我们自己的意料之外，他次第把陕西、甘肃收复了。到了光绪元年，他准备进攻新疆，军费就成了大问题。从道光三十年洪秀全起兵到光绪元年，二十五年之间，中国无时不在内乱内战之中，实已兵疲力尽，何能再经营新疆呢？并且交通不便，新疆民族复杂，面积浩大，成败似乎毫无把握。于是发生大辩论，左宗棠颇好大喜功，他一意主进攻。他说祖宗所遗留的土地，子孙没有放弃的道理。他又说倘若新疆不保，陕、甘就不能保：陕、甘不保，山西就不能保；山西不保，河北就不能保。他的理由似乎充足，言论十分激昂。李鸿章的看法正与左的相反。他说中国之大祸不在西北，而在东边沿海的各省，因为沿海的省份是中国的精华，而且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在东方的过于在西方的。自从日本维新以后，李鸿章更加焦急。他觉得日本是中国的真敌，因为日本一心一意谋我，他无所图，而且相隔既近，动兵比较容易。至于西洋各国彼此互相牵制，向外发展不限于远东，相隔又远，用兵不能随便。李鸿章因此主张不进攻新疆，而集中全国人力物力于沿海的国防及腹地各省的开发。边省虽然要紧，但是腹地倘有损失，国家大势就去了。反过来说，倘若腹地强盛起来，边省及藩属自然的就保存了。左宗棠的言论比较动听，李的比较合理；左是高调，李是低调。士大夫阶级一贯的尚感情，唱高调，当然拥护左宗棠。于是借外债，移用各省的建设费，以供左宗棠进攻新疆之用。
　　左宗棠的运气真好，因为新疆发生了内讧，并没有遇着坚强的抵抗。光绪三十年底，他把全疆克服了。中国乃派崇厚为特使，到俄国去交涉伊犁的退还。崇厚所订的条约虽收复了伊犁城，但城西的土地几全割让与俄国，南疆及北疆之交通险要区亦割让。此外，崇厚还许了很重要的通商权利，如新疆加设俄国领事馆，经甘肃、陕西到汉口的通商路线，及吉林、松花江的航行权。士大夫阶级主张杀崇厚，废约，并备战。这正是青年言论家如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初露头角的时候。清廷竞为所动。于是脚慌手忙、调兵遣将，等到实际备战的时候，政府就感觉困难了：第一，从伊犁到高丽东北角的图们江止，沿中、俄的交界线处处都要设防，那里有这么多军队呢？首当其冲的左宗棠在新疆的部队就太疲倦，不愿打仗。第二，俄国远东舰队故作声势，从海参崴开到日本洋面，中国因此又必须于沿海沿长江设防。清廷乃起用彭玉麟督长江水师来对付俄国的海军，彭玉麟想满载桐油木柴到日本洋面去施行火攻。两江总督刘坤一和他开玩笑，说时代非三国，统帅非孔明，火攻之计恐怕不行呢！李鸿章看见书生误国，当然极为愤慨。可是抗战的情绪很高，他不敢公开讲和。他只好使用手段。他把英国有名的军官戈登将军请来作军事顾问。戈登是个老实人，好说实话。当太平天国的末年，他曾带所谓常胜军立功不少，所以清廷及一般士大夫颇信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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