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体记忆：20世纪母婴科学研究史_[美]莎拉·S.理查德森_9787504699435

母体与胎儿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神秘且极具吸引力的话题。长期以来，母体效应胎儿在母亲体内所处的环境会在孩子及其后代身上留下永久的烙印已经成为表观遗传学和胚胎起源学研究的热门项目。

《母体记忆》从遗传学和社会学这两个互相影响的维度，追溯了与母体效应相关的思想谱系。从19世纪魏斯曼的生物学理论，到今天母体效应研究领域的重大科学进展，通过梳理和批判性分析，《母体记忆》向读者呈现了一部的母体效应研究史，揭示了母体效应与女性福祉、性别平等、生育权利之间的深刻联系。

本书讲述的母体效应研究史与我们熟悉的主流历史故事并不一致。母体效应研究得出的不成熟的科学结论，迅速转换成给女性和孕妇群体的建议；母亲要为生育结果负首要责任的论调被提升到科学层面，重新强调母体环境直接决定着人体这个适应性生物系统的命运。由于认定女性行为是社会健康或不健康的根源，整个社会无休止地关注女性行为，即便这种关注往往被证明是偏离重点的。

引言：母体记忆

本书围绕母体记忆这一使人着迷的主题展开。人们普遍认为，人类胎儿期在母体内所处的环境能在这个孩子及其后代身上留下永久的烙印。10 年前，我无意中读到神经科学家瑞秋·耶胡达（Rachel Yehuda）关于犹太人大屠杀幸存家庭跨代心理创伤的研究，于是被母体记忆的理念深深吸引。耶胡达发现，犹太人大屠杀幸存家庭的孩子更容易遭受心理创伤。她将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归结于母亲怀孕时体内皮质醇的水平较高，而皮质醇正是人体调节压力的重要激素。耶胡达表示，在母亲子宫内的这种体验永久地改变了孩子的基因组调控机制，以至于这类孩子成人后在面对压力或创伤时，将比普通孩子更容易出现精神失常的问题。由于这些孩子自身的生殖细胞也在母亲子宫内发育完毕，因此相应发生的基因突变可能进一步遗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从而出现跨代心理创伤现象，其产生机制如图 1。

诗人兼小说家伊丽莎白·罗斯纳（Elizabeth Rosner）是一名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的女儿。她在 2017 年出版的书籍《幸存者咖啡馆：遗留的创伤与记忆的迷宫》中，对耶胡达的研究发现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反思。她在书中写道，有关胚胎环境如何编写人类基因组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经验性证据，证明每个人体内都有一笔从母体那里继承的遗产。它深入我们的骨髓，藏在我们的梦想和恐惧中。也

就是说，我这一代人的基因携带着父母的创伤表达基因，而父母的基因又携带着祖父母那辈人的创伤表达基因。每个人的生物化学和神经学调节机制，都受到了过去经历的影响。

我的外婆就是一名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再加上我刚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家庭，因此我对母体记忆的观点实在感到好奇。同时，我还是一名历史学家与科学哲学家，专注于研究科学知识在性别、遗传学及社会学领域的应用。因此，当我知道女性的健康、行为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能够对后代产生影响时，无论从科学还是文化方面来看待这些影响都让我欲罢不能。

很快我便意识到，科学界近年来掀起了一股探究母体环境对胚胎长期影响的风潮，而耶胡达的研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除前述的跨代心理创伤问题外，来自诸多领域的科学家还在研究胚胎健康的起源及生命质量，搜寻着饮食、压力及环境暴露等母体因素与后代的肥胖、心脏病、自闭症、哮喘、性取向、多动症及智力低下等问题间存在的种种关联。

虽然科学界对母体记忆的关注由来已久，但近现代胚胎起源学（有时又称健康和疾病发展起源学，DOHaD）的形成还得追溯到 20 世纪 80 年代。1989 年，英国流行病学家大卫·巴克尔（David Barker）通过分析英国最贫穷地区的病历数据证明，在20 世纪 30 年代新生儿死亡率最高的社区，其居民在 50 年后的心脏病致死率也最高。巴克尔认为，这些居民的心脏病风险与他们在母亲子宫内的发育环境有关。可以说，正是母亲在妊娠期以及一直不佳的健康状况，造成了上述居民群体心脏病的高发。巴克尔最早提出上述观点时，遭到了他人的怀疑和反对。可时至今天，在巴克尔学说的驱动下，发展生物学、畸胎学、营养科学、环境科学及生命历程流行病学的研究人员，在共同的主题上开展了跨学科研究。截至 2014 年，胚胎起源学领域已硕果累累：在生物医学研究数据库 PubMed 中，可以查到超过 13 万篇有关胚胎疾病编程的论文。

与早期科学家仅能主观推测母体环境对胚胎的长期影响相比，今天的科学家已能获得丰富的产前流行病学数据。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起，科研人员已启动了大规模的前瞻性队列研究项目，持续追踪孕妇及胎儿从母亲妊娠期开始的身体状况。在科学界关注产前影响的同时，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还出现了两项进展。第一项进展是全球普遍增加了对母婴健康领域的投入，政策制定者、经济学家和全球发展领域的专家们日益强调生命早期对一个人健康和经济情况的长期影响。改善女性生育结果则被普遍认为是促进全球最贫困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举措之一。第二项进展是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的实施，公共和私营领域同时加大对生物科学的投资。强大的产前基因检测技术不断面世，使人类有可能在胚胎发育的早期预测胎儿潜在的健康风险。研究人员认为，有必要将研究发现的基因遗传弱点与产前母体环境对胎儿的影响进行匹配。这不仅有助于探究两者间的相互作用，还能使人们更多地了解早期胚胎所处的母体环境与胎儿生长发育过程中呈现某些疾病之间有何规律。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埃冯父母与子女纵贯研究（ALSPAC）就是一项标志性研究。自 1991 年起，该研究共招募了 13761 名妊娠期妇女作为研究对象，现已成为全球范围内规模最大的长期追踪产前母体环境影响的研究之一。ALSPAC 研究大量收集了受试母亲及其子女的生物学样本，如妊娠期间母体的血液与尿液，以及分娩时的脐带血和胎盘组织等。截至目前，这项研究已汇集了受试对象在 68 个时间点上的 9 大项临床检测数据，就连他们在婴儿期换下的乳牙也被妥善存放于生物样本数据库中，还称这是牙仙指派的任务。目前已有 2000 多篇文献基于 ALSPAC 的研究数据发表，这些研究数据涉及肥胖、湿疹和哮喘等风险因素。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为响应人类基因组计划号召，ALSPAC 研究团队从研究对象中采集了 1.1 万名儿童及 1 万名母亲的基因样本。现在，这个团队已开始介入表观遗传学（Epigenetics）领域的研究。这门学科研究的是人类基因组中除基因以外的分子生物学调控机制，相关的生物标志物可帮助研究人员测定某个基因点在环境刺激下是变得活跃还是静息。如果证实这些变化能被母体环境激发、被激发后可保持一定时间的稳定并对人体健康和生物学功能产生影响，那么表观遗传学将在胚胎起源学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揭示妊娠期母体环境对胚胎长期影响的分子生物学机制。

然而，胚胎起源学并不是简单地堆砌产前母体环境与胚胎发育结果的海量关联数据。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上，如今的相关研究已提出一系列指导性的假设，为人们更好地理解这些数据、得出研究观点提供了一个概念性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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