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是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高峰，小说以写实主义的手法描绘了人们在面对“功名富贵”时的不同表现，对当时吏治的腐败、科举的弊端、礼教的虚伪等社会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嘲讽；同时热情地歌颂了那些不慕荣利、不随流俗、讲求文行出处的人生选择。本书从江南人文、家世生平、儒林写真、讽刺艺术等多个方面，对《儒林外史》这部小说进行解读。
马二先生实在是一个热心的人，他对谁都是一片赤诚，谆谆善诱，诲人不倦。他知道蘧公孙喜欢作诗，而作诗是做不了官的：
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讲到战国时，以游说做官，所以孟子历说齐梁，这便是孟子的举业。到汉朝用“贤良方正”开科，所以公孙弘、董仲舒举贤良方正，这便是汉人的举业。到唐朝用诗赋取士，他们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会做几句诗，这便是唐人的举业。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学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讲理学，这便是宋人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第十三回）
马二先生虽然讲得有点粗鄙，口口声声就是要做官，但里面不是没有一点思想。这一番话简直是一篇举业史纲要，从孔子到当今，从猿到人。马二先生从举业史的高度来教育好诗的蘧公孙，道理不能说不深刻。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选举制度，选举制度是教育的指挥棒。有什么样的选举制度，就有什么样的教育，也就有什么样的知识结构的要求。马二先生对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他告诫蘧公孙“文章总以理法为主……大约文章既不可带注疏气，尤不可带词赋气。带注疏气不过失之于少文采，带词赋气便有碍于圣贤口气，所以带词赋气尤在所忌”。真是“忠言逆耳利于身，良药苦口利于病”，蘧公孙不能不敬为畏友，这都是涉及知识结构的大问题。
俗谓英雄所见略同，钦点广东学道的周进最反感的便是所谓“杂览”。童生魏好古要求学道大人面试他的诗词歌赋，谁知正犯了忌讳。本来是想显摆一下，谁知道弄巧成拙，正好撞在枪口上：
学道变了脸道：“‘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像你做童生的人，只该用心做文章，那些杂览，学他做甚么！况且本道奉旨到此衡文，难道是来此同你谈杂学的么？看你这样务名而不务实，那正务自然荒废，都是些粗心浮气的说话，看不得了。左右的，赶了出去！”（第三回）
今天的读者可能会觉得纳闷：《儒林外史》里不时地提到官场上的诗词唱和，为什么说是杂览、杂学呢？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取得功名之前，八股是正业，其他都是杂览，尤其是诗词。功名到手以后，可以学学诗，以作应酬之用。如果要描写当时的那种风气，我们不妨套用西方人的话：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就叫他学诗吧，因为诗歌能给人带来快乐；如果你恨一个人，那就叫他学诗吧，因为诗歌能使人贫穷。桐城派的大将刘大櫆就说过：“国家设科名以取天下之士……然其道皆以四书五经之书为八比之时文，至于诗，盖无所用之，而天下习为举子业者，多不能诗。其能诗者，亦不复留意举子业。呜呼，此诗之所以能穷人也。”八股可以应试，可以觅取功名，文人学子都在致力于八股，学诗被认为是荒废学业。《儒林外史》里就提到，天长杜府“他家兄弟虽有六七十个，只有这两个人（指杜少卿、杜慎卿）招接四方宾客，其余的都闭了门在家，守着田园做举业”。喜欢诗歌而尚未获得功名的人只能偷偷地学习。家里人管着，塾师看着。陈维崧所撰《徐唐山诗序》中引徐氏的话说：“昔予之为诗也，里中父老辄谯让之，其见仇者则大喜曰：‘夫诗者，因能贫人贱人者也。若人而诗，吾知其长贫且贱矣。’及遇亲厚者，则又痛惜之。以故吾之为诗也，非惟不令人知也，并不令妇知。旦日，妇从门屏窥见余之侧弁而哦，若有类于为诗也，则诟厉随焉，甚且至于涕泣。盖举平生之偃蹇不第、幽忧愁苦而不免于饥寒，而皆归咎于诗之为也。”学诗被认为是荒废学业，不务正业，得志以后才来学习作诗，明代隆庆、万历时代就已是如此。
施闰章《汪舟次诗序》中说：“尝见前辈言，隆、万之间，学者窟穴帖括，舍是而及它文辞，则或以为废业；比其志得意满，稍涉声律，余力所成，无复捡括。”我们知道了这种情形，也就明白了周进和世人痛恨杂览的原因。原来学诗是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宋人早就在叹息诗能穷人了，但没有明人、清人这么严重。原来诗歌这种东西，业余时搞搞还不失风雅，但把主要精力投进去，就是不务正业了。这就好比琴棋书画，作为业余爱好还可以，专门干这个就失了身份，至少是玩物丧志。业余唱唱戏是风流雅兴，叫作“票友”，专门干这一行就卑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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