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1979年，我正在上海一家里弄加工组里当工人。高考的恢复，引诱了我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初中只读了一年，便停课闹革命了）的工人，也想入非非、不安心本职工作了（里弄加工组的一位领导，在听了我想考大学后给我的评语）。于是，向单位请了两个月的假，借来各种复习资料，开始自学因式分解呀、解方程呀。然而，天生没有数学细胞的我，虽然花了不少时间和功夫，进展却十分缓慢（高考时，数学仅得了三十分）。于是，弃理从文，经我姐夫的介绍，去华东师大一附中听高考文科补习班课，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附中的历史老师李永圻先生。
高考补习班的课，安排在附中教学楼三楼的一间小教室里，李老师讲的是世界上古史，记得第一次作业，是叫我们画古代埃及的历史地图。作业做好后，交李老师批改，他用红笔在我的作业上标出了我没有标出的地名和没有画全的尼罗河……这样的讲课和作业，约有五六次。这一年的9月，我考进了华东师范大学，学的是历史学。从此，与李老师的来往更多了，也由此见到了吕翼仁先生。
20世纪80年代初，正是吕思勉著作出版、重印最频繁的时期，《史学四种》《吕思勉读书札记》《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等陆续出版，每有一种著作出版，吕翼仁先生总是郑重地签了字盖好章，赠送我一本。就这样，我逐渐读了一些吕思勉的书，也逐渐了解了吕思勉的生平、思想和学术成就。
通常，海外学者将吕思勉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同列为现代史学四大家。但这四位史学大家的治史风格各不相同，陈垣的史学以新材料取胜，陈寅恪的史学是尖端精深而由小见大，钱穆的治史最擅长诠释发挥，任何材料在他的手中，总能说出一番新意来。吕思勉的治学，一是范围广博，规模宏宽；二是实事求是，融会贯通。他一生在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社会文化史、民族史、政治制度史、思想史、学术史、史学史、历史研究法、史籍读法、文学史、文字学等方面都有著述。其治学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涉及的内容之多，在近现代史家之中是罕见的。所以，史学家谭其骧先生称他是以史学名家而兼通经、子、集之部，述作累数百万言，淹博而多所创获者，吾未闻有第二人。
吕思勉自二十三岁起就专意治史，除了教学工作外，他把大部分的时间都放在文史研究和写作上。每天清晨起来，就埋头于阅读写作，一直工作到深夜，五十年如一日。他先后把二十四史读了数遍，又参考其他史书以及经、子、集部的文献，将辑录的史料进行析解、分类、排比、考证，写成一条条札记。这些札记或是对史实的考证，或是对文献资料的订误，更多的是对史事的分析研究。由于研究的不断深入，许多札记都曾一再补充修改。这种写札记的方法，承继于前辈乾嘉学派的传统，但是乾嘉学者以考证为目的，吕思勉则并未就此止步，而是把札记考证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以此为基础，进而探索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变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他的那些有系统、有分量、有见解的论文、著作，就是在这种坚持不懈地有计划地阅读和写作的基础上，再加以综合研究、融会贯通而成的。所以，历史学家杨宽先生说自己的老师是读书广博而重视融会贯通、著作丰富而讲究实事求是的一位史学家，是很确切的。
1993年5月，杭州师院成立吕思勉文史研究所，邀吕翼仁、李永圻先生去参加成立会。那时，吕翼仁先生已自知患了癌症，然而她非常乐观，很想去杭州一游。在征得医生黄华瑞同意后，李永圻先生和我及我的夫人吴依慰陪她一同去杭州。会后，我们一同泛舟西湖，还在花港观鱼处小坐吃藕粉。那是吕翼仁先生晚年最愉快的一次旅游。回沪后不久，她的病情便转危。如今，吕翼仁先生去世已有三年了，但杭州之行仍历历在目……
1995年4月，陈启能先生来上海，组织往事与沉思丛书的编写，向我介绍了丛书的编写计划，并嘱我写一本《吕思勉传》。其后，我一直忙于其他事务，《吕传》的写作一拖再拖，直到1996年的下半年才开始动手。1997年4月，史学理论学会在海口开年会，陈启能先生来信要我一定去海口参加年会，学友朱政惠、陈丽菲也都约我一同去，我因忙于《吕传》的写作而没有去。半个月后，我去访陈丽菲，她向我介绍了海口会议的情况，还一再遗憾我没能去参加会议，我又再三向她解释我的忙碌，她则认为，我之所以未去海口，还是因为我的性格不好结交。末了，她说：你在写吕思勉的传，你的人也愈来愈像吕思勉了。这当然是一句玩笑话。无论是在学问还是在论道德修养上，吕思勉先生都是我辈人高山仰止的楷模。然自忖，或许在性格方面也有某些相近之处吧。那一日晚上，我坐在书桌前继续《吕传》的写作，不期然地又翻到了那一段不知读过多少遍的话：
真正的学者，乃是社会的、国家的，乃至全人类的宝物，而亦即是祥瑞。我愿世之有志于学问者，勉为真正的学者。如何则可为真正的学者？绝去名利之念而已。显以为名者，或阴以为利；即不然，而名亦是一种利，所以简言之，还只是一个利字。不诚无物；种瓜不会得豆，种豆不会得瓜；自利，从来未闻成为一种学问，志在自利，就是志于非学，志于非学，而欲成为学者，岂非种瓜而欲得豆，种豆而欲得瓜？不诚安得有物？然则学问欲求有成，亦在严义利之辨而已。
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这是时势使然，人人都在名利场中追逐，怎能做到绝去名利之念呢？李永圻老师常常对我说：多读老先生（指吕思勉）的文章，尤其是他的日记序言，对于道德修养的培养极有帮助。他很希望老先生的道德修养能够发扬光大。然而，吕翼仁先生的看法则不同，她说：父亲带走了一种道德标准。如果今天仍按这样的标准来为人处事，恐怕连饭都没得吃……每想到此，我便感叹不已，这倒不是感叹什么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而是世态人事的此一时，彼一时，与其去感叹生不逢时，倒不如自责何以不能适应时势。
这本书的写作，首先得感谢李永圻老师，他是吕思勉的学生，一生追随老师读书问学，老师去世后，他又协助吕翼仁先生整理老师的遗稿。他在生活上一无嗜好，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整理老师的遗稿和料理老师的身后事上，几十年如一日，从无间断。他得知了我的写作计划，便把他编写的《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借给我，帮我一起设计写作体例，每每是我在我的家里写作，他在他的家里思索，时不时通过电话将他想到的各种材料告诉我，我则将他的口述回忆记载下来……书稿写成后，他又逐字逐句地审阅，提出修改方案或补充必要的材料。所以，严格地说，这本书是我与他一起写成的，没有他的帮助，本书的写作是无法完成的。
本书得以完成，还得感谢陈启能先生，感谢他对我的支持和鼓舞。责任编辑陈丽菲女士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曹伯言教授、上海教育出版社的庄葳编审在百忙之中审阅了拙稿，并提出许多修改意见。在此，谨表诚挚的谢意！
本书如能帮助读者了解吕思勉的生平、人品、思想、学术成就和治学方法，并从中得到启迪、有所收获，那么笔者写作的愿望也就达到了。
张耕华
199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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