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毒为药:古代中国的医疗、文化与政治（毒药视角下的古代中国文化史，美国医学史学会韦尔奇奖获奖作品）_刘焱著，朱慧颖译_9787545220063

毒物和药物看似对立，但翻开中国医学史，我们会发现毒物曾被如此广泛地用于治疗风寒、疼痛、瘟疫等多种疾病与日常养生。本书研究了在3-9世纪中国药学的形成期，医生、宗教人物、朝廷官员和非专业的士大夫如何使用有毒之药物来医治顽疾、强身厚生。通过聚焦汉语中毒字的概念是如何引导医者采取各种方法，将危险的毒物转化为灵丹妙药，作者清楚地揭示出毒物在中国传统医学和中古社会的重要地位。
本书讲述了汉末到初唐时期涉及毒药的医疗纷争和政治事件，彰显了毒对于当时人们如何感知自己的身体以及身体政治至关重要。作者还研究了中国古典药学中大量有毒的矿物、植物和动物制品，包括有剧毒的百药之王附子和一度非常流行的五石散，展现了强效药在身体上如何产生作用，以及这种药效如何塑造了对药物及其治疗的疾病的知识。该书还发掘了古代中国对健康以及身体与有毒药物如何互动的不同理解方式，提醒我们关注药物流动的物质性，其真正的意义与效用并非可以归结为固定的内核，而是依具体的技术干预、社会政治状况与个人身体体验而变化。

9 世纪早期，士大夫刘禹锡在中国西南为官时生病了，身体滚烫，如同被火烧灼，这是血气不通的症状。在朋友的建议下，刘禹锡去看当地的一名医生，后者检查完后，责备刘禹锡起居作息有问题。他给刘禹锡开了药，又告诫他说：然中有毒，须其疾瘳而止，过当则伤和，是以微其齐也。药丸起效了：十天后刘禹锡的所有不适消失，一个月不到他就痊愈了。刘禹锡很高兴，不顾医生的警告继续服药，希望能进一步增强活力，但是五天后，一种异样的麻木感传遍全身。他意识到自己犯错了，于是立即跑去找那位医生。后者当然训斥了他，然后又给他开了解药，最后刘禹锡安然无恙。
刘禹锡在一篇题为《鉴药》的短文中记述了这一事件。a以文学才华而闻名的刘禹锡，就像唐朝的许多文人一样，对医药的兴趣也非常浓厚，收集了很多有用的药方和他圈子里的人分享，传播治病疗疾的知识。b在这个故事中，刘禹锡揭示了中国传统医学的几个关键问题：病者的自身经历、生活方式对健康的影响、医患之间的信任，但这个故事最引人注目之处是，医生开了一种有毒的药来治疗刘禹锡的疾病。毒药怎么能治病呢？如果能，那么到底什么才是药？
7世纪的名医孙思邈认为：天下物类皆是灵药，万物之中，无一物而非药者。换言之，药物与非药物之间没有本质区别，只要运用得当，任何东西都有可能是药物。事实上，传统中药种类繁多，包括草木类、矿物类、动物类和食物类药物。例如，16世纪著名的药物学专著《本草纲目》收载药物近1900种，其中包含千奇百怪的物质，如水、尘土、纺织品甚至人的排泄物。因此，传统中药学的核心是透过治疗的镜头探察整个物质世界。
在这个无所不包的药物世界里，毒药显得尤为突出。这似乎令人惊讶，因为如今人们普遍认为中草药是天然、温和、安全的，尤其是和现代生物医学的合成药物相比，后者通常被认为是人工的、猛烈的，发挥疗效的同时又具有危险的副作用。另一种常见的二分法是把力图使身体恢复和谐的中医整体疗法，和生物医学旨在消除特定疾病的还原论方法作比较。这两种看法都经不起推敲：在漫长的历史中，中药以针对不同疾病的丰富多样的药物治疗为特色，其中当然有温和的疗法，例如食疗，它旨在平衡身体，恢复身体与自然的和谐。d同样重要但未被重视的是使用有毒药物的传统，这种药物能强力消灭或驱除病魔。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医生经常依赖他们自己也认为有毒药物。例如，生长在川蜀之地的剧毒草本植物附子，就是中国传统医学里最常用的药物之一。此外，从理论上看，本草书作者将毒作为药物分类的关键指标：经典本草著作根据毒性将药物分成三品，并将用来治疗疾病的大多数猛药归为多毒。由此看来，没有毒药，传统中药治疗是不可想象的。
此外，中国传统药学的目的不仅仅是治病，无毒药物中的许多物质还有延年益寿之效。除了关注疾病的治疗，中药学还以提升身体状态、长生为目标，这种对生命提升的追求涉及净化身体，清除体内的有害物质，使之可以跃升到诸种更高阶的生存状态。而身体达到的高度与寿命相关：身体跃升得越高，寿命越长。不出所料，此理念的终极目标是不死。因此，中国传统医学是通过两个相关却又不同的努力方向的相互作用而发展起来的：一为抗击疾病，一为增加身体的活力。
用于第二个目标的大多数药物药性温和，因此可以长期服用，以增强体质，但是其中也有一些药物是有毒的，如水银、雄黄（砷化物）、石硫黄。古人相信，服食这些矿物质可以强身，甚至使身体不朽。然而，一个两难局面也出现了：虽然服用这些猛药能改变身体，延长寿命，但它们的毒性也常常使许多狂热的服用者猝死。重要的是，这类药物带来的强烈身体感受使当时的人们对矿物药的药性产生不同的理解，导致他们或支持或质疑服用这些强力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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