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与清代古文研究_周游著_9787573212252

唐宋八大家在中国古代散文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而清代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系统总结期，考察清人对待唐宋八大家的态度，既可勾勒出八大家在清代的接受史，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清代古文发展脉络，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总结整个传统散文世界学习八大家的经验，有助于完善和建构古代散文的批评话语，具有相当的开创性。
此书以清人对待唐宋八大家这一文学典范的态度为研究对象，探索清人学习八大家散文以及利用八大家话题建构文学理论的历史状况及其成果。全书以唐宋八大家话题为中心梳理清代古文的发展脉络，不仅勾勒主脉，还特别关注每个时期的异见者，以展现一个多层次的古文发展态势，大大增加了论述的深度；又从观念史角度入手，探究韩柳苏重要文论在清代的发展，保留了阐释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同时，选取了长期被忽略却极为重要的个案进行重点研究，进一步深化主题。

绪论

第一节作为话题的唐宋八大家：饱受挑战的文学典范
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发现中国的文学史会把散文这种重要的文体说成是一切文学的开端，因为他所查阅的每一本《中国散文史》都从甲骨文说起。但这种对散文的描述在他看来是含混的，只会轻易得出散文源于祖先崇拜的结论。深受西方学术训练影响的顾彬希望凿开混沌，重新思考散文这个概念，并对这个文体的范围做一个严格的限定。最终他有意识地将许多文章从狭隘意义上的散文类别中剔出去：哲学、历史编撰和叙述艺术，并选择了唐宋八大家作为他描述中国散文史的起点。
这种斩断过去的散文史书写只可能出自顾彬这样的异域学者，它很难全面地反映唐宋八大家以及之后的中国散文史，更难让中国人满意。对既已存在之物的信赖，是汉民族的固有性格，八大家倡言推行古文，从始至终打出的有力旗号就是复古，所摆出的是一种面对过去的姿态，这让八大家与过去紧密缠绕。八大家在中国人的思维中永远处于文学历史长河的中段，既承接着漫长的过去，又影响着无尽的未来。我们今天研究南宋之后的文人如何接受八家散文时，会发现他们无论是赞同还是批评，都始终有更早的过去为参照，正是过去让八大家话题变得复杂，也让八大家这个文学典范变得不稳定，时时要接受挑战。
八大家面对文学传统的态度与后来西方的启蒙哲人对待过去的态度很相似。美国文化史家彼得盖伊（Peter Gay）认为：所有人都面对一个包含许多侧面的过去，但是启蒙哲人把他们面对的过去划分为两个部分，并且让二者都发挥作用。一个让他们有了一个值得他们愤然打击的对手，另一个给他们提供了光辉的榜样和令人敬仰的先辈。把荣耀归于第一代的祖先，而对距离自己更近的第二代祖先不敬，这种远交近攻的策略似乎是任何处于历史长河中游或下游的群体为了宣扬自己的理念所最易想到的，同时也是最行之有效的。由中唐韩愈、柳宗元等人倡导于前，北宋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曾巩等人应之于后的古文运动就是采取的这种斗争策略。这种策略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东西方世界都有着对起源的偶像崇拜。在这种观念下，时代越早的事件就越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可以用来作为标准去评判时代靠后的事件。
然而，无论是唐宋八大家还是启蒙运动的诸位哲人，他们虽然通过这种远交近攻的策略赢得了话语权，但他们的地位并非是稳固的。过去既能为他们所用，成为彼得盖伊所谓的有用又可爱的过去，也同样能变成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口中的魔鬼与恶敌。成为别人攻击他们的工具。以唐宋八大家为例，在文学上他们所借重的是先秦两汉质朴自由，以散句为主的散文，反对六朝以来流行的讲求声律、专事雕绘的骈文；在思想上希望回复儒家之道，而摒弃佛、道的影响。当后代的批评者发现他们与其所拥护的第一代祖先关系并没有那么密切，或其主张与第一代祖先的意见不符时，这一隔代的同盟便宣告瓦解。如宋代的理学家普遍认为古文家所得之道并不醇正，甚至与孔、孟有违，这便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唐宋八大家文章的典范性。另一种可能的情况是，如果后代的批评者能给第二祖先找到更早的渊源，那第二祖先也就不用一直被第一祖先压制着了。清代的骈文支持者便希望用这种方法来复兴骈文，阮元作《文言说》就是从先秦经典中为对偶、有韵之文寻找依据，并以此攻击古文家批评骈文之非。这类情况还可以再举一个来自佛教界的有趣例子，中岩圆月是生活在十四世纪的日本僧人，他在《中正子性情》中说：韩子出乎佛教之后，当见正于佛教，当知孔子之道与佛相为表里者也。然独区区别之。甚哉！韩子舍本而取末，与孔子、子思之道相远也如此。甚矣哉！中岩圆月直接将佛教看做是与儒道相表里的，这等于否认了存在第一代祖先和第二代祖先的差异，那么无论是儒还是佛都只是作为先于韩愈的存在的思想，是韩愈无法攻击的。韩子出乎佛教之后，当见正于佛教一句最能体现时代越早的事件就越具有天然的合理性这一广为大家所接受的观念。此外，由于借重了第一代祖先，唐宋八大家所获荣耀的很大部分也最终会归于他们，因此会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只是他们学习古文的中间环节而并非最高境界，回到先秦两汉散文才是自己的目标。清初的吕履恒对此描绘得较为形象，其《古文六宗序》曰：八家者，宗夫六宗者也。昌黎宗《孟子》，庐陵宗《史记》，眉山宗《国策》，河东、临川、南丰皆原本经术而各自为宗。后世亦宗之，譬之祏主，有百世不祧者，有五世递迁者。因苗裔而忘胙氏之始，本支紊矣，其何能祀？讵知宗其所宗者之不克收族耶？讵知所宗者尚有所祖而为胙氏之自来耶？他似乎暗示了处在历史长河中间段的唐宋八大家并非百世不祧的祏主，甚至有可能难逃五世递迁的命运，他们的文学典范地位并不牢靠。
除了来自过去的威胁外，可以动摇唐宋八大家典范地位的因素还有很多。就唐宋八大家本身来看，中唐的韩愈、柳宗元和他们的北宋后继者欧阳修之间存在一个近两百年的间隔，在中国历史上再难找到这样影响巨大又存在这么长时间断档的文学组合了。然而文人的文学主张要有现世意义才可能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异代的文人可能会提出相似的文学主张，但由于他们面对的文坛现状不同，其口号的内容也会发生变化。既然如此，我们如何能保证唐代和宋代的古文家之间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上不存在较大差异？事实上，后代很多文人注意到了八家中的唐宋差异，此类议论颇多，在此仅举两例。清中期的范泰恒在《古文读本凡例》中说：文至宋而法备，是诚然，然为中材准绳则可耳。后人之密终逊前人之疏，文到朴率处大是难事，由法生巧，变化从心，随手拈来，自成一奇，此殆天分也。非浸灌于《史记》、《庄子》、昌黎者久，岂能猝办？拘促宋人辕下，终日罕睹此境耳。晚清的章太炎也强调唐宋八大家中的唐宋有别：宋人喜欢委婉，不喜欢倔强，和唐文截然不同。后人称唐宋八家，实则宋的六家和韩、柳截然不同，所同者，在不做骈体罢了。当时欧阳修反对太学生刘辉，因为刘辉的文章中有天地豁，万物轧，圣人茁等生硬的句子，所以深恶痛绝。这种文章假如叫宋祁或韩愈去看，他们一定称赞。假如樊宗师生在宋朝，欧阳修定要痛骂。
就算不存在唐宋间的时代断裂，八大家作为一个成员众多的组合，成员间的差异也会成为后人质疑他们是否可以作为一个整体的依据。八大家之间的差异体现在很多方面。从思想上看，柳宗元、苏轼受佛教思想比较多，而韩愈、欧阳修则坚定地辟佛。如果是以儒家本位的立场看，韩、柳、欧、苏就有了纯与不纯的区分；从政治实践上看，柳宗元曾参与永贞革新、王安石曾主持熙宁变法，这两次改革在传统的政治话语中都有负面评价，这种负面评价自然也会影响到后人对柳、王二人的评价；从文学角度去看，八大家文章也各不相同。姚鼐从文风的阳刚、阴柔角度衡量，认为韩、柳、王、苏文都偏阳刚，而欧、曾文偏阴柔。曾国藩则从写作是任自然还是重人为雕琢上考察，认为韩愈是既能精与谨细而又自然神妙的，欧阳修、苏轼是自然神化而未能精与谨细。如柳宗元、王安石、曾巩三家则是精与谨细而未能自然神妙。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别的范畴可以用来衡文，在不同的标准下，八大家又会分裂成新的不同形态。我们一般所谓的学八家散文其实只是泛指，不同作者有自己的文学趣味，他们多半会从八家中选取一家或几家重点学习，有了取舍，八家在他们心中就已经分裂了。唐宋八大家在经典化的过程也不是齐头并进的。高津孝在《论唐宋八大家的成立》一文中介绍了八家的经典化历程：第一阶段，在唐代古文家中，韩愈与柳宗元被特权化。第二阶段，在北宋古文家里，欧阳修、王安石和苏轼被遴选而出。第三阶段，北宋的曾巩受到南宋朱熹的高度评价。第四阶段，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被誉为三苏，受到高度评价。我们发现在不同的时代，八家中的部分作者会被遴选出来，受到多于其他作者的青睐，因此在不同的时代话语中，八家中的作者是有高下之别的，有些处于主流地位，有些则只能暂居潜流。
以上笔者大致归纳了唐宋八大家作为文学典范所面临的诸多挑战，有些来自过去，有些来自它自身。诸多挑战让这个典范变得不那么稳定，也让这个话题在后代的接受情况变得异常复杂。反对这一典范的人不用说了，会不遗余力地沿着笔者上述的诸多角度展开攻击。而打算接受这一典范的人，就不得不经常反思唐宋八大家的合法性，并努力去抵御反对派的进攻。此外，他们还需要在八大家中做出抉择，选出自己青睐的师法对象。但选择之后，他们又或许会陷入新的焦虑，如果他们所选择的对象与当时的文学风气发生冲突，那么，他们还要面对来自古文圈内部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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