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与变迁——旅游场域中的民族传统社区文化_李文勇_9787100241724

作者观察到在全球化、现代化时代背景下，大众旅游、民族旅游的蓬勃发展，使得少数民族传统社区面临前所未有的环境变化，令社区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与变迁。作者通过对地处西南腹地的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等少数民族传统社区的田野调查，阐述了关于西部少数民族村落传统社区文化在旅游场域中如何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在适应中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社区文化如何传承与衍变，如何传承与保护好民族传统社区文化。

在作者笔下，文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以意义符号形式凝结的对自然、社会、自我的认识和改造的成果。千百年来，少数民族传统社区居民代际传承，用智慧和勤劳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民族文化，汇聚入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之中。大众旅游的兴起，打破了西部少数民族传统社区原有的宁静，使其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前言

文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以意义符号形式凝结的对自然、社会、自我的认识和改造的成果。千百年来，少数民族传统社区居民代际传承，用智慧和勤劳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民族文化，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文明永续发展，既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顺时应势、推陈出新。文化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流体，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环境的改变，文化也会发生变化，一些不合时宜的文化元素会消失，一些新的文化元素被吸纳，一些旧的文化元素被改造，通过新陈代谢，文化获得更强的张力和生命力，使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从而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大众旅游的兴起，打破了西部少数民族传统社区原有的宁静，使其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在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下，大众旅游、民族旅游的蓬勃发展，使得少数民族传统社区面临前所未有的环境变化，对社区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尽管学界从客观主义、建构主义、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维度探讨了文化的原真性问题，但是无论从哪个视角，在历史和现实中都不可能存在一成不变的文化，故步自封、自我封闭的文化最终只会走向衰落。本书通过对地处西南腹地的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等少数民族传统社区的田野调查发现，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少数民族传统社区居民的衣食住行、消费方式及教育方式等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

任何文化都是意义符号和象征构成的体系，从文化意义符号层面，可以将少数民族传统社区文化主客二维原真性与舞台化的关系，分为象征性、指示性、意指性和隐喻性四类文化符号的表现形态，不同文化符号的组合反映出少数民族传统社区在旅游场域中的文化状态。田野调查发现，少数民族传统社区参与旅游对文化会产生三种影响状态，即弱弱介入对文化的离散型影响、强强介入对文化的聚集型影响、强弱介入对文化的螺旋型影响。在此基础上，本书归纳出以甲居社区为代表的螺旋适应型文化变迁，以及以甘堡社区为代表的直线渐变型文化变迁，文化的动态演变过程反映出少数民族传统社区文化是一个开放、动态的有机体系。

西部少数民族传统社区既有寻求现代化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有对传统文化本真性保护的要求，在旅游开发背景下，二者之间如何有效协同，实现鱼与熊掌的兼得，建立良性循环的共生协调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事实上，文化保护与旅游发展并非矛盾冲突关系，具有独特魅力的少数民族传统社区文化资源是旅游发展的依托，而旅游发展为文化资源的保护和传播提供了平台支持。譬如，文旅融合发展的指导方向就是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利用特色文化为旅游注入灵魂，进而丰富旅游内涵，促进旅游发展；同时，充分发挥旅游的载体作用，传播弘扬先进文化，促进文化繁荣发展，二者相得益彰。

田野调查发现，少数民族传统社区文化具有耗散结构特质，在遭遇内外环境变化时，即使初期由于传统和习俗的惯性而产生条件反射式的抗拒，但随着文化系统自组织调适机制的运行，少数民族传统社区会演变出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利益格局，吸纳新的文化特质，以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少数民族传统社区文化自组织调适效果与源文化的包容力和新文化的异质性密切相关。因此，可以在旅游开发的少数民族传统社区建立时间维度上的文化自组织调适缓冲区和空间维度的文化符号意义保护区。前者利用旅游淡季所带来的旅游接待休渔期，控制社区文化场域接触外来文化刺激的时间长度，使得文化系统具有充分的自我调适时间，让社区居民能够暂时脱离旅游场域，回归传统的生活场景，得到休养生息及自我调适的机会。后者利用物理和心理层面上的隔离区，划定文化核心区，明确区分文化展示的前台和后台区域，控制暴露在旅游商业场域中的空间范围，减少外来文化刺激的强度，建立缓冲区域，使得社区居民的传统生活空间与游客涉足的消费体验空间相互隔离，让社区居民能够分清二元文化角色，明确自我和他我的身份塑造与角色区别，适应旅游从业人员与社区文化成员之间的角色转化，坚定本民族文化选择权利，树立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正确处理社区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以平等、包容、尊重、创新的态度，在保持本土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取长补短为我所用，实现少数民族传统社区文化环境适应性保护与发展，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面对旅游产业发展等现代化因素带来的内外环境变化，还可采取基于多重增权的文化保护发展路径，树立社区与居民对文化保护发展的主体意识，强化政府与企业对文化保护发展的责任行为，激发游客与第三方对文化保护发展的参与动能，建立耗散视角的少数民族传统社区综合管理理念等。尤其是要确定少数民族传统社区居民作为文化创造者、传播者的主体地位，以人为中心，充分调动其主观能动性和参与积极性，实现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角色协调和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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