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是人类学研究中提出的概念，刘兵教授在把这一概念运用到民族医学研究的过程中，对科学的本质、普遍性知识、身体的观念、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等一系列观念、思潮、理论、方法和问题进行了思考和探索，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部别开生面且发人深思的科学史和医学史研究著作。科学史能这样
来做，这还得归功于刘兵教授长期以来对科学编史学理论问题的关注，以及在科学史领域诸多方向上不断开拓富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
科学的本质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关系到我们怎么来看科学的历史。或者如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一样反过来说，对科学历史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对科学的本质产生新的认识。刘兵教授在对地方性知识这一概念的分析中，抓住了它与普遍性知识的对立关系，认为这一对立的根本在于科学真理的一元性与多元性的对立。
曾几何时，科学的实证主义思潮盛行，近代科学把世界观念带入现代，理性、进步、发展是现代性的主题，科学史被认为是不断逼近真理、累积进步的历程。但是奥地利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开始把科学发现的逻辑与科学证明的逻辑区分开来，
声称他不关心发现的逻辑，只关心证明的逻辑，等于是承认科学的发现过程中是有心理的、社会的、文化的，甚至是非理性的因素在起作用。他甚至认为，科学理论都不必声称是掌握了真理，而只要声称是可证伪的。这其中隐含的相对主义倾向，则由后
来的托马斯·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表现得更加明显。科学的本质不在于其向科学的顶峰一步一步的累积式演进，而是在于不同范式之间的转换。在库恩这里，科学真理的一元性假设也成为不必要的了。库恩的思想，不仅对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编史学，
而且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人类学中的地方性知识概念，也是在库恩引起的思潮中提出来的。
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在提出地方性知识概念时指出，地方性知识是不可避免的。即便是最坚定的普遍主义者，不管是进化论者，还是传播论者，不管是功能主义者，还是结构主义者，都不能否定知识是与产生知识的情境相关的，看你看
什么、怎么看、与什么一起看。同时也有如何构建、如何描述、如何呈现的问题。也就是说，事物的本质不是一开始下定义就可以说清楚的，而是要在对事物及其发生的情境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中呈现地方性知识视野下的民族医学研究出来。
科学知识也免不了是地方性的，它要变成普遍性的知识，必然要经过传播、教育、科学共同体的认同等过程。而且即便是在最内核的科学定律和理论层面，科学知识也是地方性的。我们知道，物理学中的牛顿力学定律，也只是在有限的时空范围内有效，而在微观的量子力学和宏观的宇宙学领域，就不适用了。著名物理学家戴维·玻姆（David Bohm）更是提出了物理定律是对事物之间在不同参照体系下不变关系的认识，而不必是我们习惯的对事物本体的认识。这样物理学定律或理论，当然也只能是适合有限范围的地方性知识了。
当这样来看科学时，我们就不必把科学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真理，不必认为近代科学发展之路是科学发展的自古华山一条路，不必认为中国或非西方文化中就根本没有科学，不必认为中医或民族医学就是非理性的巫医或迷信。我们恰恰可以通过对非西方科学和医学的研究，认识科学的多元性、文化性和社会性，为科学史绘制一幅丰富多彩的生动画面。
刘兵教授及其合作者在本书中就是做了这样的工作。他们从地方性知识概念出发，对民族医学中的蒙医、壮医、苗医等进行了具体的案例研究，大大拓宽了科学史和医学史的视野，对医学人类学、科学传播、科学哲学、科学与社会等方面都有涉及，成果丰富，新见
迭出。当我们用不同的范式、不同的世界观，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看民族医学时，民族医学展现给我们的是令人耳目一新的身体的语言、医药的知识、疾病的认识和治疗的实践。好比是到山间野外，采集科学的奇花异果。
刘兵教授是著名的学者，我有幸与刘兵教授认识多年，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我还在读研究生时，读他关于科学编史学的论著，深受启发，受益匪浅。此后几十年中，我们都在科学史这个圈子，时有交往，讨论科学史与科学史理论问题，常常发生思想的共鸣。他在准备此书稿时，邀我作序，我深感荣幸，欣然答应。再读书稿中的论文，我更是深有感触，于是借此机会谈了谈上面粗浅的认识和感想。对刘兵教授及其合作者在本书中取得的成绩，表示衷心的祝贺！
孙小淳
2023 年 5 月 7 日于北京
序二
我曾经是一个科学主义者，现在大抵还是，不过对于科学的理解有些不同。大学时，我读的是中医学院，学习了生物医学之外的另外一种医学中国传统医学，但是由于大学课程中其实有一半以上还是西医课程，以及自幼受到的理科教育，令我对于科学的理解大概还是处于形容词的层面上，即科学知识意味着科学的或者正确的，甚至是唯一正确的知识。在学习大学课程时，也经常会陷入纠结，比如解剖课上学习的肝脏在腹腔的右侧，但在中医理论中却是左肝右肺。中医学的知识体系与现代医学多有类似的抵牾，本着眼见为实的想法，我多少有点儿厚西薄中，我认为有这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但是随着识见渐博，我知道知识不能以一个标准评判，知识有多种尺度。
科学是一种尺度，而文化、情感、价值观等也都可以作为知识的尺度。即便是科学本身，尺度亦非单一，不同尺度下，知识的价值与意义不同。本序所言的科学主要是指 16 世纪以来在欧洲发生的以数学为基础、以实验为知识主要发现方式的近代科学。中医学的知识系统
来源于秦汉时期中国的自然与社会风土，古人用充满智慧的观察与思辨构建了体系化的中医学知识。同时，这一系统的知识应用于临床，其效应可谓可靠。一种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知识被经常贬抑为不科学，这本身就不科学。如果不是事实本身的问题，那就是尺度的问题。中医学自身有其知识评判的尺度，这一尺度可以是观察的结果，可以是理论的演绎，可以是临床的证据，未必符合科学的要求与标准，即用数学计算以及用实验发现与验证。如果以现代医学，即科学医学的尺度来看，中医学的知识未必科学，潜台词是未必正确。但是，不符合科学标准的未必不正确，也未必不可靠。
可以说，中医学的存在与其可靠性打破了现代医学的一元尺度，并且在社会文化的加持下，在国内亦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仿佛可以与现代医学分庭抗礼。相对于中医学的成功，民族医学的处境则颇为艰难。从学科归属来说，民族医学显然是归不进现代医学
范畴，大概也不怎么受中医学待见，在全国的中医院校中，除了几个自治区有民族医学的科目，大多数都没有。民族医学有点儿爹不疼娘不爱的悲凉感。不过，兰生幽谷，终有人识，这个没人疼爱的科目自然也有人关注。刘兵教授及其合作者从地方性知识的角度给民族
医学作了知识论上的辩护，《地方性知识视野下的民族医学研究》一书就是一次集中呈现。
民族医学所承载的是比中医学更加非主流的知识系统，从本书的地方性知识视野下的民族医学研究角度言，即一种地方性知识。地方性知识的理论与意涵在本书的导论中已经有了详细的解读，我认同本书中的主要观点，所谓地方性，不仅仅是一个地方的概念，更意味着一种知识类型。不同的知识类型间或许不可通约，但是没有所谓的高低之分，不能说科学知识是高级的知识，而古代中医的知识就是低级的知识。各自有其尺度。比如，现代医学将身体按照系统分类，分为神经、运动、消化、呼吸、循环、内分泌、泌尿、生殖八大系统，而中医学按照脏腑、身形分类，分为肝、心、脾、肺、肾五大藏象体系，以及皮、肉、筋、脉、骨五大身形范畴，在理论解释层面两者之间很难说有高下之分，在不同的应用范畴上，
各有各的合理性。至少在中医药用药的指导上，中医的分类更为适合。同样，在民族医学的理论与实践中，亦有其自身的合理性。本书中述及了壮医、苗医、蒙医等民族医学的身体理论，在我们大多数人戴着现代医学的眼镜，也就是说总是以现代医学为参照物对待这些理论时，看到譬如三道两路四大筋脉等名词，总是感到有一种异类感与自然的排斥感。异类就应该排斥吗？我们没有置身于民族医学的生长环境中，没有置身于这种地方性知识的背景中，似乎没有充分的合法性去排斥与否定一种理论形式。每一个民族的医学，当然包括十分小众的几乎没有进入学者视野的一些民间医学技术都有颇具特色的知识内容，有些成为系统的理论，有些只是散在的经验，这些知识自有其存在的意义。
民族医学的意义在哪儿？如何发现其意义？本书提出，地方性知识是发现民族医学意义的一个很好的视角。同中医学相比，民族医学具有更为显著的地方性，其存在本身即有力地给出了知识尺度的多元化证明。本书作者对于民族医学的身体观与技术理论的讨论也是
尽量秉持着公允的态度。如蒙古族公众理解中的赫依???一项有关蒙医的公众理解科学定性研究一节，作者对内蒙古地区不同区域、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与性别的公众作了访谈，在不同对象的描述中寻找赫依的本体，同时观照了公众的外行知识和专家的专业知识之关系，这一案例对于地方性知识本身就是一种支持。承认地方性知识的存在，就意味着平等地看待所有的医学知识类型。现代医学、中医学、民族医学各有其地方性，在这一视角下，民族医学的合法性得到了部分辩护。
仅仅有一个理论资源的辩护似乎不够。本书还从科学传播角度进一步对民族医学的意义作了阐发。蒙文医学科普图书调查研究以及对内蒙古地区医院医学科普挂图的调查分析两节中，无论是对科普图书的界定还是对医院科普挂图的调查，均尊重了公众对于科学
的理解。如前所述，知识有多种尺度，公众的认识当然也是一种尺度，地方性知识的形成与公众在一定范围内的共识密不可分。公众认识与精英（科学家）的认识有所不同，虽然科学家拥有比公众更多的解释知识的权利，但是未必是所有真理的持有者。公众对于知识的理解可能有更容易被接受的解释力与更为长远的生命力。如本书中讨论的关于上火与毒的公众认识与科学传播，就是很有力的例证。上火毒等词语于国人而言，已经刻入文化基因，即便是现代医学的医生与最纯粹的科学家，也离不开类似术语，失去了这些貌似不科学的词语，则会很大地影响中文的表达。进而言之，炎症比上火更为接近真理吗？似也未必。
或者有人要质疑，地方性知识本身就是一种局限性的视角，用此看待事物，失之于偏狭。这里涉及一个很基础的问题，抛开知识辩护的观念不谈，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科学家还是民众，我们每天所接受的、所思维的、所输出的知识，能超然于地方性之外吗？正如
地方性知识视野下的民族医学研究大多数中国的西医一生中难免要去看中医一样，即便我们标榜自己如何科学，也不能免于地方性知识的支配，如上所说，上火毒等概念已深入到语言的毛细血管中，又如坐月子也成为中国女性最有代表性的支配身体的一种权利。本书中提到，坐月子正在为现代医学所改造，披上科学的外衣。虽然作者认为，作为一种根植于中国传统医疗文化与语境中的地方性知识，坐月子具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与意义，并不一定需要使用现代医学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和判定它的价值，不过，反过来说，这种科学化坐月子的行为本身就是地方性知识存在并具有普遍意义的明证。我们生活在地方中，每个人都具备地方性，地方性知识无处不在地支配着我们的思想与行为，作为在深层意义上与科学知识一元论立场的对立面，地方性知识与科学具备同样的知识地位。
所以，刘兵教授及其合作者著作本书，其意义并非仅仅在推广民族医学。事实上，刘兵教授虽然对于医学的多元化深具兴致，并且愿意尝试不同的医疗方式，甚至偶尔自行披挂上阵，对自己与亲友动手实施他的地方性医疗知识，但是他的真正目的是给科学一个多元化的解释，给予更多的知识类型以合理性。地方性知识对于一元论的现代科学本身而言，在同样面临着诸多危机（本序略于展开）的今天，或许是一种和解，也未尝不是一种出路。
张树剑
2023 年春于南京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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