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二年（1842）四月三十日，序近仲夏，时已黄昏，京师西北 郊的圆明园湖光柳影，在夕晖映照下更见清幽。道光帝旻宁正与一众枢机 大员在勤政殿议事，记载缺略，今天已无法知晓那场御前会议之具体情形。 而据次日所颁谕旨，可知研究了杭州湾与长江防御等重大军情，以六百里 急递分别寄发，当无暇顾及外间的景致。
旻宁素称简朴，既不像皇祖弘历热衷于南北巡幸，也不学皇父颙琰坚 持木兰秋狝，却像他们一样地喜欢圆明园，每年有大量时间于此问理朝政。 英舰由浙东渐移向吴淞口外洋面，长江告急，道光忧心忡忡，连日与臣僚 商讨对策，当天更是一拨拨召见臣工，再与枢机重臣问对定议。勤政殿， 全称勤政亲贤殿，后楹额曰为君难，出自雍正手笔；东西两壁悬挂《创 业守成难易说》和《为君难跋》二文，为乾隆撰作。应是在最近几年，他 才愈益感受到其意蕴之深郁，再看看眼前的几位枢臣，也是一个个面色凝重。 就这样，君臣议至华灯初上，再至夜静更深。
本书的主人公，身兼东阁大学士和军机大臣的王鼎，因为恩赐病休， 不在勤政殿中，却也身穿朝服来园，默坐于不远处的昨斋庭，像是在等待 首枢穆彰阿，又像是等候皇帝召见。王鼎是在下午略晚时分到的，军机大 臣都不在，小章京告以去了皇上那里，引他到昨斋庭稍做等候。该庭自成 小小院落，与军机直房略有距离，被称作军机处别院，可供枢阁大员饮啜 小憩，甚为安静。已是左副都御史、仍留直的陈孚恩闻讯赶来，其是穆 党中坚，生性明敏，早瞥见王鼎身边案上的大红封套，知有紧要奏疏， 也不多问，陪聊了几句，见王鼎神色淡然，也就借故离去。待穆彰阿、潘世恩等人终于退直，闻知后连忙到茶房与王鼎晤面，骇然见他挂于房梁之上，已是自缢身亡。
王鼎是来上疏的，大红封套中装的即其长篇奏疏。他要等穆彰阿等人说话，还是要等待皇上召见？真的很难说清。由上一次陛见时的交锋，王鼎更清楚地意识到：穆彰阿就是琦善等议和派的后台，皇上也已坐到他们一边。数日来，他从焦灼愤慨中渐渐平静下来，或沉思冥想，或奋笔疾书，将心中要说的话汇成最后一折，再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呈献给皇上。这就是尸谏，陈尸以谏，一死以向皇上谏诤……
一位枢阁大臣的暴亡，且自缢在军机处别院，带来的震惊是可以推想的。逝者当能预想到这种震惊，要的也正是其震撼效果，却难以想象事态的走向
有人连忙解下王鼎，安放在舆车上，锦被遮盖，送往其园邸救治；
有人飞骑往城内，要王鼎唯一的儿子、翰林院庶吉士王沆火速赶来；
有的速召朝中几位王鼎的陕西同乡，前来料理丧事；
更为重要的是要另外造作一份王鼎遗疏，还要由其子王沆亲笔誊写……
是谁指挥调度着这些？虽无记载，亦可推想为穆彰阿。一切都在严密封锁消息的状况下运作，军机处之外，包括不在现场的军机处人员，皆被瞒过。经过一个不眠之夜，待次日向皇上奏报王鼎病重去世，呈上王鼎遗疏，一切都显得顺理成章。大红封套还是那个，文字则已重新调整，王鼎本人所写的主要内容，据说约有三千余言，魏源诗中称为万言，已被焚为灰烬，飘向浩渺夜空。
闻听此讯，道光帝也觉惊愕。几天前，这位老臣还在御前激切言事，争持嘶喊，怎会一下子就没了呢？他派近侍去吊唁慰问，希望了解到真实情况，然而一切早被遮掩得停停妥妥，就是一个久病而逝。伪作的王鼎遗疏词意挚切，诉说对先皇和皇上的感恩戴德，诉说久治不愈的病况，大有君恩难舍之义。旻宁读后感伤，谕令加赠太子太保，赏给陀罗经被，派成郡王载锐带领十名御前侍卫前往祭悼，复派军机大臣何汝霖代朕赐奠。
王鼎长逝矣，东南沿海的形势更加恶化。
仅仅几天后，五月初八日，英军悍然发动新一波侵华攻势，吴淞之战打响，江南提督陈化成战死，两江总督牛鉴仓皇逃命，长江门户大开。再两个多月，钦差大臣耆英等在炮舰胁迫下，接受英方的全部苛刻条款，签署《南京条约》。耆英是奉旨行事，时人记述旻宁之复杂心境：年已花甲的他，在殿外平台上徘徊竟夜，不断地唉声叹气，至东方熹微始回至御案前，提笔在条约上批朱，并嘱近侍直接交给穆彰阿，不要让祁寯藻看到。王鼎虽死，军机大臣中仍有反对议和之人。
不管是活着还是死去，王鼎都左右不了，甚至影响不了国家大局。天朝独尊的观念，闭关锁国的政策，庸人行政的局限，从上到下的贪腐，致使清朝的军事实力已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碰撞和挨打是必然的。而强盗在家门口耀武扬威，四处烧杀掳掠，残破城阙，毁损田庐，安能觍颜事敌、不加抵抗！鸦片战争以来，不断有文武官员为国献身，如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如定海三总兵，如金华协副将朱贵和江南提督陈化成，皆能率众击敌，战死沙场。然水陆清军，更多的是一触即溃，乃至望风而逃。人民将铭记为国捐躯的英雄，也不会忘却那些临阵脱逃的败类。陈化成壮烈牺牲后，当地百姓为之绘制遗像，几乎家家供奉，有一首流传甚广的《题陈军门遗像诗》：
一战甬江口，督臣死，提臣走；再战吴淞口，提臣死，督臣走；三战乃及金陵城，江涛寂静噤不声。陈将军后谁敢兵？君不见走者弃诸市，死者长如生，长如生，尸祝遍我东南氓。
镇海之战，两江总督裕谦殉国，浙江提督余步云畏怯逃走；吴淞之战，江 南提督陈化成死战不退，两江总督牛鉴仓皇而逃；而当大批英舰开至金陵 城外江面，则一派风平浪静，没有人死战和战死，也没有人逃走。
昔齐人欲侵鲁国，孔子对弟子说：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二三子者，君子之谓，仁人志士之谓也。孔夫子命弟子于家国危难时挺身而出，是儒学精神和道德的呈现。清朝岂无 慷慨赴国难之士？有。如林则徐、邓廷桢，如姚莹、达洪阿，此时皆已流 遣边荒。举朝喑畏啊，王鼎奋身而起，以衰病之躯，以七十五岁之高龄， 以枢臣阁老之尊，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为唤醒庸碌怯懦的君王和同僚， 毅然就死，以尸相谏！
不管怎样掩饰遮蔽，王鼎之死的真相还是很快传播开来。人们痛惜之 余，将王鼎比作卫国大夫史鱼，比作楚大夫屈原和晋上卿范燮，他们都是 诤谏不从、以死报国的古大臣，是弘毅笃实、担当道义的典范。秦汉以来， 职位高峻优崇如王鼎者，因事诛戮、争权夺利而亡的可谓多矣，若说到为 国家民族甘愿捐躯，以死诤谏，真也找不到几人。
康熙之后，历代清朝帝王，包括道光，对儒家学说浸润颇深，经筵日讲， 朝乾夕惕，奉为立身治国之圭臬，岂不知城下之盟的耻辱，而以忧患交并， 影响到皇权稳定，所不顾也。穆彰阿、潘世恩等重臣皆出身翰林，饱读圣 贤书，兼上书房总师傅和庶常馆总教习，岂不知礼义廉耻，以大富大贵在兹， 所不顾也。王鼎起身寒素，位极人臣，在京有一个美满温馨的家庭，在故乡有众多仰仗资助的族人亲友，岂不知爱惜身家性命，以大节大义在上， 所不顾也！吴宓先生论顾炎武，提出殉情殉道一说，极有见地。其所 说的道，即中华传统的道德义理、儒家统绪。王鼎是中华文化的殉道者， 平静从容地选择了死，一死以警醒世人，以报国殉国。
本书本来是要以王鼎大传作为书名的，改拟今名，实由于写作重 点的稍稍转移。王鼎形象，只有在与同时大吏的比较中，才更能凸显其价值。 与传主的决绝赴死相映衬的，是更多位高权重者的弄权营私和尸位素餐， 他们都是国之大臣。大臣，国家之栋梁也，既指官职之尊崇，亦内蕴 着道德品行的要求，关乎体和用、守与为。《左传·昭公元年》曰：
国之大臣，荣其宠禄，任其大节。
乃今知较早对于大臣品节的论述，意为君主对大臣要尊重礼遇，取其品性 才具等大端。宠禄：宠幸和富贵。大节：既指品德操守，指临难不苟之精神， 又指国家安危存亡的大局。而在敉平南疆之乱后，道光帝曾为王鼎亲撰像赞， 亦以国之大臣，重在品行开首，重点则在言谨事敬，见出与前者 的明显差异。从乾隆以迄道光，常可见清帝训谕中有二三大臣，以及得大臣之体失大臣之体等字样，期望甚殷，要求多不外言谨事敬。 其也是大臣的应有之义，却非大节。
清代，凡三品以上官员皆可称大臣，出诸皇帝之口，主要指枢阁等贵 近重臣。嘉道两朝，国家由盛而衰，内忧外患，其间的万般滋味，近侍大 臣应先行感知，表现又因人而殊，清正与贪酷，明练与愚钝，耿介与圆滑， 勤勉与怠惰，谨畏与恣妄，共同构成一幅墨分五色的政治画卷。本书以王鼎为引线，以军国大事为节点，带写出一些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或全须 全尾，或数笔点染，着力处在于信仰和担当，品概与节操。
古今中外的政坛，从来不缺少聪明睿智之大员，嘉道两朝亦然。如曹 振镛、潘世恩和穆彰阿，如琦善与伊里布，都富于官场智慧，精擅趋避平 衡之术，也还算不得权奸佞幸。唯聪明才智一旦与私欲相混合，便生圆滑 巧诈，先贤书中倡导的人生准则便被销蚀。下逮德衰，大道沉沦，智惠日用，渐私其亲，数语虽出于魏晋时嵇康之口，亦堪为嘉道两朝写照。然而有中华文化经典的存在，有二三读书种子和清正大员的存在，华夏道统就不会泯灭断绝，风骨、信仰与气节就会因时激撞，愈抑愈强。
王鼎就是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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