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约半个世纪的中国为主要舞台，以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轨迹和精神世界为主要课题。在这半个多世纪中，中国的对外关系由朝贡体制转换为条约体制，而且面临着被瓜分的威胁。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从王朝体制到共和体制转换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变动和社会变动，其规模之深广是不难想象的。生活在这种激荡的旋涡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如何认识所处环境的变化以及他们想使中国如何变化，是本书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前 言
本书由三章构成:文明与万国公法法国革命与中国近代中国的体制构想。这三章均以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约半个世纪的中国为主要舞台,以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轨迹和精神世界为主要课题。因此,简而言之,本书所论述的是属于中国近代思想史这一学科领域的内容。
在这半个多世纪中,中国的对外关系由朝贡体制转换为条约体制,而且面临着被瓜分的威胁。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从王朝体制向共和体制转换的时期。朝贡体制和王朝体制在中国都具有两千年的历史,即使仅就其转换成异质的条约体制和共和体制而言,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变动和社会变动,其规模之深广也是不难想象的。生活在这种激荡的旋涡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是如何认识所处环境的变化以及他们想使中国如何变化,这些问题是这三章所要解决的共同的主题。换言之,这三章是分别从万国公法观的变化法国革命观的变化体制选择这些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认识的转换过程,以解决上述共同的课题。
对世界认识的转换也可以说是文明观的转换。因为19世纪中叶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的认识的核心,是只有中国文明才配称为文明,他们确信世界只有这样一种文明。在朝贡体制或士人统治等旧体制的中国,秩序的基本构架都与这种文明观具有深刻的关联。因而,不论有关西洋诸国的信息量如何增加,只要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这种文明观的根底不发生改变,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的认识就不可能发生根本的变化。
以中国文明的优越性认识为中心的文明观,常常被称为中华思想。人们常常将它作为夜郎自大、自我中心的见解来加以揶揄或批判。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就已经开始这样自我解嘲了。但是,笔者认为,如果从中国文明数千年的历史、传统学术的深厚积蓄,以及到18世纪后半期中国在政治或经济能力方面还保持有高度的水准来考虑,中国知识分子对自身文明的优越性的确信,毋宁说是当然的事。在这种意义上,被称为中华思想的文明观,至少在历史进程的某一时段之前,是具有充分的意义和根据的见解。这是贯穿本书的基本前提。
因为中华思想是这样的一种观念,所以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要进行自我克服就尤为困难。在近代中国文明观的转换过程中,西洋观（西洋文明观）的变化,是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中国文明观的变化的又一个重要的构成要素。这样,对具有较强的普遍主义志向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这两种变化是决不可以分割开来的单一性的存在。相反,他们每次都要在使两者不断地关联交织中,重新构筑对世界的认识。换言之,他们没有,原本也不可能在文明开化之名下破除传统的文明观。因此,他们的文明观的转换,乍一看显得有些迟缓。甚至有的观点认为,到19世纪后半期中华思想毋宁说更加强化了。但是这种迟缓,笔者认为与其说是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偏见或怠慢,毋宁说正表明了承担膨大的文明积蓄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某些方面的精神葛藤。
如洋葱拨皮层层无尽,近代中国文明观的转换,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也是这样一种无尽的自我解剖的过程,至少我们不能将其作为指向某一特定目标的过程来叙述。在每章中,我尽可能多ⅲ地采纳与各章主题相关的被认为有意义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言说,特别是注意到其言说的逻辑结构及其默认的前提,并且尽可能对他们的思想作内在的分析。至少我不想对他们只是以贴上进步或反动这样简单的标签了事。
每章所涉及的时代以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为主要对象。但是,中国文明观的转换过程,并不是在这一时期就完成了,而是在此后还在继续,特别是19世纪后半期展开的文明观转换的历史剧在20世纪后半期又有再现虽然有大幅度的变化的迹象。因而在每章中,以此后的问题的形式,试图追踪这些问题到现代是如何展开的。
与第一、二、三章相比,序章的性质稍微有些不同。第一至第三章以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言说为素材,着重叙述其思想内容的变化。相比之下,序章则着重叙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变化。另外,第一至第三章均是以曾经发表过的论文为底本,而序章是为本书新写的。这一序章的设置,是为那些非中国思想或中国史专业的读者在阅读本书时提供被称为士大夫的旧中国知识分子的某种程度的预备知识,以便更好地理解本书的其他篇章而写作的。士大夫,恐怕从世界史的视野来看也是一种独特的存在。用我们通常持有的有关知识分子的标准来评价他们的思想或行动,那大概就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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