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走向，也改变了每一当代中国人的命运。解读邓小平的政治生涯及其行为逻辑，就是解读当代中国，解读个人命运背后的历史变局。
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倾十年心力完成的权威巨著《邓小平时代》，是对邓小平跌宕起伏的一生以及中国惊险崎岖的改革开放之路的全景式描述。作者对邓小平个人性格及执政风格进行了深层分析，并对中国改革开放史进行了完整而独到的阐释。书中涵盖丰富的中外档案资料和研究成果，以及为数众多的作者独家访谈。对中美建交、华国锋历史评估、改革开放的幕后曲折、邓小平和诸多当时关键人物之关系、香港问题、邓小平南巡等重大议题均有详述及剖析。本书既具学院研究的严谨专精，又对中国现实政治与事理人情有透彻把握，被誉为邓小平研究“纪念碑式”的著作。
傅高义，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社会学家，精通中文和日文。1930年7月出生于美国中西部的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1950年毕业于俄亥俄州韦斯利大学。1958年获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在1963—1964年成为哈佛的博士后，学习中文和历史；被认为是美国唯一的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
他1961年开始在哈佛学习中文和中古历史，在哈佛有着“中国先生”的称号。1972年他作为费正清的继任人，成为东亚研究中心的第二任主任。1998年被选入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一直是受中国政府重视的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曾撰有《日本第一》、《日本的中产阶级》、《重整旗鼓一一重建美国实例分析》等著作。70年代始，对我国广东社会经济情况进行考察和研究。撰有《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东: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1949-1968年）》。
冯克利：1955年10月27日生，祖籍青州长秋。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信息学院[1]。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曾担任过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儒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内公认一流水准的翻译家，自90年代以来对于学术思想的传播有突破性的杰出贡献，在公共思想领域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邓小平1904年生于四川省广安县牌坊村。他虽然出生于一个小地主之家，这个村子却为邓家的一个亲戚邓时敏而自豪。这个邓氏族亲邓时敏曾担任朝廷要员，位至大理寺正卿，专为皇帝和朝廷大员写折子。1774年邓时敏告老还乡，村里为他立了一座牌坊，并就此更村名为牌坊村。邓时敏及其兄弟确实成就不凡。当时这个3亿多人口的国家中每年只有一两千人能通过科考中举，邓时敏和他的两个兄弟却都通过了乡试。事实上邓时敏又连过两关，通过了会试和殿试，当上了京城的大官。
1926年至1927年邓小平在莫斯科时，在自己的个人简历中说，他的父亲同样望子成龙，盼着他能当上大官。这种梦想大概又因他母亲的因素而愈发强烈，因为她也有亲戚考取功名当上县令。在帝制中国，很多家庭，尤其是有亲戚当过官的家庭，若是有个聪明伶俐的孩子，都愿意含辛茹苦地加以培养，希望他能考取功名，光耀门楣。邓小平便是这样一个聪明伶俐的孩子，虽然他的父亲邓文明很少跟儿子相处，却在他读书求学上花了不少工夫。
邓小平的父亲忙于村子以外的活动，很少照料家事。他的原配妻子无后而死，15岁那年他又娶了比他大两岁的邓小平的生母。邓母头胎生了个女儿，然后生下邓小平，接着是邓小平的两个弟弟，最后生的女儿在10岁那年夭折了。邓文明后来娶的第三个妻子，生下一子后不久就死了，他又娶了第四个妻子夏伯根。邓小平的父亲最富有时，拥有近40亩地和几个帮他干农活及养蚕的长工。
邓文明在世时家道日衰。他是村里的秘密社团哥老会的首领，但大多数时间他都在离牌坊村三四里路以外的协兴镇和20里路以外的县城，或在重庆度过。他在1914年当上了广安警卫总办（又称团练局长）。他在协兴镇开过一家小饭馆，与一些长辈一起赞助过一所学校，他的儿子邓小平便是在这所学校里念书。但是，由于赌博输了钱，他不得不卖掉一些田地，几陷破产，再加上跟一位上司关系不好，他逃到了外地。不过，他仍然帮着邓小平念书。据邓榕说，邓小平的母亲十分疼爱这个儿子。邓小平后来也回忆说，他非常敬重自己的母亲，父亲不在家时她总是悉心照料着家务；但是她在1926年便已去世，只活了42岁。毛泽东反抗自己的父亲，邓小平却没有，他只是疏远父亲而已。邓榕回忆说，在后来的岁月里，爸爸从来不提他自己的父亲（他死于1936年）。
当邓小平渐渐长大时，大人们并不清楚让孩子接受哪种教育最有利于前程。科举制在邓小平出生后的第二年便被废除，邓小平6岁时发生的辛亥革命，又让朝廷的官僚制度寿终正寝。但是取代旧学的新式教育才刚刚起步，于是就像当时中国农村很多有天资的孩子一样，邓小平5岁那年的开蒙教育，是在牌坊村一个有学问的亲戚家中学习儒家经典。第二年他又转入协兴镇一家较大的私塾，继续学习那些经典，由此养成了背诵经书的能力。当时广安县有人口20万，但只有一所公立小学为有天分的孩子教授现代科目。邓小平想必在这里学得不错：他在11岁那年通过竞争激烈的考试，进入了离牌坊村20里以外的广安县高级小学，由父亲出钱成了那里的寄宿生。14岁时他又考入广安县初级中学（相当于美国的高中）。当邓小平15岁离开该校去重庆时，他在儒家经典以及数学、科学、历史、地理这些现代科目和写作方面，都已打下很好的基础。
一些进步教师提高了邓小平的爱国觉悟，1919年他年仅14岁就参加了作为“五四”青年运动一部分的示威活动。这场运动的起因是西方各国领导人在凡尔赛联手操纵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格局，要把德国过去在山东占领的胶州半岛转交日本而不是归还中国。这激怒了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学生，他们于1919年5月4日走上北京街头，不但抗议西方列强不尊重中国，而且抗议中国政府颟顸无能，没有维护中国的利益。
“五四”示威活动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遍国内许多大学和一些中学校园，在中国知识青年中掀起了了解世界大势的热情，点燃了民族主义的火焰。跟中国其他更为偏远的内地相比，广安与外界有着更多的接触，流经广安县城的渠江水面宽一百多米，通过另外两条河与90公里以外的重庆相连，从重庆乘汽船5天便可到达上海。早熟的邓小平也加人了这场运动，跟同学们一起走上广安街头游行示威。1919年秋天，他还参加了重庆抵制日货的运动。邓小平对外部世界的觉醒与中国知识青年民族意识的萌生完全同步。从这一刻起，邓小平本人便与中国人努力摆脱洋人欺侮、恢复其伟大和强盛地位的事业分不开了。
邓小平对外部世界的初步认识，又因邓文明给儿子找到一个留学机会而得到进一步扩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很多法国青年上了战场，一时造成工厂劳力短缺，于是招募了15万的中国劳工赴法打工。当时西方各国几乎没有为中国优秀学生提供的奖学金，但也有例外，一些社会贤达在战前就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组织，希望能帮助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他们可以一边打零工谋生，一边到大学学习现代科技。当时中国人认为法国是一个文化水准很高的国家，那里便成了中国留洋学生所向往的目的地。一位曾经留学法国的四川富商成立了一个基金，提供补贴，使川籍学生能够加入到赴法勤工俭学的计划之中。重庆成立了为期一年的预备学校，邓小平参加并通过入学考试，1919—1920学年在那里做留学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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