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耘文库·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丁易卷》分四大部分，即《丁易杂文》选、《明代特务政治》选、诗文选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基本上涵盖了丁易一生的主要著述，体现了他的主要贡献。
丁易，原名叶鼎彝，安徽省桐城县人。1913年9月8日生于南京，两岁时回到桐城老家，三岁入私塾读书识字，到十一岁便读完了四书、五经、通鉴、辑览和古文辞等。1928年，十五岁时考入桐城中学，既受到良好的古文教育，同时接触了新文学、新文化。1934年夏，以优异成绩被安徽省政府保送到北平师范大学读书。
北平师大藏书丰富，多有名师执教，丁易入校之后如鱼得水，他勤奋好学，尤其喜欢黎锦熙、钱玄同讲授的中国文字文法学，对中国古典文学、文字学用力最多。与此同时，丁易开始在报刊上发表诗歌、散文，表现出了多方面的才能。当时，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地区，丁易积极参与学生爱国组织，与同学中的共产党员交谊甚笃，开始接触马列主义，被推选为北平师大学生自治会宣传干事，参加了“一二·九”爱国运动。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北平、天津的一些高校迁往西北继续办学，北平师大与北平大学、天津女子师范学院等联合组建西安临时大学，后又迁往汉中，改成西北联合大学。丁易因母丧返乡，参与了当地的抗日宣传斗争，后返回学校坚持完成了学业。1938年夏，丁易大学毕业，来到四川成都联合中学任教，并在其他多所学校兼课。1940年春开始，专任四川省立戏剧音乐学校教师，并担任该校教务主任，校长是富有自由民主思想的熊佛西，校内民主自由空气比较浓厚。但好景不长，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戏剧音乐学校被迫解散。丁易因在校期间态度左倾，受到了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的注意，此时不得不远走兰州到了西北师范学院任教，开始讲授新文学史，深受学生们的欢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刚刚秘密传到兰州，他就暗中交给进步学生传阅，组织学习。1943年7月，丁易再次来到成都，应聘于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1944年夏开始专门从事进步文化活动和文艺创作，与中共地下党关系更为密切。他为中共控制的《华西晚报》撰写社论，为该报副刊与《华西日报》副刊写了大量杂文，议论时政，痛斥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与消极抗战的政策，成为这两份报纸的有力支持者，1947年结集出版的《丁易杂文》，近半数是这个时期发表的。
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丁易有感于国统区的政治形势，撰写了一系列关于明代特务政治的论文，后来将这些论文连缀扩充成为一部四十余万字的专著《明代特务政治》，1950年由中外出版社出版。1945年8月，丁易任教于东北大学，成立了“民主青年社”搞学生运动，1946年5月东北大学在迁返沈阳之前，解聘了丁易在内的六名进步教授。丁易留在成都，根据党组织的安排，担任了民盟机关报《民主报》的主编，同时兼任社会大学新闻学主任，继续开展斗争。1946年冬，丁易由重庆到北平师大任教，此后又根据斗争形势及工作需要，相继在北方大学、华北大学等校任教，直至北平解放。
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2月17日，丁易与钱俊瑞、吴晗、周建人等代表军管会到北师大“负责商议并办理接管事宜”；5月，北师大成立校务委员会，黎锦熙为主任，丁易任委员兼中文系教授；9月21日，丁易作为九三学社候补代表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2月29日，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初期，丁易主要从事文化教育和党的统战工作，社会活动较多，1951年，他参加了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前往战争前线慰问志愿军，他还作为中国文化代表团的成员，出访了印度、缅甸等地。
1950年3月，北师大校务委员会撤销，丁易专任中文系教授，他先后讲授了新文学史、中国现代小说史、明清文学史、中国文字学等多门课程，勇挑重担，认真负责；他还邀请黄药眠、钟敬文等一流的教授、学者来北师大任教，加强了北师大的教学力量。由于教学的需要，丁易逐渐将学术研究的重点放在现代文学方面，他陆续编辑出版了《郁达夫选集》《大众文艺论集》，撰写了长篇序言，在讲授新文学史的过程中还编写了数十万字的讲义，1955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便是以此为基础完成的。此外，他还出版了《中国文字与中国社会》《中国的文字》等著作，再版了《明代特务政治》，这些著作既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又有现实的意义。1953年，应苏联政府的邀请，丁易被高教部派赴莫斯科大学讲学，为研究中国文学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讲授中国文学史，同时亲自指导六名研究生。他抓紧时间，忘我工作，却不幸积劳成疾，突发脑溢血，于1954年6月27日猝然逝世，年仅41岁。
丁易一生，除教书，进行民主革命运动和统战工作以外，留下的各类文章、著作不下200万字。这本《丁易卷》分四大部分，即《丁易杂文》选、《明代特务政治》选、诗文选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基本上涵盖了丁易一生的主要著述，体现了他的主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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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易杂文》选
《明代特务政治》选
诗文选
中国现代文学史略
列宁在论述托翁思想矛盾之后，又曾特别指出托翁在文学上的伟大的历史意义。他说：“作为一个发明拯救人类的新的药方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来时所具有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托尔斯泰是富于独创性的，因为他的观点的总和虽然整个说来是有害的，却恰好表现了我们的革命，即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种种特点。从这个观点看来，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的确是我们革命中的农民的历史活动所处的各种矛盾状况的一面镜子。”又说：“作为艺术家、思想家和说教者的托尔斯泰，主要属于1861-1904年的时期，把整个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它的力量和它的弱点，非常突出地显示在自己的作品里面了。”列宁的这些话，可以说是托翁的“盖棺定论”了。
我们参观了托翁故居全部之后，便出门走向西北的森林中，去谒托翁的坟墓。森林极为稠密，树木也很高大，新叶已经能够遮蔽日光。我们沿着林中曲径缓缓地走着，清风吹来，倍觉静穆。约莫走了十多分钟，在一处溪壑回环的地方，几株大树底下，有一堆长方形的土冢，这便是托翁的长眠墓地了。树上挂着一块说明牌，大意是说这是托翁遗嘱中指定的墓地，并说遗嘱中曾叮嘱家人不要厚葬，只须一具普通棺木，坟墓也无须装饰，更不要碑铭。现在坟墓的样式便是遵照他的遗嘱办理的，仅在墓的周围用普通树枝疏疏落落地编了一道短篱，用以护墓，此外一切都十分淳朴、自然。
我们在墓前默立了几分钟，缅想这位文学巨人的生前理想，以及他因此致死的矛盾苦恼——土地私有制度的不合理的问题，今天在他的祖国苏联都早已彻底解决了，今天他的祖国的农民正过着人类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幸福生活，并且大踏步地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托翁是可以安眠地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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