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时代“国权不下县”，若要揭示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规律，“从县衙门到家门口”必须得到重视。《武汉大学学术丛书·国家权力与民间秩序：多元视野下的明清两湖乡村社会史研究》聚焦于当前学术界前沿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国家与基层社会”，在充分利用传统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广泛挖掘、收集民间文献资料，主要从宗族、水利与保甲团练三个方面，展开对明清两湖地区乡村组织与基层社会控制的研究。其创新之处在于，突破原来自上而下强调中央集权的强大，将乡村组织和地方精英视为国家附属物的观点，同时也突破绅权对抗皇权的士绅支配模式，坚持从国家政权建设与民间社会秩序互动的视角，将两湖地方社会看做一个整体，既从国家视野出发，探讨官府对于乡村社会的控制与治理；又从基层社会着眼，揭示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与民间秩序的自我构建，由此体现“国家权力与民间秩序”之间互动的多元视野与整体史观。其基本内容如下：
（1）移民、宗族与地域秩序的构建。在“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人口大迁徙中，明清时期的两湖地区构成典型的“移民型”社会。
（2）塘堰、堤坝中的水利纠纷与用水秩序。
（3）保甲、团练与乡村控制体系的演变。江湖盗是两湖水上社会的边缘群体，以前学界关注甚少。
以上三个专题虽各有侧重，但基本都是围绕乡村社会秩序的自我构建和运行、国家权力的介入以及双方的复杂互动关系展开不同层面的研究。研究初步表明，中央集权国家对乡村社会的部分管理和乡村社会的自我运行，共同构成中国传统乡村治理模式的基本特征。
传统时代“国权不下县”，有关县以下的制度与措施、财政与经济、经济与社会等方面记载较少，但若要揭示全景式的中国社会发展规律，了解基层社会的发展变迁，从中央到地方，从“从县衙门到家门口”，又必须高度重视。从学术史的发展脉络来看，在传统政治史（制度史）研究的范式下，一般认为，明清时期中央集权发展到了顶峰，学者大多将重大政治事件、中央官僚制度与政策等作为研究重点，多数成果以结构性描述为主，对明清以来基层社会的研究较少。20世纪三四十年代，历史学家吴晗和社会学家费孝通等组织了一个“中国社会结构”的研讨班，并出版论文集《皇权与绅权》，通过士绅阶层透视中国传统的朝廷与地方的关系，体现出将国家与基层社会进行综合考察的学术追求。然而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史学界将研究领域集中于土地制度、农民起义、资本主义萌芽等少数问题。尽管也关注到普通群众和下层民众，但学术研究深受政治环境与意识形态的影响，某些研究难免有简单化之嫌，或盲目照搬系统理论，或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以致得骨遗髓、得血失肉，甚或扭曲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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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安，1971年1月出生，湖北黄陂人。现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兼任中国经济史学会副秘书长。1993年获湖北师范学院历史学学士学位，1999年获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业大学理学硕士学位，2002年获武汉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2010-2011年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暨东亚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社会经济史、乡村社会史。先后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明清两湖地区乡村组织与基层社会控制”（200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民间文献与明清两湖乡村赋役征收实态研究”（2011年）等。已出版学术著作《明清两湖地区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研究》（2004年）。2005年《明清两湖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研究》被评为“湖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先后在《中国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光明日报》（理论版）、《中国农史》、《中国社会历史评论》、《历史人类学学刊》、日本《中国水利史研究》、中国台湾《明代研究》等杂志发表论文数十篇。
序言
第一章 绪论
一、选题的意义与缘起
二、学术史的梳理
（一）关于“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的回顾与反思
（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明清两湖区域史研究述评
三、研究的史料、方法与基本思路
（一）基本概念的界定：“权力”、“秩序”及其他
（二）史料与方法：民间文献与田野考察
（三）基本思路与分析框架：多元视野与整体史研究
第二章 移民、宗族与地域社会秩序的构建
一、移民、生计与清代鄂西北山区宗族形态
（一）走进郧西：鄂西北山区的生态环境与移民
（二）移民的生计与发展：种植、经商与多种经营
（三）香口柯家湾：一个山区移民家族构建的个案分析
二、村落、祠堂与清代鄂东南家族秩序的构建
（一）聚族而居：地名志、族谱所见鄂东南乡村的聚落形态及其成因
（二）宗祠、支祠与家祠：鄂东南的祠堂类型与家族结构
（三）神圣与世俗之间：鄂东南祠堂的功能及其嬗变
（四）空间与秩序：清代以来鄂东南家族秩序的空间构建
三、移植与模仿：清末民初地方自治的宗族实践——以黄陂周氏宗族为个案的考察
（一）黄陂东乡：周氏宗族地理、人口与村落分布
（二）经祖祠自治章程：周氏宗族自治的实施纲领
（三）梅田学校：乡村的新式教育与村落自治
第三章 塘堰、堤坝中的水利纠纷与用水秩序
一、塘堰与灌溉：鄂东南丘陵山区的水利组织与民间秩序——以崇阳县《华陂堰簿》为中心
（一）崇阳县华陂堰及《华陂堰簿》
（二）赋役改革与基层水利制度变迁
（三）塘堰的日常管理与运行
（四）上畈与下畈之间：水利纠纷与灌区社会
二、堤防与社会：两湖平原水利中的纷争、协作与官府介入——以四邑公堤为例
（一）从一县专任到四邑公修：宋迄清江嘉长堤的兴筑与协济
（二）四邑公修中的利益纠葛与协调机制
（三）堤防水利中的官府介入与区域协作
三、樊口闸坝之争：晚清水利工程中的利益纷争与地方秩序
（一）外江内湖：樊口地区的水系、地貌与洪灾
（二）内乡与外乡：武昌县移民、垦殖与地域社会变迁
（三）屡建屡毁：樊口建闸的曲折历程
（四）彭李之争：樊口闸坝背后的生态、利益与政治纠葛
第四章 保甲、团练与两湖乡村控制体系的演变
第五章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认为“以农业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但他同时也指出“大旱大水，连年兵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抛井离乡”。由此可知，尽管安土重迁是中华民族的本性，但不排除在某些特殊时期和某些特定区域，因为某种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而发生大规模的迁徙活动。比如在明清时期的长江流域，就由于战争与土地资源以及赋税等复杂因素，引发了历史上一场自东向西、波澜壮阔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
一般论及移民动机时，大多会提及所谓的“推拉理论”：或者由于原来居住地水旱等自然灾害导致农作物歉收，或者由于人口繁殖过快，耕地资源不足，导致经济水平下降，土地资源枯竭，居民被迫向外地迁徙，以谋求生存。此种方式的移民，又被学者称为“生存型”移民，即为维持自身的生存而不得不迁入其他地区定居的人口，或者说是以改变居住地点为维持生存之手段的迁移。产生这类移民的主要原因是迁出地的推力，而不是迁入地区的拉力或吸引力。此种移民类型构成中国古代移民的主体。
另一种迁移的原因是因为迁入地具有优厚的经济或资源条件，吸引居民主动迁徙到该地。此种类型的移民，一般称为“发展型”移民，就是为了物质生活或精神生活状况的改善而迁入其他地区定居的人口，或者说是以提高物质生活或精神生活的水平为目的的迁移行为。产生这类移民的主要原因不是迁出地区的推力，而是迁入地区的拉力或吸引力。所谓发展型移民，比如两湖史料经常可以看到以下情形：外地来湖广做官者，有感于辖地水草丰美、山川灵秀，卸任后，携家带口，归隐于此，成为移居此地的开基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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