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农民以宪法关怀_张英洪著_9787510817069

　　《给农民以宪法关怀》鲜明地将农民与宪法联结起来，以宪法视角集中讨论了当代中国农村和农民诸问题，拓展了农民问题研究的新视野，提升了农民问题研究的新境界。给农民以宪法关怀，就是要正视农民是共和国公民这个基本常识，就是要充分尊重、保障和实现宪法赋予农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给农民以宪法关怀的意蕴
　　坚持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三农”问题上就要坚持以农民为本。坚持以农民为本，就是要尊重、保障和实现农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促进农民自由而全面发展。解决中国农民问题，不能把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晾在一边，不能忽视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农民是共和国公民，必须使农民充分享有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宪法的基本功能在于，通过约束公共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实现社会公正和谐与国家长治久安。在21世纪的今天，中华民族要走出“兴亡百姓苦”的历史性怪圈，实现伟大复兴，就必须从宪政民主的高度关注农民，给农民以宪法关怀，走良宪治国的正道。这是本书名的基本意蕴。
　　给农民以宪法关怀，就是要正视农民是共和国公民这个基本常识，就是要充分尊重、保障和实现宪法赋予农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就是要在宪法的框架内治国理政。我所说的宪法，并非单纯文本意义上的“宪法”，而是体现人类政治文明共同成果的“宪法”。当我说“只有宪法才能救农民”时，其实要说的就是只有实行宪政民主，才能真正解决农民问题。
　　梭罗认为，为国家服务的人有三种：第一种是用他们的身体为国家服务，如军人、警察等；第二种是用他们的头脑为国家服务，如立法者、政治家等；第三种是用他们的良知为国家服务。第三种人常常被国家当作“敌人”。在中国，为农民说话的人面临巨大的政治风险。不管是梁漱溟，还是彭德怀，他们用良知为国家服务时，都被当作“敌人”予以批判打倒。此后，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再没有人敢公开为农民说话了。这一状况在改革以后开始逐步得以改观。
　　农民家庭出身和农村基层工作经历，使我对农民问题有着切身的体验和感悟。1990年代的十年，我在湖南西部一个偏远山区县的党政机关工作。这十年，正是中国农民负担日益加重、干群关系日益紧张的时期。但在一些基层政权，却普遍盛行对农民进行公开掠夺与暴力相向的工作方式；在学术理论界，则长期盛行歌舞升平和隔靴搔痒式的研究风气。这使我在现实的困惑中无法保持心灵的宁静。农民生活的艰辛与苦难，常常使我仰望星空；国家治理的迷惘与转型，不断使我陷入沉思。当我在体制的框架内循规蹈矩从事工作的同时，已经在心灵的深处放飞了自由思想的翅膀。
　　我在开始独立思考“三农”问题时，就选择从权利这个视角入手考察农民问题。改革的经验表明，解决农民问题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保障和增进农民权利的过程。说到权利，当然不能不说到宪法。这样就产生了“给农民以宪法关怀”这一命题。当我2002年正式提出“给农民以宪法关怀”这个命题时，即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反响。本书就是在宪法框架下，集中讨论了当代中国农村和农民诸问题。显然，本书还有诸多缺陷和不足，但其最大的探索就是将农民与宪法联结起来，从而刷新了农民问题研究的宪法新视野。我的相关研究均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与深化。我希望我的这个探索努力，既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又有利于建设现代法治国家。
　　2004年以来，新的执政者推出了“农村新政”，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理念和政策取向发生了重大转变，农民、学者和国家开始走出漫长的历史隧道，来到了一个曙光初露的新的出站口。展望未来，我对农民问题的解决充满了信心。但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正在推行的新农村建设，虽然使农民问题的解决出现了重大转机，但由于宪政体制并未触动，农民仍有可能遭遇专横的地方公权力与放纵的市场资本的双重夹击。解决农民问题仍然任重道远。今天，给农民以宪法关怀的主题仍然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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