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是中国道家思想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本书是对《庄子》其中十四篇的解读，包括《庄子》内七篇及从外、杂篇中选取的七篇经典文本。每一篇均由经文、注释、译文与解读四个部分组成。“经文”采用比较通行的郭象本；“注释”部分对重要词语、句子进行了解释，对有分歧的解释进行了辨析；“译文”部分是对经文的现代转译，力求简洁、优美；“解读”部分是对各篇主旨的揭示及其现代意义的引申，入于《庄子》又出于《庄子》，从现代人的视野和生存感受重新看待它，以展现这部经典与当代生活的息息相通之处。
陈鼓应，男，福建长汀人，1935年生。台湾大学哲学系及哲学研究所毕业。曾任台湾大学哲学系和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任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主编《道家文化研究》期刊，著有《悲剧哲学家尼采》、《尼采新论》、《存在主义》、《庄子哲学》、《老子注译及评介》、《庄子今注今译》、《黄帝四经今注今译》、《老庄新论》、《易传与道家思想》、《道家易学建构》、《管子四篇诠释》等。
林光华，女，江苏沭阳人，1979年生。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是道家哲学。在《哲学与文化》、《中国哲学与文化》、《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导论
内篇
逍遥游第一
齐物论第二
养生主第三
人间世第四
德充符第五
大宗师第六
应帝王第七
外篇（选读）
马蹄第九
天道第十三
秋水第十七
至乐第十八
杂篇（选读）
导论
内篇
逍遥游第一
齐物论第二
养生主第三
人间世第四
德充符第五
大宗师第六
应帝王第七
外篇（选读）
马蹄第九
天道第十三
秋水第十七
至乐第十八
杂篇（选读）
寓言第二十七
渔父第三十一
天下第三十三
导论
《庄子》是中国古老的哲学元典之一，与《老子》共同构成道家思想的主体。目前，海外有多种关于该书的译本在流传，国内也不断地掀起读庄的热潮。《庄子》在当代大学的人文讲堂上始终不可或缺，民间相关的读书社也越来越多，这些都显示出这部经典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它不仅在历史上有过深远的影响，对当代文化的建构也有巨大作用。作为道家元典，它与儒家元典一样参与塑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性格、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处世方式，是我们今天了解自己、走向世界需要参考的宝贵资源。
本书是我们多年阅读《庄子》的产物，在书写上尽量平实易懂、深入浅出、贴近现实。我们在前人所作的大量注译、研究的基础上，对其主要篇章作了注释、翻译和解读。这里，先对《庄子》的总体面貌及主要思想作简单的介绍。
庄子是个谜一样的人物，他的思想宏大深邃，源远流长，但作为历史上的一个客观人物，其人其书的真实面貌我们却知之甚少。他的生卒年、故里以及该书究竟哪些出自其本人之手等重要问题，至今都没有完全考证清楚，争议性的说法很多。至于他的生平事迹、兴趣爱好、家族背景以及写作过程等等，史书留下的客观记录就更少了。
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记载： 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司马迁：《史记》，第七册，2143~214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由此可以确知的是，庄子名为庄周，战国时期人，很有学问，思想根植于老子，对孔子思想多有批评，其书以“寓言”为主，《渔父》、《盗跖》、《胠箧》三篇是他所作。此外，他淡泊名利、个性独特、终身不仕，过着简单的生活。但是，“蒙地”究竟是今天的哪里，他生活在战国时期的哪一时段，《渔父》等外、杂篇是否出自其本人之手等问题都很复杂。
关于庄子的故里蒙地，目前有两种最为主流的说法，一说属宋国，即今天的河南商丘境内；一说属楚国，即今天的安徽蒙城境内。以下宋国说、楚国说的介绍参考康中乾：《从庄子到郭象——〈庄子〉与〈庄子注〉比较研究》，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另有庄子是齐人说、鲁人说等观点，参见崔大华：《庄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宋国说，有三个比较明显的古代文献证据：《史记?庄子列传索隐》说庄子乃“宋之蒙人也”；《淮南子?修务训》高诱注“庄子名周，宋蒙县人”；《汉书?艺文志》班固说庄子“名周，宋人”。马叙伦在《庄子义证》之附录《庄子宋人考》中又提出两个有力的证据，一是《史记?宋世家》所据《左传?庄公十二年》的“宋万弑湣公于蒙泽”；一是《史记?宋世家索隐》所据庄子佚文：“桓侯行，未出城门，其前驱呼辟［按：辟乃宋桓侯名字］，蒙人止之，后为狂也。”以上都证明了庄子是宋国人。当代持这一看法的学者相对比较多。
楚国说，始于宋代，多是从庄子的思想风格上来推断的。朱熹在《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五中说：“庄子自是楚人……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样差异底人物学问。”还有很多学者认为其与屈原的风格有相似之处，譬如光怪陆离的想象、恣意放荡的笔法、意味隽永的隐喻。康中乾则认为：“庄子的文风有楚文化的特色，这确是实情。但不能因此就说庄子为楚人。”康中乾：《从庄子到郭象——〈庄子〉与〈庄子注〉比较研究》，5页。他的思考可谓冷静、严谨，毕竟风格相似的作品未必出于一地，关键还要看思想指向。杨义在《庄子还原》中则提出了一个比较中和的说法，他认为：“庄子为宋国蒙地人，但庄子思想上承老子，乃为楚学，多有楚人的文化基因。”杨义：《庄子还原》，5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 书中有大量例证，说明庄子的祖脉在楚，其家族为楚庄王后裔，大约在楚悼王、肃王之际流亡于宋，所以他的思想、风格中都有楚文化的基因。庄子有楚国情结，时常流露故国之思。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根据：1.楚悼王死后，宗室发生暴乱，庄子家族受到牵连。从楚国北境到宋国有一条由墨者把守的通道，对于因吴起之变而逃亡的楚国公族，墨者会给予救济。庄氏的某一支可能通过这条道逃到宋国。
2. 庄子“其学无所不”，可见受过良好的教育。其能与侯王直接对话，楚王还专门派“大夫二人”请他去楚国做官，这都说明庄子不是一般的平民，而很可能是“破落贵族后裔的身份”。
3. 《庄子》中描写的楚人多聪明、智慧、修养很高（如郢人运斤、汉阴丈人、佝偻承蜩等故事），而宋人则多鄙陋（如宋人资章甫而适越等故事）。
4.《庄子》中流露出浓厚的思乡情结，如《徐无鬼》中的“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则阳》中的“旧国旧都，望之畅然”。
5.《庄子》中诸多意象显示出楚民俗信仰，如《逍遥游》中的“鲲鹏”意象与楚人的“神鸟情结”有密切关联。同上书，15、17、19、21、24页。这些说法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入理解《庄子》的视角，但其中也或多或少有些推测的成分，并无铁证。总的来说，以上两种说法各有道理，至今还有很大的争论，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增加，还有进一步考实的空间。其对我们理解《庄子》的哲理思想并不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只是提供一个更好地理解《庄子》的背景。
关于生卒年，《史记》只说“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具体年份可能在司马迁的时代就已经模糊不清了，所以他没有具体说。目前学界比较一致认可的是马叙伦的考证结果，即庄子生于公元前369年（周烈王七年，即魏惠王二年、楚宣王元年），卒于公元前286年（周赧王二十九年）。参见崔大华：《庄学研究》，5页；康中乾：《从庄子到郭象——〈庄子〉与〈庄子注〉比较研究》，2页。
《庄子》文本目前流行的是郭象本，共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一般认为，内七篇是庄子本人所著，代表庄子思想，写于战国中期。外、杂篇是庄子后学所著，不晚于战国末期，可能掺入了一些后代文字。刘笑敢在《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一书中对此作了严谨的考证。其概念方面的重要证据是：“内篇虽然用了道、德、命、精、神等词，但没有使用道德、性命、精神这三个复合词（由词根和词根合成的词），而在外、杂篇中，道德、性命、精神这三个复合词都反复出现了。”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修订版），26~2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例如，内七篇中“道”字出现四十二次，“德”字出现三十四次，但没有二字连用的“道德”一词，而汉语词汇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在汉语词汇中首先出现的是单纯词，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复合词才逐步出现。这样的例子很多，因此刘笑敢断定内篇早于外、杂篇。当然，还有一些次要证据。
《庄子》内七篇为庄子本人所作，这一点基本没有什么争议。外、杂篇则比较复杂，因为其思想有与内篇抵牾之处，譬如最明显的是外、杂篇批评孔子的言论甚多，内七篇中则没有如此。但也有与内篇吻合的地方，譬如《秋水》中视野的不断开显与《逍遥游》中“鲲鹏”的逍遥境界、《齐物论》中“道通为一”的境界都是一致的。所以，很难说外、杂篇没有庄子的痕迹，有可能是庄子后学根据他的意思修改完成的，也有可能偶尔窜入一些另类的思想。刘笑敢在《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中断定外、杂篇是庄子后学所作，并且将其分为“述庄派”、“无君派”与“黄老派”，具体内容如下：
“述庄派”以继承与阐发庄子思想为宗旨，对庄子的本根论、人生论以及方法论都有比较深入的演绎和发挥。与庄子不同的是，这一派的思想更为现实，并赋予其更多的合理性，例如把庄子“无心”、“无情”的主张用于现实目的。《达生》中“佝偻承蜩”、“梓庆为”等故事都说明了这一点，它们不似内篇中庄子追求精神上的超越，而更多地思考如何将精神上的专一用到现实的成功中来。另外，这一派还提出了道家的“性超善恶论”，对道家人性论的建构具有不可忽视的贡献。参见上书，251页。
“无君派”对庄子思想作了很多重要的改造，激烈地抨击君权及仁义道德，强调因顺人性之自然，提出人性淳朴、没有剥削、万物平等的“至德之世”（《马蹄》），而不是逃到“无何有之乡”（《逍遥游》）。春秋战国时期，仁与义是儒墨显学所推崇的重要道德观念，这一派正是把批评的矛头对准于此。《骈拇》篇开宗明义便说：“多方乎仁义而用之者，列于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认为仁义是道德败落的结果，圣人标榜仁义不但无功，反而有过。仁义是重要的传统道德规范，无君派却把仁义与道德对立起来。参见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修订版），260页。
“黄老派”是庄子后学中年代较晚的一派，其思想与庄子相距最远。这一派吸收了儒家和法家的思想，兼谈道德、仁义、法术，还提出了君无为而臣有为的观点。这一派对儒、法思想的容含，最明显的体现是在《天道》篇。《天道》曰：“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仁义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是非已明而赏罚次之。”这里明显容含了法家的刑名思想，又曰：“君先而臣从，父先而子从，兄先而弟从，长先而少从，男先而女从，夫先而妇从。夫尊卑先后，天地之行也，故圣人取象焉。”这明显容含了儒家尊卑有序的思想。参见上书，272~274页。
由此可见，《庄子》三十三篇尤其外、杂篇的思想比较复杂，我们需要对出自庄子本人之手的内七篇有深刻、准确的理解，才能分辨出外、杂篇中哪些可能是庄子的思想，哪些可能是庄子后学发挥的思想，哪些可能是完全与庄子意图相悖的别派窜入的思想。同时这也提醒我们，不能先入为主地把《庄子》三十三篇看成是一个逻辑谨严、内容一致、没有矛盾的哲学体系。毕竟我国古代书写哲学的方式与西方不同，其多用箴言、寓言，写作方式本身也荒诞诡谲，并且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门下弟子的记录与传承。此外，古代也不像今天这样有版权意识，作品不受法律的保护，经文常常被任意更改，诠释者可以主观地加入自己的思想，并且还常常根据时代、现实的需要删修、整理。这些都导致了我们识别孰为庄子本人所作所述的困难，但这不妨碍我们了解《庄子》的主旨，因为贯穿这部经典始终的主线、核心精神是清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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