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从东方来_叶永烈著_9787313107152

　　《风从东方来》是作者叶永烈在我国东部地区采访、出差、工作时在纸上留下的行走“足迹”，《风从东方来》是一部充满细节、很有激情的旅游散文，作者漫步在京沪的传统与现代中、体会着东部沿海的精致生活、感受了东北人家的风土人情，记录下了我国东部地区的点点和滴滴。

    一晃，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上海工作，已经30 多个年头。人生的五分之三，是在上海度过。我也常说，上海是我的第二故乡。尽管我并不是上海人，可是如今我出去，人家都称我“上海作家叶永烈”。
     如此说来，对于我，最熟的是上海。
     我却摇头。
     莫非最熟的是故乡——温州？其实，我在高中毕业之后，便离开了温州。此后，虽说隔几年也回一趟温州，却总是来去匆匆，只住三五天就走。所以，故乡留给我的印象，仍是童年时代的印象。1994年我回温州，写了篇温州散记，那题目就是《不识故乡路》——因为温州这几年已经大大地改变了，除了市中心旧城区之外，我“不识故乡路 ”了！最熟的究竟是哪里？我说：“最熟是北京。” 这倒并不因为当年我在北京大学上了六年学。其实，做学生时，我忙于学业，再说穷学生也没有多少钱“消费”，难得从郊外的学校到市区——那时叫“ 进城”。一个学期进城三四回，就算不少了。所以，那时我并不熟悉北京城。
     如今我说“最熟是北京”，却因为一趟趟出差，老是去北京。妻子甚至说我一年中去北京的趟数比去上海南京路的趟数还多。
     老是去北京，早就去腻了。在北京，早上办完事，我下午以至中午就回上海。我巴不得别去北京。我希望最好是到没有去过的地方出差，富有新鲜感。可是，身不由己，我依然老是去北京。
     总是“粘”着北京，内中的缘由便因为北京是首都：全国性的会议，大都在北京开；出差办事，上这个“部”，那个“委”，这个“办”，那个“会”，都得去北京；还有，最为重要的是，我的采访罔，大体上在北京。说来也怪，虽然人家称我是“上海作家 ”，可是我的作品却大都是北京题材。北京作家们笑我“侵入”他们的“领地”。其实，我也深感“远征 ”北京，比写“近水楼台”的上海题材要吃力得多。
    但是，我却非得一趟趟去北京采访不可。
     为什么我要“远征”北京呢？我曾说，这是因为中国的“百老汇”在北京。当然，我所说的北京的“ 百老汇”，并非美国纽约“百老汇”（BROADWAY）那样的大街。我所关注的是中国现代史、当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大人物。由于北京是首都，那些饱经风霜的“历史老人”、“风云人物”，汇聚在北京，成了中国的“百老汇”。我奔走于这样的白发世界，进行一系列采访。在我看来，北京的“百老汇”，是我的创作之源。
     于是，我不断地去北京，有一年甚至去十来次，有时—个月内要去两次。
     我去过纽约。那里的百老汇大街又宽又长，相当于北京的长安街，宽达40来米，长达25公里。北京的 “百老汇”，却“汇”在几处。记得，有一回我在北京三里河一个高干大院采访，那里是北京的“百老汇 ”之一。被采访者问我，你是第一次上这儿？我说来过好多回，随口答出这里七八户人家的名字。又有一回，在北京另一处“百老汇”——木樨地的一幢高干大楼，被采访者得知我曾来这里多次进行采访，建议我索性对每一家都进行采访——如果把这座楼里每家的命运都写出来，那就写出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缩影！大抵是我反反复复去北京，北京某部门一度要调我到北京工作。我觉得这可以考虑。可是，对方只调我一人进北京。我是一个“家庭观念”很重的人。我无法接受这样的条件。于是，调北京工作只得作罢。
    我依然一趟趟出差北京。
     每一回去北京，差不多住处都不相同。这回住东城，下回也许住西城。上次住北郊，这次住南郊。这样，我几乎住遍了北京的东南西北，住遍了各个角落，而不像在上海，总是固定地住在一个地方。
     也正因为这样，我对北京的大街小巷，对于北京的变迁比上海更熟悉：我踏勘过“五四”运动火烧的赵家楼，我细察过当年林彪所住的毛家湾，我寻找过北京大学“梁效”写作组的所在地，我曾在清华大学 “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旧址”前踯躅，我也曾研究过当今的钓鱼台国宾馆哪几座楼是当年“中央文革 ”的所在地…… 每一回我去北京，都发现北京在变，这里冒出一幢新高楼，那里崛起一座新立交桥…… 北京，浓缩着中国的现代史。北京的“百老汇” ，聚集着中国现代史的见证人。
     所以我说，最熟是北京。
     “我爱北天安门” 在高中毕业之前，我去过的最“遥远”的地方，只是距老家温州70公里的雁荡山而已。1957年我以第一志愿考上北京大学，不远千里来到首都北京，第一心愿就是去天安门广场看一看，拍一张照片。
     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秋日，17岁的我穿上了“礼服”——父亲给我的一件他穿过的“派力斯”浅灰色中山装，从北京大学“进城”，终于来到“日日盼、夜夜盼”的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宏伟，我一下子被镇住了。那时候我还没有照相机，但是听说那里有人代客照相，就在金水桥上拍了一张黑白照片。
     过了几天，我收到了这张照片，人拍得很大，倘若没有身后那金水桥汉白玉栏杆，几乎看不出是在天安门城楼前拍摄的。有趣的是，我的胸前除了别着北京大学校徽、高中的“班徽”之外，上衣口袋里插着三枝钢笔。用相声大师侯宝林的段子来说，上衣口袋里插一枝钢笔是小学生，两枝钢笔是中学生，三枝钢笔是大学生，四枝是修钢笔的。那天我正好符合大学生的“标准”。
     1957年国庆节，我报名参加国庆游行。游行队伍从北京大学出发，步行到天安门广场，也不觉得累。
    游行队伍走过天安门城楼前，我清清楚楚看见了毛泽东主席。此后，在1958年，我参加了建设人民大会堂的义务劳动，对天安门广场就很熟悉了。
     后来有了照相机，我从上海出差到北京时，常在天安门广场拍照。我的得意之作是在2006年深秋看见一群老外在天安门城楼前拍照，个个笑逐颜开，我眼疾手快摁下了快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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