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民间影像编委会编写的《民间影像(第4辑)》以第一手的历史影像为线索，来呈现一个个历史片段，强调细节、强调过程，关注日常生活。建筑、人物、事件，工作、学习、生活、家庭、师友，点点滴滴，呈现鲜活的民间生活场景。这些记忆既是个人和家族的，也是民族和国家的。《民间影像(第4辑)》是一个更为影像化的文本。
由民间影像编委会编写的《民间影像(第4辑)》以第一手的历史影像为线索，呈现一个个历史片段，跨地域、跨学科，既有大历史的瞬间，又有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首度披露部分珍稀史料，亲历者的回忆和研究者的叙述，以及200余幅历史影像，呈现鲜活的民间生活场景和民间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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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23年3月8日出生于河北省邯郸的一个小房产主家庭。父亲曾是铁路员工，早年去世，母亲是家庭主妇。我有一个大我5岁的姐姐和一个小我3岁的弟弟。我7岁时进邯郸的小学读书。1937年6月小学毕业，去保定参加考试，顺利考取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正在看榜的时候，听到有人大喊：“你们快回家吧！日本鬼子打到卢沟桥了！”我立即买了车票，坐火车回到邯郸。
两天后，姐姐从北京赶回家来。……姐姐那时正在北京两级师范学校读书，受到进步学生的影响。卢沟桥事变发生，形势急转直下。姐姐从北京回家来跟母亲商量，决定举家往南逃难去。
1937年10月，我们一家四人踏上了逃难之路。先是乘火车从邯郸经郑州，到达当时的河南省首府开封。此时，中国军队顽强抗击日本侵略军，姐姐和我在滞留开封期间，自愿参加了护理抗日伤兵的工作。国难当头，我们也尽自己的一份微薄力量。
1938年，我们一家继续逃难的行程。这次是从开封乘火车经西安，到长江边的抗日重镇汉口。姐姐通过熟人，结识了沈钧儒、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女士和陶行知等著名人物，他们尽力帮助我姐姐这个带领我们全家逃难的进步青年。我在汉口才开始被战争耽搁了的中学学习。不久就随战时的难童保育院向四川转移，搭乘民生公司的轮船，从汉口过三峡到达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
在重庆，姐姐进南迁的天津南开中学继续学习，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把她引荐给在重庆的周恩来。自1938年至1941年，姐姐一边在南开中学学习，一边给在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做传递文件的秘密工作。母亲在陶行知先生办的育才学校管理难童们的生活。我入北碚的国立二中读初中。
1941年夏天，我在合川中学初中毕业。此时组织考虑一直为八路军办事处做秘密工作的姐姐，在重庆可能会有危险。所以决定她带着我们一家转去延安。
1941年夏末，我们一家四口与同路的近百人，搭乘八路军办事处的三辆大卡车，一行前往延安。因为要路过国民党占领区，所以我特别被安排作为从日本回来的廖体仁先生的女儿，一路混过盘查，辗转半个月，终于到达延安。当时天气转冷，组织发给了过冬的棉衣。
在延安，姐姐被安排进延安大学自然科学院学英文。我进入延安大学高中部学习，当时的同班同学有后来在“文化大革命”爆发时闻名全国的聂元梓。
延安那时候是穷乡僻壤的地方。由于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吸引了全国青年学生和海外爱国华侨青年的热情向往，人们纷纷从四面八方汇聚到此。当然，也有许多外国友人慕名而来，那些在夜晚抵达延安的外国人，看见依山而建窑洞的层叠油灯光，以为延安是像香港或山城重庆那样的大城市呢。结果天亮一看，延河两岸就是黄土高原的秃山。
由于革命队伍快速壮大，使本就经济落后的延安负担加重。1942年底，党中央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号召解放区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在延安地区开展大生产运动……延安大学的男同学们，参加像南泥湾359旅那样的开荒种地；女同学和家属就做纺线和织毛衣等工作。那期间我参加了妇女们的织毛衣工作，有一天有个同志送给我一张照片，画面上是一群围坐的妇女正在参加大生产的现场情景。照片的前面有个带孩子的女同志在绕线团，还有正在织毛衣的我。原来这是延安的著名摄影家吴印咸拍摄的，我当时正在专心织毛衣，并不知道他拍下了这个对我十分有纪念意义的参加大生产运动的瞬间场面。这张照片真实记录了我在延安的生活实际，我后来一直妥善保留至今。
我在延安大学高中部学习仅半年时间，就于1942 年转为延安大学建立的俄文系。在俄文系学习近一年，与中央军委培训军事翻译的俄文大队合并为延安俄文学校，属于军委四局(负责翻译外文资料)，首位领导是曾涌泉，之后由叶剑英领导。此后俄文学校又加入英文系，改名延安外文学校，由杨尚昆领导。
依据当年同学们的回忆：1941年后半年成立军委俄文大队和1942年初成立延安大学俄文系，这两个机构在1942年底合并为延安俄文学校，于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5年8月结业。延安俄文学校总共经历四年时间，地址位于延安清凉山下，临近《解放日报》印刷厂。俄文学校总共有学员约100人，延安整风前按照学员程度分5个班，之后为4个班。后与英文系的50余人合并后，延安外文学校也就150多人。由于延安审干整风和国民党封锁青年学生来延安，外文学校一直是固定人数的学员，期间再没有招收学员。
俄文学校的教员分为语言教员和语法教员。语言教员3人：教1、2班的是越南人黄正光(回越南后在越南科学院工作)；教3、4班的是朝鲜人李荣华(他的俄语发音被苏联人认为足够苏联广播员的水平)。以上两个外国教员中文都不行，所以用俄语教学。还有一个语言教员，是共产国际派去苏联学习航空的中国人常贤昆。语法教员4人：刘群和宗义(他们来延安前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该校由白俄教授用俄语教学，所以有俄语基础)，颜化飞(后来的北京外语学院副院长)，赵洵(后来的哈尔滨俄语专科学校副校长)。
在延安俄文学校期间，遭遇“延安整风”运动。
由于我年纪小，而且经历简单，所以没有被列为怀疑对象。我在整风运动中被分配的任务是“看着”被怀疑有问题的人。我因而接触到好几个人，在我看来都是很好的大姐，她们满怀理想和热情投奔延安参加革命队伍，却被怀疑有政治问题。我弄不明白整风运动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很同情这些被冤枉的大姐们。其中印象突出的是一位河南女同学李慧珠( ？)，突然就把她给抓起来了，分配由我随时随地看着她，连上厕所都要跟着。她就对我说：小妹，我不是坏人，我来延安参加革命不为名不为利，我不会自杀，以后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结果她气不过，索性嫁给了一个在延安的外国友人，这样就可以不再被整了。还有几个被当成坏人的同学，后来就消失不见了。P6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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