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三年，将是推动改革的关键时期，本书紧扣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热点，对房地产调控、医疗改革、行政改革、自贸区建设、人才危机、世界能源格局、国际贸易规则等问题进行了透彻的分析，观点独到，语言犀利。作者或援引、或驳斥了吴敬琏、郎咸平、林毅夫、迟福林等多位名家学者的观点论断，分析了中国将在未来三年遇到的难题和风险，讨论了中国面临的改革和转型困境。
推荐阅读：访与思—中国人成熟吗 未来三年，人口红利的下降将迫使中国经济直面创新不足、高端人才不足和经济自由度萎缩的难题。 未来三年，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将面对更加复杂的国际形势、更加险恶的国际竞争——美国正在改变游戏规则，为中国设置难题。 未来三年，中国能否有效缓解因转型而产生的社会矛盾，将直接决定中国未来的政局稳定。 2014-2017年，将是中国极其重要的三年。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诸多结构性问题将在这三年里陆续凸显。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思路能否落实，同样取决于这三年。 风雨飘摇的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的是“周期性放缓”还是“结构性放缓”？2014年，“李克强经济学”将经受怎样的考验？上海自贸区究竟能走多远？中国的房价调控和医疗改革，是不是从一开始就错了？正在经历“人才危机”的中国面对愈加复杂的国际竞争是否会“失血过多”?…… 本书解读了中国面临的种种风险。2014-2017年将是推动改革的关键时期，不容错过。
著名时政评论员和学者、中国转型和战略问题专家、德国图宾根大学博士、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成员、凤凰卫视评论员、《震海听风录》和《寰宇大战略》节目主持人。
过去二十多年里，先后在中国大陆、欧洲和中国香港三地的大学、媒体与商界工作，频繁转换身份，以多元视角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多年来专注于中国对外战略和内部转型的研究，近年将触角延伸至中国经济转型方向、中国社会和政治转型及其风险掌控、中国对外战略整合、国民集体精神世界成熟和民族思想史等领域。
同时兼任东南亚和欧洲部分报刊的专栏作家，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华东师范大学顾问教授等职。
著有《访与思——中国人成熟吗》，反响强烈。
前 言 未来三年：中国成败在此一举
第一章 中国经济：开始进入风雨飘摇？
一、中国经济到底怎么了？
二、过去五年：中国经济何以弯路重重？
三、中国经济：直面真理，拒绝忽悠
四、中国式的“经济政治学”
五、周期性放缓？结构性放缓？
第二章 2014年：“李克强经济学”经受考验
一、政府的容忍度和底线在哪里？
二、“李克强难题”经受考验
三、发改委何以删掉了“促改革”？
四、救经济：中国重返投资时代？
前 言 未来三年：中国成败在此一举
第一章 中国经济：开始进入风雨飘摇？
一、中国经济到底怎么了？
二、过去五年：中国经济何以弯路重重？
三、中国经济：直面真理，拒绝忽悠
四、中国式的“经济政治学”
五、周期性放缓？结构性放缓？
第二章 2014年：“李克强经济学”经受考验
一、政府的容忍度和底线在哪里？
二、“李克强难题”经受考验
三、发改委何以删掉了“促改革”？
四、救经济：中国重返投资时代？
第三章 2014-2017年：深层次问题全面爆发？
一、十年中国经济：三个时间指标
二、2015~2016年：中国将发生什么？
三、中国经济放缓：窗口期已提前来临
四、供应面：中国将面临20年危机？
五、未来三年：中国社会风险不容低估
第四章 创新+经济自由度：未来三年改革之魂
一、三中全会：万千宠爱下的弄潮儿
二、上海自贸区：究竟能走多远？
三、上海自贸区：设计者们怎么说？
四、中国改革：什么是框架，什么是灵魂？
五、在中国，谈创新太奢侈？
六、经济自由度：在中国太沉重？
第五章 未来三年：人才危机将日益深刻
一、为什么是未来三年？
二、中国需百万顶尖人才，目前仅一万
三、2025年：中国是否将“失血过多”？
四、人才危机背后的制度危机
五、开放的胸襟和社会：未来三年的迫切挑战
fuyy(付云阳) 15:45:42
第六章 未来三年：美国将悄悄改变世界
一、五年调整：中美各自答卷如何？
二、美国经济调整何以成功？
三、美国正悄悄改变能源格局
四、美国正悄悄改变贸易规则
五、全球化崩溃：中国面临输局？
六、中国将面临重大变化和考验
第七章 未来三年：中国不能再犯错
一、2017年以前：成败在此一举
二、调房价：政府不能再忽悠民众了
三、中国房地产：为什么一开始就错了？
四、医疗改革：为什么一开始也错了？
五、“改革—试错—纠错—再改革”须结束
中国经济到底怎么了？
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从2012年上半年开始，中国经济就进入了“风雨飘摇”的时代：从那年刚一开始，不知不觉间，人们就有一种感觉——中国经济的某种不确定时代可能即将来临。
这种不确定感觉来自哪里？坦率地讲，我也说不清楚。也许是经历了2011年一整年异常严厉的房地产调控，人们对于包括房价在内的中国经济的各项指数已不再具有信心；也许中国经济前几年的各种表现，尤其是CPI（居民消费指数）已经让人预感到中国经济可能出现一些“状况”。
也许是出于职业敏感，也许是源于某种“第六感觉”，从2011年下半年起，我就在我主持的节目中持续关注中国经济增长何时放缓的问题。从那时起到现在，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陆续成为我的《震海听风录》和《寰宇大战略》节目中的常客。久而久之，这些经济学家里的“北派”和“南派”，开始借助我的节目平台展开意见交锋，有时甚至还“打”得不可开交。
所谓“北派”，乃指以北京为中心的经济学家，其对中国经济的看法以乐观居多；而“南派”则多以上海、深圳为基地，对中国经济多倾向于谨慎观察，甚至常有批评之言。
说起来，经济学家的工作与医生有点类似，只不过医生面对的是生理之病，而经济学家面对的是经济之病。每当经济出现不稳，经济学家的工作首先是“诊断”，其次是“开药”。
久病成良医的朋友都知道，一个疑难杂症，不同医生的诊断可能会有差异，其开出的处方也可能千差万别：有些医生开出的药，也许只能缓解病痛于一时，而不能消除病根于永久；而有的医生则能一眼看出病因，并能手到病除。这是庸医与良医的区别，也是临床经验是否丰富的区别。但有的病则是经验丰富的良医也从未遇到过的，这就成了医学上的一大难题；谁能攻克这一难题，那无疑就能成就医学上的一大进步。当然，如果病治好了，但病人付出了巨大而痛苦的代价，那就成了医学上的“硬着陆”；若在没有明显痛苦的情况下将病治好，那无疑就是“软着陆”。
经济学家的工作某种程度上比医生更难，因为他们面对的不是身体，而是社会，没有必然的规律可循。于是，我们就会遇到一些永远在预言，但其预言永远不准的经济学家；我们也会遇到一些习惯于“下猛药”，只缓“病痛”却不除“病根”，甚至还可能加重“病根”的经济学家，那应该就是经济学界的“庸医”了；但也有一些经济学界的“良医”，眼光精到，“用药”准确，那无疑是经济学界的“良医”了。
在日常生活中，身体真有病了，人们还是要找医生，只不过要找到一个好医生不容易；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经济学家。因此，“不要轻信经济学家而又不得不听经济学家”就成了经济不稳来临时人们的一个十分两难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久病成良医，“尽信医不如无医”。
经济学家里最有民间声望也最有争议的，无疑就是郎咸平了。无论是早年的“郎顾之争”，还是近年屡次发出“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时刻”，郎咸平似乎永远都以最犀利的语言和姿态站在风口浪尖上，也为很多民众和第一线的企业家所追捧。
这位美国大学训练出来的经济学家，骨子里依然有着严密的西方学术训练所遗留的痕迹，但使用的是为中国最大多数民众和企业家能够听懂的语言（甚至是有些煽情的语言），因而也成为最为人所知，甚至最有争议的经济学家。
我们最早的见面是在2005年的某一天。那时的郎咸平还没有今天这么有名。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很喜欢看你的欧洲问题分析。”说出这样的话似乎不符合郎咸平的性格，因为他对人的态度多是批评和苛责，而很少赞扬或恭维。但这话似乎又很符合郎咸平的性格，因为他素来我行我素，直来直去。
说完这句话后的几年里，郎咸平越来越忙，卷入了很多纷争，也越来越有名。我也专注于自己的事业。直到2009年，我们又开始电话联系，那时他的名声已非2005年时所能比。
我为了一件事给他打电话，他却抓住这个机会让我出席他的节目《财经郎眼》。这就是郎咸平，永远能抓住机会，也永远不会吃亏。
那时的《财经郎眼》还没有改版，摄影棚狭小而简陋，而且多半在晚上录像，但我还是不止一次从香港赶到广州去捧他的场，有一次甚至忙到晚上十一点多才吃上饭。说实话，我也是个“大忙人”，每周的日程都排得非常满，若不是碍于郎咸平的面子，恐怕很少能有人让我这么做。
与郎咸平的合作不算多。他的节目起起伏伏，时而被封，时而解禁。有一次他的节目又遭受短封。最后一期居然是我和他一起做的。但等到节目解禁时，当时录制的内容已略显过时，那一期就永远封尘了，我的辛苦也就永远白费了。我成了郎咸平为数不多的被封杀时的“陪葬者”，这让我至今还很不爽。这当然只是笑言而已。
节目里，郎咸平依然是保持一贯的犀利风格。有一次，他冷不防来了一句：“难怪我看你这么顺眼，原来你有欧洲学术的训练经历。”但就是这样一个时隔几年又一次对我的欧洲学术背景表示赞赏的人，却坚决不肯出席我的节目，还笑言：“我是个很小气的人。”但在我看来，他是个很不给面子的人。这当然也属于笑言了。
就是这个郎咸平，几次喊出“中国经济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他的结论可能有些耸人听闻，他的论证方式可能有些“大白话”风格，但至少其中的一些资料和数据，以及对这些资料和数据的解读，是值得深入参考的。
潘石屹不是经济学家，而是地产大亨和网络大V。不久前他在央视《新闻联播》中关于大V作用的那段结结巴巴的表白，很快成了网络上疯传的段子。而他自己也毫不计较，发微博称这折射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2011年上半年，中国房价疯涨之后，遇到史上最严厉的调控。这时，几乎所有的地产大亨都噤若寒蝉，只有潘石屹愿意接受我的邀请，出席节目与牛刀对话。他还在微博上对任志强喊话：“任总，邱震海请你出席节目！”结果遇到的是沉默。
了解牛刀的读者都知道，这是一个对地产调控充满期待的评论家，曾预言“2012年中国楼市将崩盘”，其力度远超谢国忠的“楼市下跌50%”和李稻葵的“楼市下跌20%”的预言。问题是，2013年快结束了，中国楼市不但未崩盘，而且价格还一路飙升。
在2011年调控最严厉的时候，潘石屹愿意出来与牛刀对话，还真是需要一点勇气的。节目中，潘石屹一如既往的小心翼翼。面对牛刀的大胆预言，潘石屹“小媳妇”似地表示：“我对2011年中国房价的预测是不上不下。”后来两年的房地产市场发展，验证了2011年上半年潘石屹那番不是预言的预言。
面对牛刀引用当年海南房地产的例子，潘石屹很小心却又很坚定地说：“我想给牛刀说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今天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跟十多年前海南岛的房地产市场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时海南岛的房地产市场基本上是没有最终的需求，全是草炒草建。而今天我们看到北京、上海的需求，尤其最近几个月时间，北京的房租上涨的幅度很快，这就是最真实的需求。”
下面这段对话也很有意思：
牛刀：中国的土地是全民所有，是公有制的，在公有制的土地问题上，首先得保证城乡居民的正常安居。如果保证不了城乡居民的正常安居，炒买炒卖土地，哄抬房价，这属于一种垄断性行为。不可能由开发商来垄断土地，而是政府在垄断土地，开发商只是充当卖地的中介，是一个经纪人，开发商把土地的价格抬起来，然后让所有人都到商品房市场去抢房子，这样的市场是不健康的。
邱震海：我们看一下石屹兄作为开发商是不是有不同意见，看您的表情显然是有点不同意见。
潘石屹：不，我同意你们的意见，你们两位的意见和网友的意见我都同意。还有就是各个地方政府对土地的依赖，无论是土地出让金还是房地产开发占的税，占比都非常大。……我觉得土地的供应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我想象中的一个理想模式就是，所有土地应该统一起来，国有土地可以出让，集体土地也可以出让。另外，所有人的身份应该统一起来，再不要划分北京人与外地人，也不要划分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我想这可能是社会发展的最后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吧。
2013年已经过去，当过去所有的调控措施都已失败，甚至政府已不再追求房价调控的时候，重新读一下两年半之前潘石屹、牛刀与我的对话，大家恐怕都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吧。
2014年伊始，人们广泛关心的除了房价走势外，还包括中国经济的未来前途。
对已经高速增长30多年的中国经济而言，这个放缓的节点早晚都要来临，只不过我们大家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临而已。如果说这只是就经济的一般规律而言，那么中国经济在长期高速发展过程中已经累计了相当程度的问题和痼疾，这些问题也势必在一定时间以“量变到质变”的方式来影响中国经济的下一步发展。这种周期性放缓和结构性放缓兼而有之的情况，恰恰是现阶段中国经济的“疑难杂症”。
现在回头说说2012年的中国经济。
对一般民众来说，普遍感受到中国经济出现放缓迹象可能是从2012年开始的。2012年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长8。1%，然而增幅却在之后五个季度连降。2012年第二季度，GDP第一次出现倒行“破八”。从2008年经济危机开始，我们一路都已听惯了“保八”的说法，所谓“破八”一定是上行破八。然而这一次却出现了第一次的倒行“破八”，并且GDP增速只有7。6%。到了2012年第三季度，虽然其他一切数据都有所回稳，但整体GDP的增速继续下降，跌到了7。4%。
如果我们继续看2012年前两个季度的经济数据结构，从中可以看出，由于国际市场尚未完全复苏，尤其是欧洲市场依然疲软，因此中国经济曾经赖以支撑的出口大幅下降；从2008年以来，中国决策高层一直试图拉动的内需依然十分微弱；而支撑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的主要动力依然是投资。
将这三项组合在一起，人们很自然地就能得出如下结论：从2008年到2012年，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并未完成，甚至没有让人看到有即将完成的迹象。
这显然是一个令人十分沮丧的结论。原因很简单：谁都知道，由投资（尤其是政府大规模投资）拉动的模式在2008年后维持了中国经济的基本平稳，也完成“保八”的政治任务，但同时也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后遗症，资产价格大幅上涨，国进民退，民营企业萎缩……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经济学家、企业家和一般民众而言，早点知道这个放缓的节点什么时候来临，并对此未雨绸缪，做出准备，无论如何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再看看几年前世界经济危机的始作俑者——美国，反倒已经出现了经济复苏的迹象。一系列经济数据显示，美国经济不但已经开始复苏，而且奥巴马在过去五年里成功改革了美国经济，使其增添了活力。其中，美国经济的微观创新能力显然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同样是五年的时间，中美经济调整似乎展现了完全不同的结局。
对此，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今天的中国缺少像邓小平改革开放初期那样的大视野、大思路、大战略，或者至少缺少像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里根主义、英国撒切尔主义一样，能够强力扭转经济颓势、社会颓势的大视野、大思路、大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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