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蔗路(午夜文库系列)(美国侦探小说史上的传奇作家 被誉为“犯罪小说家中的福克纳”)
定 价:33 元
丛书名:午夜文库系列
- 作者:(美)詹姆斯·李·伯克 著
- 出版时间:2014/11/1
- ISBN:9787513316293
- 出 版 社:新星出版社
- 中图法分类:I712.45
- 页码:348
- 纸张:胶版纸
- 版次:1
- 开本:32开
一名线人向恢复警察身份的戴夫告密——戴夫三十年前去世的母亲其实死于谋杀。此时一个黑人女孩因报复当年强奸她的恋童癖而被判死刑。戴夫发现此案与母亲的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必须对抗警察局和整个司法体系内的腐败力量。
金匕首奖提名作品影响整整一代欧美作家的活传奇——詹姆斯·李·伯克代表作
詹姆斯·李·伯克一九三六年出生于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一九六○年毕业于密苏里大学研究院,获文学硕士学位。伯克的表兄,安德烈·杜布斯是美国二十世纪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家之一。为了同表兄一较高下,詹姆斯·李·伯克在十九岁发表了第一部短篇小说。
一九六○年,伯克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半面天堂》。《纽约时报》书评版为伯克的处女作发表了头条评论,评论家将其与纪德、福克纳、海明威、萨特以及哈代等人相比较。一举成名后,伯克的新作屡遭拒绝,《失而复得的布基》出版前被出版社拒绝了一百一十一次。此书后来为他赢得了普利策奖提名。在等待出版的九年中,伯克饱受酗酒带来的精神和健康问题的折磨。为了养家糊口,他做过石油公司工程师、记者、社工、大学英语教授。最后,詹姆斯·李·伯克转而创作侦探小说,推出了“戴夫·罗比乔克斯系列”,该系列作品占据了各大图书销售排行榜的榜首,售出多部电影改编版权。
詹姆斯·李·伯克曾两次获得爱伦·坡最佳小说奖,这一成就在该奖项的历史上极为罕见。伯克的作品如同一部美国南部编年史,记录了被种族主义和贫富差距折磨得遍体鳞伤 詹姆斯·李·伯克一九三六年出生于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一九六○年毕业于密苏里大学研究院,获文学硕士学位。伯克的表兄,安德烈·杜布斯是美国二十世纪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家之一。为了同表兄一较高下,詹姆斯·李·伯克在十九岁发表了第一部短篇小说。
一九六○年,伯克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半面天堂》。《纽约时报》书评版为伯克的处女作发表了头条评论,评论家将其与纪德、福克纳、海明威、萨特以及哈代等人相比较。一举成名后,伯克的新作屡遭拒绝,《失而复得的布基》出版前被出版社拒绝了一百一十一次。此书后来为他赢得了普利策奖提名。在等待出版的九年中,伯克饱受酗酒带来的精神和健康问题的折磨。为了养家糊口,他做过石油公司工程师、记者、社工、大学英语教授。最后,詹姆斯·李·伯克转而创作侦探小说,推出了“戴夫·罗比乔克斯系列”,该系列作品占据了各大图书销售排行榜的榜首,售出多部电影改编版权。
詹姆斯·李·伯克曾两次获得爱伦·坡最佳小说奖,这一成就在该奖项的历史上极为罕见。伯克的作品如同一部美国南部编年史,记录了被种族主义和贫富差距折磨得遍体鳞伤的南方社会。他关注现代工业对传统和自然的影响,崇尚人道主义和英雄主义,擅长心理描写,这些特点为他在评论界赢得了“犯罪小说中的福克纳”的美名。作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侦探小说家之一,詹姆斯·李·伯克影响了一代作家,其中包括约翰·康奈利、彼得·梅尔等。在他看来,所有伟大的作家对于自己的作品都有相似的看法,即:其中的神圣之处并非来自作家本人,因而他们都怀有谦卑之心。他将自己的才华视为天赐的礼物,而写作仅仅是“为答谢这份礼物而做的回报”。
二○○九年,美国侦探小说作家协会授予詹姆斯·李·伯克大师头衔。伯克目前住在蒙大拿的米苏拉和路易斯安那的新伊比利亚,他和来自中国的妻子结婚五十七年,育有四个子女。
1
多年前的州政府公文中,维切尔·卡尔穆什总被称作“电工”,从来都不叫“行刑人”。那个年代,电刑椅有时存放在安哥拉,其余时间则自带发电机,乘着平板卡车奔波于各区牢狱之间。维切尔·卡尔穆什为州政府干活儿。他是个行家。
在新伊比利亚,我们即使知道他的真实职业,也装作不知情。特什河上游有幢未经油漆的锡顶柏木屋,橡树浓荫掩映,他在那里独自生活。他从不在院子里种花,也极少耙地,但开的汽车总是崭新的,经常几近虔诚地清洗爱车并打蜡。
每天清晨我们都能在东大街的咖啡馆看到他。他一个人坐在柜台旁,身穿合体的灰色或卡其色衬衣,头戴布帽,从镜子中观察其它客人。那略微突出的门牙在咖啡杯上方踌躇,好像有话要说,可他几乎从不参与旁人的谈话。
当他发觉你看着他时,就会马上露出微笑,黝黑的脸上沟壑遍生,眼底的神情却同这张笑脸相左。
维切尔·卡尔穆什是个单身汉。就算他有女性朋友,我们也从未见闻。他偶尔到教务长酒吧兼桌球室,坐在我那桌或是我身旁的吧台边,暧昧地暗示既然我们都是法律工作者,必然有些共同语言。
那时我还在新奥尔良警察局当差,仍然沉醉于狂饮占边威士忌,顺边来点儿长颈瓶装的杰克斯牌啤酒。
一天晚上,他逮着我独自坐在教务长酒吧的一张桌旁,于是也擅自坐下,还端着一碗白色秋葵汤。我原本的两位酒友一个是兽医,一个是鱼饵店店长。这时,他们俩从厕所出来,瞅了一眼这张桌子,就到吧台边要了啤酒,背对我们自顾喝了起来。
“干警察这行有得必有失,不是吗?”维切尔说。
“长官?”我说。
“不必叫我‘长官’。你常一个人待着?”
“算不上。”
“我看这是与职业相伴而生的。我做过州里的警察。”他的眼睛和身上平整的衬衣一样灰茫茫的。他的视线飘过我面前的烈酒杯,又看向啤酒杯在桌面上留下的一圈圈水渍,“一个喝酒的人回家得面对许多回声,和石头投进干涸的井里一个样。我没有冒犯的意思,罗比乔克斯先生。我可以为你买酒吗?”
维切尔·卡尔穆什家边上那块地归拉比什家族所有;这家人祖上属于内战之前就获得自由的有色人种。起初,拉什比的一家之主是个在法国受过教育的黑白混血儿,名叫朱巴尔·拉比什,在新伊比利亚南边的河口开了家砖厂。他自己拥有奴隶,也租用奴隶,毫不留情地鞭笞他们,为特什河两岸奴隶主的住房提供了许多砖头。
尽管朱巴尔·拉比什一心想与那些比他更加富有的糖农并驾齐驱,但他在圣马丁区边界以南的带圆柱的大宅,不像糖农的庄园一样,没有采用意大利的大理石或西班牙的铁制品。不过,他沿着车道栽种橡树,露台和阳台都挂满鲜花。奴隶为他照管山核桃及桃树果园,田地像用扫帚扫过一样干净。虽然白人家庭从不邀请他做客,但仍然尊重他身为商人和工头的地位,在这条街上给他留足了面子。对朱巴尔·拉比什而言,这几乎已经足够了。就差那么一点儿。他把孩子送到北部接受教育,希望能结个好亲家。这都是为了打破肤色的樊篱,让曾经遏制他野心的那一抹褐黄,从拉比什家族后代的皮肤上彻底退去。
对他来说,不幸的是,在一八六三年四月来到特什河畔的联邦军眼里,他和他的白人邻居们完全平等。他们民主地解放了他的奴隶,烧光了他的田地、畜棚和玉米谷仓。窗子上挂的通风百叶帘全被扯了下来,进口家具和钢琴劈了当柴烧。
就在二十五年前,最后两位继承拉比什姓氏的成年人——一夫一妻——灌了满肚子威士忌和安眠药,往头上套了个塑料袋,死于停在休斯敦一家酒吧后面的车里。两人都做过污点儿证人,被告是纽约的一个犯罪家族。
他们留下一对同卵双胞胎女儿。姐妹俩年仅五岁,一个叫莱提,一个叫派兴。
女孩们都有蓝眼睛和烟灰色头发,其中掺杂的暗金恰似画笔的笔触。监护权给了一位吗啡成瘾的阿姨,她自称巫医,还有超能力。维切尔·卡尔穆什经常主动去照看两个女孩,把她们送到大路边,等着国家“启蒙计划”的车来接她们去新伊比利亚上学前班。
我们不曾留意他对女孩表现出的关心。出淤泥而不染终究是可能的,我们曾这么告诉自己,在卡尔穆什的心里也许还有未曾扭曲的净土。尽管他亲手清洁那些机器,上润滑油,亲手把机器从一所监狱送到另一所监狱,结果别人的性命。也许他对孩子的善念是一种赎罪的尝试。
况且照看她们也算州政府的义务,对吗?
四年级时,双胞胎姐妹中的派兴告诉老师,她被不断重复的噩梦折磨,早晨醒来时仍感到疼痛。
老师把派兴带到拉斐特的慈善医院,但医生说损伤也许是孩子在公园玩跷跷板时弄出来的。
就在两个小姑娘大约十二岁时,一个夏夜,我在西大街维齐冰淇淋店附近,见到她们和维切尔·卡尔穆什在一起。她们穿着一模一样的格子裙,系着不同颜色的发带。她们坐在卡尔穆什的卡车车门旁边的位置,双眼死气沉沉、毫无光彩,嘴角朝下抿着。他从车窗探出头,和一个穿吊带工作服的黑人说话。
“我已经够有耐心了,小子。钱你也拿到了。现在你说我撒谎?”他说。
“不,先生,俺没那意思。”
“那就祝你晚安吧。”他说。一个小姑娘说了什么,他朝她脸颊上啪地轻打了一下,启动了卡车。
我走过停车区,站在他窗边。
“打扰一下,你没有权利打别人孩子的脸吧?”我问。
“我看这件事情你弄错了。”他回答。
“请你下车。”
“我的老天。你管得太宽了,罗比乔克斯先生。你自己还满嘴酒气呢。”
他把卡车从橡树底下倒出来,开走了。
我在教务长酒吧喝了三个小时酒,看着顾客打桌球,老人在木吊扇底下玩布列牌戏和多米诺骨牌。温暖的空气里满是滑石粉、挥发的汗水和地板上绿色木屑的混合气味。
“有没有本地人招惹过维切尔·卡尔穆什?”我问酒保。
“回家去,戴夫。”他说。
我沿特什河往北开到卡尔穆什家。他家的房子暗着,但隔壁的拉比什宅门廊和客厅都亮着灯。我将车子停在拉比什家的车道,穿过院子来到砖砌的台阶前。下陷的地面长满青苔,铺了一层山核桃碎壳和棕榈叶子,屋子上刷的白漆被烧甘蔗杆的烟熏黑了。由于酒精的作用,我感觉到脸颊又热又胀,耳朵无缘无故嗡嗡作响。
维切尔·卡尔穆什打开前门,站在门廊的灯下。从门缝中,我能看见双胞胎姑娘和她们的阿姨在后面张望着。
“我认为你在虐待那些孩子。”我说。
“罗比乔克斯先生,你这人既可悲,又可笑。”他回应道。
“站到院子里来。”
他逆着光,脸藏在阴影里,一层湿气勾勒出他的轮廓。
“我有武器。”我靠近时他这么说。
我抬起手掌揍了他的脸。小胡子像沙砾一样刮过我的皮肤。掠过他的嘴时,我手上沾了唾液。
他伸手摸上唇,突出的门牙把嘴唇擦破了。他看了看手上的血。
“你满嘴呕吐物的味儿,身上酒臭冲天,就这么来审判我?”他说,“你坐在‘红帽子’里头看我结果别人的命,然后来谴责我关心孤儿?你就是个伪君子,罗比乔克斯。走吧,先生。”
他进屋去了,关上了门,熄灭了门廊的灯。闷热的黑暗中,我感觉到脸颊收缩紧绷,好似蒙在苹果上的苹果皮。
我回到了新奥尔良,继续应对赌博窗口惹的麻烦,再加上当时我那个来自马提尼克、黑发白肤的妻子。她随着住在花园区的男人们回家时,我正在蓬查特兰湖的一艘游艇上醉得不省人事,梦见美军直升机的下降气流把草原上的芒草刮得纷纷低伏。
后来,我听说了拉比什家两个小姑娘的故事:她们沾上了毒瘾。同她们鬼混的那些摩托车手和大学生只是她们历险中的过客。她们离开拉斐特,在一部电影里扮演了两个配角。莱提入狱时录制的节奏布鲁斯唱片在榜单上停留了两三个星期。
每回醉倒之前,我总是在祈祷中捎带上这两个姑娘,深深地悔恨自己只是一个酒鬼,没能让她们的生活出现任何改变。有一次,我梦见她们蜷缩在床上,等待门外男人的脚步声,等待一只手扭动门把。但到了白天,我就对自己说,我的失败只占了她们的悲剧中的一小部分,我的愧疚只是因为酒精作祟,让我装腔作势而已。
维切尔·卡尔穆什自取灭亡的原因,是他长期压抑的渴望,对名声及被承认的渴望。去澳大利亚度假时,他接受了电视记者关于行刑人这一职业的访问。
卡尔穆什对死在他手下的人发出冷笑。
“他们进入房间的时候还想装得很有男子气概。但我能看见他们眼中的恐惧。”他说。
他满怀怨恨,认为电刑对他杀死的那些人来说还不够。
“死得太快了。他们应该受尽折磨。就像那些他们杀掉的人一样。”他说。
记者已经惊呆了,没有问下面的问题。
BBC获得了录像带,并在美国播出。维切尔·卡尔穆什丢了工作。他获罪并非因其所行,而是其所言。
他把房子用木板钉起来,消失了许多年。我们一直不知道他去了哪儿。八年前,一个春天,他回来了。他把窗上的木板撬开,用镰刀清理院子中的杂草。他的门廊上放着收音机,烧烤架上烤着猪排。一个大约十二岁的黑人小姑娘坐在门廊边,光脚踩在土上,懒洋洋地转动冰淇淋机。
太阳下山后,他回到屋里,在厨房的餐桌边吃晚饭。餐盘边有一瓶冰镇的葡萄酒,已经开了封。这时,有人敲了敲后门。他起身将门打开。
没过多久他就趴在了油毯上,脊柱、肋骨、脖子和头皮都被鹤嘴锄撕裂。脊椎暴露在外,肾脏和肺被刺穿,瞎了一只眼睛。
当警察在莱提·拉比什家的后院逮捕她时,她正在焚烧垃圾桶里的袍子和工作鞋。她全身赤裸,用园林水管冲洗身上和头发里残留的维切尔·卡尔穆什的血。
接下来的八年里,她想尽了一切可能的方法,避免被转移到安哥拉的死囚牢房。如果去了在那儿,她将被捆在一张桌子上,一名药剂师会为她注射药物。药物将让她的双眼失明,麻痹她脸上的肌肉,让她的呼吸系统停止运作。最终,她的死亡被禁锢下皮肤下,没有一丝痛苦的讯号会传递到神经中枢。
我在安哥拉见证过两次电刑。虽然逮捕那两个人时我都出了一份力,但仍使我恶心反胃。可是,这两次死刑对我的影响,远不及莱提·拉比什即将面临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