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道教碑刻资料集_潘明权，柴志光编_9787309102345

丛书总序

张继禹

石刻是历史上仅次于结绳、刻木的一种纪事方式，有说它甚至曾先于刻木。最早记录的是石刻符号、是图画、还是文字，已不重要。无论摩崖、石阙，还是以后的造像题记、墓铭，真正的碑记，但纪事之材料为石。1935年，河南安阳殷墟出土过殷商时期石刻上两行文字和石制乐器石编磬上的文字，以及春秋时期的“石鼓文”，是现存最早的石刻纪事文字。作为以后意义上的碑记，现存实物最早的是东汉永建三年（128）的《王孝渊墓铭》。
三国两晋之后，寺观建筑兴起，在寺观中所立纪念性记事性的石碑，也开始受到较普遍的重视，其内容除了记载本寺观的创立、重修、迁建，特别重视朝廷赐额和朝廷或官府有关于本寺观的重要敕令、文告、谕禁，以及修建、缮田的信众功德碑。而作为庙祀碑，相传我国最早的名碑是刻立于东汉桓帝延熹八年（165）的《西岳华山庙碑》，较早的有晋太康十年（289）《齐太公吕望表碑》和东魏武定八年（550）《太公庙碑》。
而现存佛教寺院石碑，早期的有北魏太和十二年（488）的《晖福寺碑》和东魏天平二年（535）《嵩阳寺碑》。道观石碑中唐代武则天时长安四年（704）《大周长安周玄度等斋醮记碑》、景云二年（711）《吕皓仙等斋醮记碑》和天宝三年（744）的《嵩阳观碑》等都是现存著名的道教早期碑刻，而宋政和七年（1117）徽宗御书瘦金体《神霄玉清万寿宫碑》也更以其书法流传于世。佛教四大名山和各大丛林、道教各处洞天福地无不以其历史悠久和宗教地位崇尊，并且集历朝历代文章大家、书法圣手碑刻之大成。
古代碑刻不仅有其极为重要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而且古时必有大事方勒之以石。因此，其文献价值、档案价值更是特别重要和珍贵的，因之保存下来的文献数量之广、内容之丰富、史实之相对可靠（至少在其所记录历史事件之时间、地点、人物，姑且不论其观点和立场），历来为后人所重视。因此各朝各代各地方志书都将本地重要的碑刻收录在内，其中相当部分就是宗教的碑刻。
研究宗教历史和了解宗教传统，从碑刻中着手，是极受古代史家和宗教内部重视的。寺观碑记中，反映了大量历代宗教管理制度、宗教传承、佛道教发展的过程和规律，宗教教派的形成和绵延的脉络，寺观与信徒的相互关系，宗教同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的相互依存等。
现代专家学者也常从佛道教的碑刻中研究宗教的历史和宗教的演变发展轨迹。遗憾的是，佛道教界，尚乏人真正重视并动手做这方面的工作。据我所知，在全国范围，也还没有人做过这样的尝试：把整个地区的宗教碑刻收集整理出来。且不说其收集碑刻的难度和艰苦，不能缺字，不能错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一字。这也是至今少人愿意去从事这项工作的主要原因。
现在上海潘明权、柴志光先生，一位是资深的宗教部门干部，一位是专业的档案和地方志专家，花了多年的心血，把上海的佛教和道教庞大数量的碑刻，汇集整理出版，其艰难可想而知，幸好有若干寺观的法师和道长尊重他们的成果，有关区县的博物馆知道此事的艰辛，支持他们的工作，使这两本书得以陆续完成，为各地专门整理宗教资料的基础工作开了一个好头，为我们佛道教界积累资料和深入研究做了一件大好事。他们要我为这本书作序，我以为，对于佛道教事业而言，这是我责无旁贷的义务。我与潘明权先生相识多年，有幸看过他的不少佛道教方面的著作，也为他的书写过序。我愿为他们，也为各地今后愿意继续从事研究和介绍宗教事业作出贡献的朋友们加一加油、鼓一鼓掌。
是为序。

2013年5月20日
（作者系中国道教协会驻会副会长、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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