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哲学（修订本）》是艾思奇在20世纪30年代为通俗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写的优秀著作。作者以简洁晓畅的语言和文笔，浅显的事例，娓娓道来，对什么是哲学、唯心论、二元论和唯物论，哲学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及唯物辩证法的主要范畴等，逐一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和阐明，其写作方法新颖，内容通俗易懂，开通俗哲学写作之一代风气，自出版以来，一版再版，在历史上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可以说其影响和教育了几代人，至今仍有其理论和现实的价值。
编者序
哲学就在人的生活中，每人都有他自己的哲学，本没有什么神秘的，不过因为多数的哲学家都是用高深的词句来谈哲理，所以使一般人反糊涂起来，以为哲学太艰深难解了，没有方法可以和它接近。这种错误的观念，似不能不说是由过去谈哲学的人所造成的。
通俗化的《哲学讲话》的出版，是《读书生活》最初的收获。
这本书是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融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气力就能够接受。这种写法，在目前出版界中还是仅有的贡献。
大众文学和大众科学的呼声，我们已经听得很久了，这是反映着客观的需要。中国方块文字的困难，以及文化水准的低下，使一般人都切望着通俗著作的出现。然而，要紧的是著作者是否肯努力来做这种工作。作者们做惯了高深的学术论文，临到这时，不免多少有点踌躇。“通俗化是不是可能呢？”大家都在怀疑，有的人甚至于认为通俗化无论如何做不到，要通俗，就会流于庸俗。
《哲学讲话》的作者不顾一切的怀疑，努力写成了这本书。这是初试，当然我们不能说它已经做到了理想的大众读物。但普通哲学著作的艰深玄妙的色彩，至少已经在这本书里扫除干净了。这里的哲学，已经算是一般人可以懂得的哲学，而不是专门家书斋里的私有物了。
“通俗会流于庸俗”的怀疑，在这里也得到了一个反证。把正确的理论通俗化，只要理论不歪曲、不错误，是决没有庸俗的危险的。“庸俗”两字的意思，本来是指流俗的、浅薄的、错误的见解，并不是说用语浅显，就会庸俗起来。这本书就是明证。它的用语和表现方法，在那喜欢自炫高深的学者们看来，也许真是不屑一顾，但要使大众能够接受，却不能不如此。从前的人也看重“出浅人深”的写法，这本书的写法，还不是“出浅人深”的一种么？不过它的形式更近于大众的日常生活罢了。
尤其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这本书的内容，全是站在目前新哲学的观点上写成的。新哲学本来是大众的哲学，然而过去却没有一本专为大众而写的新哲学著作。这书给新哲学做了一个完整的大纲，从世界观、认识论到方法论，都有浅明的解说。自然，因为要节省生活忙的读者的精力时间，篇幅不能过多过长，大部分是正面的叙述，对于新哲学的反对方面的批评，比较少一点，并不是读了这本书，就可以一切都完全了解。但正因为如此，才使这本书成为很好的入门书。读者由这里把握到新哲学正面的全貌，确立起正确的观点，然后才好做更进一步的高深的研究。
作者对于新哲学中的许多问题，有时解释得比一切其他的著作更明确。虽然是通俗化的著作，但也有许多深化的地方。尤其是在认识论方面的解释，如哲学何以有党派性的问题，如“变革的实践”何以能成为真理标准的问题，我们看了高深的著作，有时还觉得不很明了，在这本书里，却很简明、很深刻的解释出来了。
作者对于新哲学的理论系统，也不是完全照抄外国著作的。在许多地方，他显然很用了些心力，使理论的前后有更自然的连贯。例如通常的著作都把目的性和因果性连在一起叙述，本书却使它归人可能性和现实性的一节，作为全书的最后的结束。这一方面因为可能性和现实性是和人类的活动、人类的目的实现有直接关系，这样联系起来是很自然的；另一方面，把人类的目的活动列在最后一节，可以使全部哲学的理论直接转入“变革世界”的实践问题上去。新哲学的“重要问题就在于改变世界”，所以这里的叙述秩序是最适当的。
因此，这一本通俗的哲学著作，我敢说是可以普遍地作我们全国大众读者们的指南针，拿它去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
李公朴
1935.12
艾思奇（1910.3-1966.3），原名李生萱，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县人。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中国共产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他于1933年在上海走上革命道路，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奉调到延安，先后担任过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主任教员，中央文委秘书长，陕甘宁边区文协主任，《解放日报》副刊部主任、总编，同时兼任新华通讯福副总编、延安大型学术刊物《中国文化》主编。解放后，历任中央党校哲学研究室主任、副校长，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毕生致力于哲学研究和宣传，硕果累累，著作等身，为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著作有《大众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主编）、《艾思奇文集》（两卷）、《艾思奇全书》（八卷）等。
在前一章里早已说过，我们的生活，是离不开一种斗争的过程，而这种斗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本上就是中国广大人民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这个斗争把中国社会分成了革命和反动的两个大营垒，在这两大营垒里，各自包含了许多社会地位不同的人的集团，包含着各种不同的阶级。在人民的革命营垒方面，首先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工商业资产阶级，以及一切进步开明人士和集团，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营垒里，有大地主、大官僚买办资本家、军阀、政客、汉奸、特务等等的阶级和集团。我们可以看见，这些复杂的阶级和集团，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不同，他们对于事物和对于世界的认识和看法，也有种种不同。首先两个营垒是处在根本对立的地位，在中国问题上，就有了两种根本对立的思想。在人民的营垒方面，根本的思想是希望中国得到解放，使中国成为民主、自由、独立、统一和富强的国家；在反动的营垒方面，他们的根本思想却是不惜使中国成为帝国主义（目前是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附庸国，以便在帝国主义的援助之下，在中国建立起他们少数剥削者的专制独裁统治。这是两个营垒的根本的对立思想，是两个营垒对于中国问题的根本相反的看法。但是，两个营垒中包含各种不同的阶级和集团，他们在中国社会上所处的地位也各不相同，因此他们所有着的就不简单只是这两种针锋相对的思想。同是站在人民的营垒方面的各阶级，他们对于中国解放的要求是各有差别的。工人阶级坚决要求在中国解放之后能够得到彻底的翻身，农民也是这样，工农阶级成为新的人民民主国家里占有主要统治地位的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则首先关心的是中国解放以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又如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就能和反动营垒始终进行坚决的斗争，而资产阶级则常常表现动摇妥协的倾向。在反动营垒方面也是一样，一部分集团是坚决反对人民的死硬派，另一部分由于与其他部分的矛盾冲突，并且在人民斗争的强大压力下，往往竟能够和人民营垒方面形成一时的和一定条件之下的妥协，甚至于结成统一战线。就抗日战争中的情形来说，以汪精卫为首的一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是和日本帝国主义站在一起来坚决反对抗日的广大中国人民的，而另一部分以蒋介石为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时就曾经在国内外形势的逼迫之下和中国广大人民做了暂时的妥协——但在妥协中间仍然时时进行反对人民的活动，并发动了几次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高潮。抗日战争胜利了，情形就有了改变，从前和人民暂时妥协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包括他们的军阀、官僚、特务集团），现在是和美帝国主义一起，站在坚决反对人民的立场上了。我们讲了这一长篇，是想说明什么呢？我们是想说明：在两个大营垒中间，在两种根本对立的思想中间，因为都包含有各种各样的阶级和集团，它们的地位不同，它们的关系常有变化，因此它们对于同一中国问题的看法也就表现出各种各样复杂的情形，并且也常会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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