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袍定律：为什么是他坐天下_宋燕著_9787510833915

本书作者以轻松冷峻的笔调、详实的史料，褪去隋末“英雄好汉”的演义传奇色彩，客观分析隋末各种反政府势力的共性、个性，及其核心人物起事、失败的过程。以隋唐政权更迭为例，揭示了王朝盛衰背后权力角逐的历史定律，揭示了王朝末期乱局中，什么人能够胜出、最终黄袍加身、登上皇位，以及大多数造反者的历史宿命如何。

前言
中国的王朝末代是个不断重复演出的老戏，隔几百年就来一次，桥段都差不多。无非是官逼民反，遍地烽烟；然后野心家夺权，军阀混战，生灵涂炭；然后王师出现，拨乱反正，收复河山；最后新朝代成立，万象更新，其实一切照旧，只看能维持多久。
一切照旧的原因，当然是新朝代换了汤，却并没有换药。秦始皇的先进制度沿用了两千年，秦始皇朝代的死法当然也一样沿袭。多少个朝代过去，从盛到衰从衰到亡的套路，几乎就是重复。而历朝末代时涌现出来的颠覆者，也都差不多。
    要探讨王朝末代涌现出来的颠覆者最终成败的过程，没有比隋更合适的了。第一是因为它国祚短，就两届领导人，不存在积重难返的问题；第二是因为它还没来得及出现外前言
    中国的王朝末代是个不断重复演出的老戏，隔几百年就来一次，桥段都差不多。无非是官逼民反，遍地烽烟；然后野心家夺权，军阀混战，生灵涂炭；然后王师出现，拨乱反正，收复河山；最后新朝代成立，万象更新，其实一切照旧，只看能维持多久。
    一切照旧的原因，当然是新朝代换了汤，却并没有换药。秦始皇的先进制度沿用了两千年，秦始皇朝代的死法当然也一样沿袭。多少个朝代过去，从盛到衰从衰到亡的套路，几乎就是重复。而历朝末代时涌现出来的颠覆者，也都差不多。
    要探讨王朝末代涌现出来的颠覆者最终成败的过程，没有比隋更合适的了。第一是因为它国祚短，就两届领导人，不存在积重难返的问题；第二是因为它还没来得及出现外戚权臣宦官干政等扰乱局面的因素，它统治的兴衰比较简单；第三是因为它不存在外敌入侵的情况，麻烦都是内部统治造成的；第四是因为颠覆它政权的各种力量中，比较集中地出现了历代王朝末局中最经常出现的势力；第五是因为它处在两千年封建专制制度发展比较中间的部分，足够成熟又没过于腐烂。这一切因素使它成为一个理想的研究对象，就好像是真空中的物理实验一样，可以排除掉与主体无关的因素，直接去观察本质。
    当然，它也并非特别理想。中国两千年，朝代只有那么多，选择只是在一个两位数中（连割据王朝都算上）选一个相对合适的而已。对它的观察也没有那么精确。笔者对于各种势力的共性的分析，只是尽力窥豹，尽力联系，但每个人在历史舞台上登场的时候，都并非怀着代表的想法，而只是为个人命运而努力，他们的经历也必然会受其性格影响而呈现出许多个人化的、他人无法复制的部分。
    历史就是这样，被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左右，而呈现出方向一致、路线不同的轨迹。

二、暴民都是逼出来的
    人民并不是没有方法“震慑 ”当权者，他们的方法除了找代表者哭诉外，还有就是“动乱 ”。当人们被压榨到底的时候，总是会有脾气暴的一小撮儿人铤而走险，“聚众作乱 ”。历朝历代，除了政治特别清明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局部地区。各代当权者对付这样的情况一般都是胡萝卜加大棒：先是镇压，平定之后，政策不妥的改政策，官吏不称职的换官吏，这样危机都会解决 —— 毕竟只有朝廷才有唯一强大的武装力量，一般小民是难以抗衡的 —— 不会发展成亡国灭族的大危机。
    但是，这也取决于权力核心的个人意愿。当权力核心不肯承认有危机发生时，人民群众这唯一的发声方式，也就无用了。
    王莽的新朝即将灭亡的时候，民变蜂起，除了首都，几乎遍地是变民军，地方政府已对局势失去控制。而当王莽派出查案的大司马回到首都，向王莽汇报真实的所见所闻时，王莽却大为光火，将他逮捕下狱，说他“欺骗政府 ”。当地方官员上报称变民是因饥寒交迫被逼上梁山时，王莽却下诏说：“因为贫困饥寒犯法为非的，大者当强盗，小者当小偷，不外这两条路。而今乃结谋连党以千百数，是明显的谋反作乱，怎么能扯上饥寒！你们这些官员必须加强逮捕和消灭盗贼，如果有不同心并力，而仍胡说什么饥寒所迫的，立刻抓捕定罪！”当最高权力这样定了调子后，再没人敢反应民变实情，也就没办法采取真正有效的措施了。
    隋朝末年的时候，全国各处都是“盗匪 ”，镇压了一群又起一群，局势渐渐失控。但当杨广询问纳言苏威时，苏威躲避不过告诉他实情：“最近以来，各地奏报的盗贼的事情，都不真实，遂使中央不能做正确判断，因之也不能早日平定。”“东征不必征调军队，只要赦免天下强盗，就会有数十万大军。”这些话委婉地告诉了杨广变民的人数，而杨广听了却大不高兴，跟别人说，“这老东西用盗贼多威胁我，我早就想打他的嘴，只是暂时忍忍 ”。杨广想去东都看新龙舟，将军赵才劝他：“现在盗贼蜂起，政令已不能推行 ”。杨广就将他逮捕，过了十几天才释放。而当奉信郎崔民象上书告知变民遍地时，杨广干脆用刀砍碎了他的面颊，然后将其斩首。
    在民众与统治者之间，统治者处在毫无疑问的强势地位，任何一点让步都能换来几倍于付出的稳定，而且也只有统治者有能力决定双方的关系。因此当统治者拒绝让步，封死了与民众对话的所有渠道时，民众就不再有其他的选择了 —— 只有“造反 ”。

……

李自成算是在长征路上走得远的，他攻进了首都北京，可以说只差了一步就能完成改朝换代的历史使命。但有没有更高政治理想的差别也就在这里 —— 是解救天下苍生，还是只想当一把皇帝，考验的时候到了。饥民出身的新官僚在使人眼花缭乱的金银珠宝面前，几乎是一霎时就把最初起义时的精神丧失殆尽。刘宗敏、李过等高级将领竞相闯入大户人家抢夺美女珍宝；士兵没有将领约束，也干起打家劫舍的勾当。军队纪律空前败坏，才几天工夫，北京市民就对新政权极度失望，诅咒这个强盗政权早一点垮台。
农民起义军是因饥寒交迫才走上“犯法 ”道路的，是在统治者破坏天理的情况下自己来主持天理的。他们针对残暴统治的反抗是正义的，但动机的正义并不保证过程的正义。如果没有更高理想的支撑，正义的反抗者很容易就成为社会秩序的更大破坏者，把整个社会拉入丛林状态。

……

    四、人人都可能是造反者
    皇帝有破坏法律的特权，守不守他自己规定的法完全看他的自觉。事实证明，自觉的皇帝不说绝无仅有，也是凤毛麟角 —— 白来的东西谁不用呢？！官吏们靠奋斗得来了权力，获得了破坏法律的特权。他们得到权力的过程是那么的艰苦，付出的是那么多，等终于得到权力时，想让他们不用，那又怎么可能？平民无奈的时候不得不遵守法律，而当他们通过各种方式 —— 也许是通过向官买得，也许是通过“聚众 ”闹得 —— 得到一点权力的时候，寄希望于他们只要求法律框架内的利益，那是很难的。
    于是上上下下都视法律、视规则如无物，如粪土，如敝屣，整个社会就是一个以钱换权，以暴力换权，再用权换取肆意妄为的力量的社会，无规则，无底线就成为必然。历朝历代统治者期望通过道德来自觉约束上下，从上文可以看出，这种“自觉 ”是多么不可得。
    规则不行的社会，与丛林社会无异。从此角度来看，两千多年来的乱世与治世，其实不过是一百步和五十步的区别。有权者可以肆意妄为，权力低的人在权力高的人面前自然成为弱势，可以被任意践踏。即便你是功臣名将，在权力更高者，或拥有暂时掌握你命运的权力人面前，也一样是弱者。狄仁杰的职位比来俊臣高，那又如何？当来俊臣成为“现管 ”，且拥有皇帝赋予的诬陷特权时，他一样是要主动自污以免挨更多的打；西汉大将周勃被封侯爵，当他得罪了皇帝被下狱时，还要向狱吏行贿千两黄金求对方不要欺负自己。高一点点的权力，可以要了你的命，而谁的权力，都不可能比皇帝更高，在这样的情况下，有谁会是安全的呢？
    臣下不安全，皇帝就安全了么？人人自危的社会中，人人都是潜在的反抗者；人人都知道权力好的社会中，人人都是权力的觊觎者。

……

    杨广最不能理解的，恐怕就是宇文兄弟的背叛，当宇文化及说“把这东西弄出来干什么？还不带回去下手 ”的时候，他的心都要碎了吧？且不说他对宇文家有多宠幸，就说反叛这事，兄弟俩有什么啊？离开了这个政权，离开了杨广的庇护，他们能干什么？
    但宇文兄弟不会这样想，在被推上高位的那一刻，宇文化及除了会害怕万一失败身家覆灭外，不会认为自己没有能力承担这一切，而勇于往上冲的智及就更不会往这边想。权力会使人眩晕，天生特权就更如此。从小做什么事情都那么容易，想得到什么都手到擒来，他不会认为这是“拼爹 ”的结果，他会错误地估计自己的能力，以为这是自己个人奋斗造成的，顶多能承认家世给他带来更高的眼界和更广的见识而已。身边再有几个人捧，就更容易忘乎所以，以为自己是天才了。
    宇文智及踊跃加入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有能力有机会做一件大事，“帝王业 ”鼓舞着他忽略隋室给他家的恩德 —— 反正他也没多在乎这恩德，来得太容易的东西都不会太值钱。在造反团中他是志向最远大的一个，因为他最不知道自己吃几两干饭。
    最亲的人最忠诚吗？斑斑史迹显示，这还真不一定。史上好几个皇帝都是被自己着急接班的儿子干掉的，儿子都不可信，亲信家奴又怎样呢？越接近权力顶峰的人，越知道身居权力顶峰的好处，谁不觊觎？归根结底，都是集权惹的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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