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学者顾炎武的文学传记。顾炎武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学者。他青年时期即有报国之志,因明亡而一腔抱负落空,但他一生不与清廷合作,在坚持一段时间的秘密抗清最终无果之后,他走上了学术救国之路。他“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几乎整个后半生都在远离故乡的北中国漫游、旅居,所到之处,无论山水地理还是经济社会,都在他的考察范畴内,同时著书立说,通过有实证依据的“实学”,试图揭示明朝衰亡的深层原因并找到拯救道路、开出药方。顾炎武一生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以天下为己任,他的学术开启了一代学风,他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思想,更影响了后世无数志士。本书作者陈益系顾炎武故乡江苏昆山人,对顾炎武有过多年研究经历,本书从顾炎武第一次入狱开始写起,写到明亡之际苏州、昆山一代军民英勇抗清的一段惨烈往事,继而进入顾炎武生平的叙述,以顾炎武一生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经历、事件、交往和著述为叙述焦点,以点带面推动情节,注重细节和心理描述,文学性较强。因传主是思想家,故对其思想和文化建树的叙述也占据很大篇幅,但并不枯燥,反因叙述精准、语言流畅而极富可读性。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的一生对今人仍具有莫大的激励作用。
陈益,男,1949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苏州市作家协会散文分会副会长,现任江苏省昆山市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学术总监。著有长篇小说《天吃相》等3部,散文集《我的先祖是蚩尤》《如花似玉的江南》《寻梦六百年》等50余种。其作品曾多次在国内各类评奖中获奖,收入语文教材和多种作品选集。
天崩地解
东海志
嗣祖与嗣母
归奇顾怪
逐客已无家
章丘岁月
第二次入狱
雁门垦荒
松庄寻梦
广师
甥舅之间
浴火重生
以天下苍生为念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不变同山河
天崩地解
东海志
嗣祖与嗣母
归奇顾怪
逐客已无家
章丘岁月
第二次入狱
雁门垦荒
松庄寻梦
广师
甥舅之间
浴火重生
以天下苍生为念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不变同山河
身后事
附录一 顾炎武年表
附录二 顾炎武著作目录
后记
天崩地解
清军入侵,给美丽安谧的江南带来了灾难。昆山古城,曾经是那样的富庶,现在却变得满目疮痍……
读书人总是习惯于用自己手中的笔,控诉侵略者的血腥暴行。可是面对铁骑悍将,只有拿起武器,才能夺回失去的安宁啊!
一
一阵闷雷,紧随着闪电在空中滚过,云壑顿时被震裂了。倾注而下的雨水,猛力扑打地面,溅起白的水雾,把整个天地淋湿,也把人的心境扰乱了。
正是江南的黄梅时节。连续的大雨,让水面和路面几乎等高。突然变得宽阔的河流,失去了以往的清澄和娴静,恣肆地向前涌动,裹挟着树枝、草叶、浮沫,裹挟着夏日的郁闷忧烦,仿佛一条灰色的巨蟒不停地蠕动。
阵雨停歇时,天穹仍然铅云低垂,雨意不退。那些滑腻腻的青苔,仿佛要顺着石阶,从庭院爬进屋里。
关于黄梅雨,前人曾有无数美妙的诗句:“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闲梦江南梅熟时,夜船吹笛雨潇潇”,“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然而此时此刻,所有这些诗句,跟牢房里顾炎武的心境相去太远了。
忽然浮现出一个意念:哦,有约不来过夜半。难道,真的会有人来?是自己在心底期盼着谁?又会是谁呢?咳……
顾炎武自嘲地摇了摇头。
他的身子斜倚在草铺上,没有一丝睡意。一双先天就有些迟滞的眸子,从窗棂仰望天穹,在黑暗中射出灼灼的光芒,似乎要把牢狱内的一切都穿透。
前些天,他还关押在昆山豪绅叶方恒的私狱里,后来突然被押解到苏州府监狱,很快又被押解到了松江府。没有人告诉他为什么。但他明白,任何事情都有前因后果。不会平白无故从私狱转移到官府牢狱的。这是什么令人费解的征兆吗?那么,是意味着前景更加险恶,还是预示着有人在外面鼎力相救?或许,两种可能都有?
“无辜杀害家奴”,好凶险的罪名啊……
他默默地忖度着,沉吟着。并非由于身陷囹圄,而是由于身陷囹圄的错综复杂的原因,让他思绪万千,久久难以入睡。
国破、家亡、母逝,一个又一个知心好友因为抗清,相继被汉奸洪承畴罗织罪名迫害致死。这几年所经历的一切,用“天崩地解”来形容,分量也太轻了。而自己被投进牢狱,又算得上什么呢?是啊,陈子龙、顾咸正、杨廷枢……一个个好朋友,他们死得何其壮烈!
无数往事,一幕又一幕地在眼前浮现。
知心好友中,最令人慨叹的是自己的族叔顾咸正和他两个弟弟顾咸建、顾咸受。
顾咸正的弟弟、钱塘知县顾咸建,在清兵攻占杭州时,弃官回到家乡昆山。清廷知道他是一个能干的好官,派人把他押回,并许愿让他做浙省臬宪按察使。偏偏顾咸建不肯接受,傲然回答道:“世上哪有秃头臬宪的?”他决意抗命就刑。杭州士民为他沿街哭送,有数万人之多。
在这之前,顾咸建写了一封和家人诀别的信,信中说得非常坦率:
“国家大事,到今天这种地步,怎能再眷恋儿女之情?前两天我之所以不死,是为祖宗和杭州百万百姓着想,现在事情已定,可以死了。人又有谁不死?我在杭州有些好名声,如今将随岳武穆、于忠肃而去,有什么可遗憾的?亲友应该为我举酒庆贺,千万不要作儿女啼哭之状……”
做过咸安府推官的顾咸正,对明朝政权始终寄予莫大的希望,在两个弟弟因反清而殉节后,他抑制不住忿愤之心,写了一份秘密奏疏,托人送交远在福建的唐王朱聿键。这一年(1645)闰六月,明宗室唐王朱聿键刚刚在福州称帝,年号隆武。
哪儿想到,送奏疏的消息不慎暴露,奏疏在半路上被清兵抄获了。顾咸正因之被抓捕,押解到了南京。
审讯时,洪承畴摆出一副挑衅的神态,问他:“你知道史可法还在不在人间?”
顾咸正毫不畏怯,瞪圆了眼睛,反问道:“你知道洪承畴到底是死了,还是没死?”
洪承畴老羞成怒,脸上一阵红一阵白。这个顾咸正,居然针锋相对,当面给自己难堪,岂能轻饶?很快,他就下令把顾咸正杀害了。
顾炎武得悉顾咸正和顾咸建就义的情形后,十分震惊。他为如此大义凛然的志士惋惜、悲伤,心里暗生钦佩之意,丝毫也没有消沉。消沉无用,局势也容不得他消沉。抗清复明的意愿,犹如一团火球在胸中燃烧。
那还是顺治二年(1645)春天,识才爱才的昆山县令杨永言,推荐三十三岁的顾炎武先到京口(今镇江),后到南京,出任南京弘光政权兵部司务。年届而立的顾炎武,一腔勃勃雄心,早就无意于科举,很想利用这个机会干一番事业。
他和堂房叔父穆庵一起来到南京,住在朝天宫后的顾侍郎祠。这里是曾祖父、兵部侍郎顾章志在南京的祠堂。两人一起拜谒了先祖,托庇于先祖神宇之下。
为了去南京,他不仅写了几首激情洋溢的诗篇,还起早贪黑地伏案写作,准备了《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等一整套兴复大计史称“乙酉四论”。他从弘光政权据守南京立国的实际出发,针对明末在军制、农田、钱法等方面的积弊,提出了一整套解救危难的应急主张。顾炎武心想,有这样的治国方略,可谓成竹在胸,能够在南京施展一番了。
孰料,他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现实中的一切,都跟他善良的愿望背道而驰。腐败的弘光小朝廷为马士英、阮大铖之流所把持,文臣同室操戈,武将拥兵自重,内部一片混乱。连朝廷内部秩序都控制不住,怎么能取得民众的拥戴,更怎么能抵御清军铁骑的入侵呢?
空怀一腔抱负的顾炎武,去兵部报到时,竟吃了闭门羹。
他怏怏离开兵部,在朝天宫观望了一阵,叹息几声,站在空旷的街口,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怀着极大的不甘,与叔父一起回到昆山。
谁知,更多的事情超出了他的想象。
这年五月初一,是嗣母王氏的生日。那天,归庄、吴起沆等几位朋友特意赶来,为王氏庆贺六十大寿。朋友们相聚在一起,十分高兴,一边喝酒,一边畅谈,直到下半夜才散去。可他们哪儿想到,就在此刻,清军的铁蹄正迅速地向江南逼近,危机四伏……
五月,清兵攻入了南京。弘光帝慌慌张张逃往芜湖,却又被捕获,押解到了北京。清兵让他站在宣武门的城墙上,当众用弓弦勒死据说,这还是受到了最尊贵的待遇。在满洲贵族的规矩里,一般人是无法享受这种待遇的。
战乱中,马士英从广德逃到了杭州,在美丽的西湖边宣布降清。偏偏他内心有所不甘,又私通在福州的隆武帝,不慎被人发觉,斩首就成了必然。阮大铖的命运比他好不了多少,跟随清军攻打福建,后来丧命于仙霞岭。
当时南京四处传说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年迈体弱的乞丐,实在忍受不了弘光小朝廷的官员们冒着滂沱大雨,跪在马路边迎接大清豫亲王多铎到来的举动,纵身投河自尽,并留下了一首绝命诗,诗中慨然诘问:“三百年来养士朝,为何文武尽皆逃?”
可叹那些平日里道貌岸然的文武官员,在一位老乞丐的气节面前,犹如一粪土!
南京失守以后,安庆、宁国、常州、苏州、杭州……也一一列入了清军的攻打目标。
当然还有苏州以西八十里的昆山。
昆山虽小,自古以来却引人瞩目。
昆山建治最早可以上溯至春秋时期,吴王寿梦曾在城西卜山下豢鹿狩猎,所以又名“鹿城”。秦代实行郡县制时,因境内有娄江穿越而过,设县名娄。到了南朝梁代,才改名为昆山。嘉靖《昆山县志》记载:“昆山高一百七十丈,周围七里,初名天马山。《舆地广记》陆氏之先葬地,而机云(陆机、陆云)出焉,人以玉出昆冈比之,故易名昆山。”陆机、陆云在钟灵毓秀的山川原野养育下,成为一代文豪,被人比作美玉,而昆山也以贤者易称,相得益彰。
从古娄县到南宋嘉定年间,前后大约有1500多年,吴淞江沿岸属娄县(昆山县)管辖。这个区域,相当于今天上海的大部分地区。当时的昆山县管辖范围非常大,东面甚至临近大海。到了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才割去了昆山境内的安亭、春申等五个乡,建立嘉定县。上海简称“沪”,本意是指拦在湖港交叉处的簖用于捕鱼捉蟹的竹编工具。沪,也称沪渎,原本是指吴淞江入海处,螃蟹性腺成熟时从阳澄湖去往海淡水交汇处产卵的地方。
元代元贞元年(1295),昆山升县为州。随着经济和人口总量的发展,昆山已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城市。一直到明洪武二年(1369),才降州为县。
明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刚刚定都南京不久,昆山县的人口数量超过了三十九万。据明初编黄册时统计,洪武十三年(1380)时全国的人口仅仅是六千万。一个县的人口,居然占了全国人口的1/154,而当时云南一省的人口只有二十五万人。这不能不令人惊诧。
明嘉靖《昆山县志》作出如下解释:“洪武初年乱极方治,民数三十九万有奇,成化、弘治之间其盛矣,而反不及其数,何耶?意初国初法令严密,不敢有漏籍者耳,可以观世矣。”
明初的户籍制度是十分严格的,朱元璋说:“夫有户口而后田野辟,田野辟而后赋税增。”明洪武三年(1370),他曾发布圣旨,派遣户部官员去各州县普查户口,要求民户如实填写“户帖”,作为编制户籍册的依据,又派出军兵随同办理。百姓如有隐瞒,治罪充军。所以谁也不敢乱来,这个数字不会有什么水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