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王尔德传(上下册）（唯美主义大师王尔德的权威传记《乔伊斯传》作者理查德?艾尔曼最后的代表作）_（美）理查德艾尔曼著_9787549559091

关于王尔德的一切都是不同寻常的。在这位十九世纪最令人眼花缭乱，最迷人，也是最离谱的文人身上，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传记作家之一理查德·艾尔曼找到了自己最引人瞩目的主角。

艾尔曼为撰写《奥斯卡·王尔德传》花费了近二十年的时间，跟他广受好评的《詹姆斯·乔伊斯传》一样，本书也将成为权威传记。这部书籍让人们产生了情绪上的共鸣，书中充满真实的风格和对话，其评论性阐述含义微妙，让传主的肖像就此获得耀眼的生命力，这位传主是个复杂人物，他还是万人迷，伟大的戏剧家，艺术至上信条的大胆拥趸。而且，我们始终感觉到，他是注定厄运的，正是由于那种杰出才智之特性，也由于王尔德式的调侃轻易就会转变成奚落，它刺激了传统势力，后者转而对他发出致命一击，而那恰逢他的艺术达到炉火纯青之际，亦是他以最出色方式掌控观众之际（通过《不可儿戏》的成功上演）。

从都柏林童年——母亲是堂而皇之的怪人，诗人兼爱国者，父亲是著名的外科医生——到有罗斯金和佩特任教的牛津大学，他在大学里把自己变成艺术家和令人迷惑的奇观，他注定会一举成名，遭人嘲笑，最后还会走向垮台，他昙花一现的生涯呈现在我们眼前：他的圈子、他的作品、他的朋友、敌人和爱人。我们读到，不过二十多岁，他就在伦敦一举成名，成了唯美主义者的著名象征，对拉斐尔前派、惠斯勒（他那位残酷的宿敌，跟他展开了一场持续的智力决斗）、莉莉·兰特里（他提升了她的档次）、吉伯特和沙利文（把他塑造成了他们的伯恩桑）来说皆如此……在热衷演讲的美国，他展开了巡回演讲，让纽约社交圈为之着迷，跟那些惊讶的莱德维尔矿工共饮，讨好了沃尔特·惠特曼，不明智地冒犯了亨利·詹姆斯。他征服了龚古尔和马拉美的巴黎，受到萨拉·伯恩哈特的欢迎，让普鲁斯特（和他的双亲）不知所措，在安德烈·纪德那位年轻的浮士德面前扮演了梅菲斯特的角色。

我们读到，他在男欢女爱之间摇摆——年仅三十二岁，跟崇拜他的康斯坦斯·劳埃德结婚不过三年（“我……高兴极了，简直失去了理智，”她在接受求婚后这么说），他第一次充分认识到自己是同性恋。他试图寻求一种激烈的爱，在漂亮的、被宠坏了的、反复无常的艾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身上找到了这种爱，他被这种爱摧毁了。他们的可怕关系的剧情被充分、有力地彰显于众——正如它的高潮，通过两场轰动的审判，通过王尔德的曝光自述，他所受的野蛮监禁，以及他四十六岁时不幸死于流放的事实。

王尔德在当时既身处名流圈子，也被归进了声名狼藉者的行列，别人和他自己都描述了这一切——通过出色的对话，通过激情、冲突、才气横溢的兵来将挡。立足于丰富的史实，其中很多资料还是初次问世，又依靠在《莎乐美》、《道林·格雷的画像》、《不可儿戏》和其他作品中发现的传主新面目——艾尔曼揭示了一个更甚于传统形象的王尔德，更伟大也更感人，这个王尔德不但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化身，甚至在今天，他也能以那种撩人的才智挑战我们的假设。“他的才智，”艾尔曼写道，“是一种革新的媒介，在一百年前就跟在今天一样切题……【他】是我们中间的一员。”这部书籍是传记作家之艺术的巅峰，通过它，以其独特且完整的形象，王尔德又回到了我们当中。

引言

奥斯卡·王尔德，一听到这个伟大的名字，我们就会联想起他那些让人惊诧和愉悦的话语。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中，只有王尔德还在被众人阅读。适用于那个时代的各种标签——唯美主义、颓废精神、比亚兹莱时期——遮蔽不了一个事实，就是当我们提到那个时代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王尔德，他是那么辉煌、壮观、摇摇欲坠。

早在1881年，他还不到三十岁时，直到1895年中期，他年届四十之际，这个来自都柏林（途经牛津）的可恶的爱尔兰人一直让伦敦文学圈感到局促不安，他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还暗示自己是同性恋，与此同时，他对一切至理名言都坦率地加以嘲笑。他以一种公开、隆重的风格拒绝量入为出，行为检点，尊重前辈，或承认诸如自然和艺术这一类实体的传统形式。

他赢得了赞誉，招来了诋毁。关于他的传奇流传开来，也滋生了令人讨厌的谣言。人们指控他犯下罪行，从女里女气到文学剽窃。他是最友善的人，知道这一点的人却并不多。反之，当他正在撰写自己最出色的作品，当《不可儿戏》成为他的写作巅峰之际，被法律生动地称之为“鸡奸”的罪行也落到了他身上。他最终被宣判服苦役两年，罪名比“鸡奸”较轻一等，即跟男性发生有伤风化的行为。很少有这样的例子，如此众多的荣耀之后是这么大的羞辱。

牢狱生涯和随后在法国、意大利的流放是艰苦的，王尔德被摧毁了。挥金如土的人如今一贫如洗，还遭到昔日熟人的怠慢，他在释放后继续过着那种自己为之入狱的生活。他创作了《雷丁监狱之歌》，那之后，就再无作品问世了。1900年，他在一家无名的巴黎旅馆中过世，身后留下一份类似遗嘱的文字，即《来自深渊》，这篇文字以狱中书信的形式呈现，收信者是他的情人艾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它回避了忏悔，虽然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不是法庭上提到的那些），但为自己的个体性作了辩护。在六十年的时间里，这封信的内容陆陆续续被出版，它再次引发旧友之间的争吵，有生之年，这些人继续为自己过去在他生活中的位置争执不休。

同时代的其他人斥责王尔德是前罪犯，但是他们很乐于在回忆录中提到他。许多无趣的编年记，就像许多无趣的餐桌，正是依靠这位花花公子，它们才在作者身后焕发出活力。至于广大读者，在英语国度，他们从未放弃对他的忠诚，而在外语国家，他的才赋也通过译本闪耀着光芒。

1878年，王尔德离开牛津时，他自诩是唯美主义的信徒，人们往往认为唯美主义是属于他的信条。然而，跟人们通常以为的不一样，他的主题并不是要把艺术和生活分开，而是要把艺术跟经验对艺术的不可避免的责难区分开来。他的创作几乎总是以揭露真相收尾。摆弄绿色康乃馨的手突然握住了提出告诫的手指。虽然王尔德文章的最根本优点是隐含不露的，不过，他的戏剧和故事的结局指出，必须摘下面具。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真实面目。至少王尔德是渴望这么做的。尽管王尔德自诩愉悦之使徒，他创造的世界却充满了痛苦。他的思考方式在命运覆败之际才获得了充分的体现，而不是当它处于巅峰时。

本质上，王尔德一直在以最文明的方式解剖他所处的社会，对其伦理进行彻底的反思。他了解一切秘密，能够揭穿所有伪装。跟布莱克和尼采一起，他提出，善与恶并不是它们表面看上去的那个样子，道德标签无法应对复杂的行为。作为一个作家，他的伟大之处部分就在于，他要求对社会的受害者施与更多的同情。

他的语言是他最出色的成就。它们流畅自如，时而作出让步，时而表示拒绝。根据新观点和新原则，它们重塑了过去那些生硬的说法。充满朝气的固执己见骤然注入老一辈的宽慰滥调和令人厌倦的肯定性事物，它是一种受人关注的自负的无耻。我们愉快地既承认旧制度，又对它发动叛乱。我们叫嚷着，国王万岁，同时砍下他的头。

至于他的才智，它维持着一种平衡，其风险超出了人们的认识。虽然它自诩傲慢，其实是想取悦我们。在所有的作家中，王尔德也许是最好的同伴。他总是身处危险，他嘲笑自己的困境，在丧失一切的过程中，他打趣社会，认为跟自己相比，它粗陋得多，远不如自己那么优雅，吸引力也差得太远。当我们意识到他的魅力受到威胁，其目光紧盯那扇为愚昧法律敞开的大门，它就变得甚至更加迷人了。

他的部分兴趣爱好源自他跟约翰逊博士共享的性格特征（还有两人的腰围）。指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英国著名文人。跟王尔德一样，他也是个胖子。（此类注释为译者注，后同，不另标出）就像他坚称的那样，他跟他所处的时代之间存在着一种“象征性关系”。他囊括了可见和不可见的世界，依靠那些不同寻常的观点统治着它们。有些作者随着世纪的流逝就不再具有关联性，他不属于这种人。王尔德是我们中间的一员。他的才智是一种革新的媒介，在一百年前就跟在今天一样切题。他的艺术和人生都提出了问题，它们为他的艺术增添了一种真诚的特质，而这种真诚是他始终抵赖的。

结语

那些实现自我的人，所有人类都在他们身上获得了部分的自我实现。

——引自《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

王尔德不得不经历两次人生，一次是慢镜头的，然后是高速运转的。第一阶段的他是无赖，第二阶段的他是替罪羊。在他出狱后度过的那三年半的时间里，他目睹过去认识的很多人都想躲避自己，他们从他眼前经过，在很大程度上像是一出哑剧。他的妻子不肯接待他，然后，她死了。他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在哪儿。他曾经跟诸如惠斯勒和卡森这样的老对手狭路相逢，这种邂逅是令人生畏的，他们彼此凝视，一语不发。他曾经帮助别人开创他们的事业，但这些人忘了他；虽然莉莉·兰特里后来谎称，她在最后几年里给他寄过钱，但其实她并没有寄过。奥布里·比亚兹莱犹豫了一下，然后丢下了他。马克斯·比尔博姆是心怀同情的，但他跟他保持着距离。谢拉德不再跟王尔德交谈。这或多或少算是两群人对他的排斥，一群人受不了他的同性恋，另一群人受不了他总来要钱。道格拉斯零星给了他一些钱，当王尔德索要更多时，就遭到了他的严厉拒绝。罗斯和特纳无法忽略他，可是为了避免跟他见面，他们确曾途经巴黎而不停。弗兰克·哈里斯代替王尔德撰写了他的剧本——却只给他带来了痛苦。王尔德无论在失败还是在凯旋中都是引人瞩目的，他在巴黎——照他的说法——就跟埃菲尔铁塔一样出名。也有充满善意的时刻。但这种时刻是稀罕的、短暂的。

难怪他凋萎了。他总觉得不幸，苦艾酒和白兰地抑制了这种不幸，却没法消除它。难怪他把越来越多的时间消磨在床上，直到他发现自己已经卧床不起。他的肉体患病是有原因的，他的精神也一样。罗斯想要振奋起来，他否定了自己早先说过的话，他说王尔德的最后几年也没那么糟糕：虽然他继续追逐年轻男人、聊天、吃饭和喝酒，但所有这一切熟悉的活动，都发生在一种令人沮丧的环境中，他还记得自己的过去，也知道自己现在变成了什么样，他过去会一笑置之的那点债务，如今却只能为之痛哭，每一天都会遭受怠慢和侮辱。英国法律用惩罚错待了他，英国社会用放逐谋杀了他。

王尔德去世之后，他跟道格拉斯的关系可以算是完结了。不过，他们之间还有一种死后的联系，就跟生前的一样纷繁杂乱。是《来自深渊》导致了这种结果。罗斯觉得自己有责任以删节版的形式出版这篇文章，于是，1905年版的《来自深渊》删掉了所有提及道格拉斯的地方。然而，从中可以看出，道格拉斯显然是一个具有毁灭性的爱人。1912年，阿瑟·兰塞姆在关于王尔德的书中隐约说了这样的话，道格拉斯为此提起了诽谤诉讼。（在迫使他人道歉和迫使他人达成庭外和解方面，他已经开始获得一定的成功。）罗斯现在觉得，他必须公开《来自深渊》中那些被删掉的段落，在兰塞姆的顾问的要求下，整封信在法庭上被宣读。道格拉斯当时就站在证人席上，不过，在宣读的过程中，他离开了。他不能忍受这样的话，王尔德说他的诗歌是大学生的诗歌，他的水准太低，他善于巧取豪夺，他天性浅薄。过了几个月，他做好了准备，在《奥斯卡·王尔德和我》（Oscar Wilde and Myself）中作出了回击。

道格拉斯后来否定了这本书籍，不过，在1919年，他重新出版了它，添上了一个新序言，宣布说，他“来到这个世上主要就是为了作为工具，不管我愿意与否，去揭发和摧毁对王尔德的膜拜和王尔德神话”，还有，他是一个诗人，一个诚实的人。他在出版于1928年的《自传》中说了差不多同样的话。这部书籍强调说，他从未参与同性恋行为。荷马描述过，海伦从特洛伊回来之后，指责维纳斯是让她跟帕里斯私奔的罪魁祸首，她坚持说她一直渴望回到丈夫身边。

道格拉斯现在开始以他父亲的风格给罗斯的朋友们写信，对罗斯进行攻击，直到这种压力越来越大，就跟王尔德一样，罗斯不得不提起诽谤诉讼。证人席上的道格拉斯是罗斯无法抵挡的，虽然罗斯本人逃脱了被起诉，但直到1918年去世，他始终深受困扰。在很多人看来，是道格拉斯把他赶进了坟墓。道格拉斯又找到了其他目标：由于一场针对温斯顿·丘吉尔的刑事诽谤诉讼，他被判在沃姆伍德监狱坐牢六个月，在那期间，他创作了自己的十四行组诗《在高处》（In Excelsis），对《来自深渊》进行回击。他在诗中说，作为邪恶领袖，王尔德把英国引向黑夜。他父亲会为他感到骄傲的。

二十年代末，他开始改变对王尔德的看法。到了撰写《自传》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了虔诚的天主教徒，虽然可想而知，他的婚姻是以离婚告终，但他并没有，或据说他并没有，回到同性恋的老路上。他试图达到超然和宽恕的境界，然而，“罗斯”的名字依然会让他心烦意乱。晚年他每天都玩一把赛马赌博。去世的当天，他赌了两把而不是一把，两把都输了。

道格拉斯的爱是猛烈的，王尔德没法摆脱他，也没法跟他好好生活。然而，王尔德最杰出的作品《不可儿戏》佯称爱情可以很顺利地发展下去。它以排斥的方式记录了他的情绪，而且以挑衅的态度证明，这些情绪是可以被排斥在外的。道格拉斯在《自传》中也留下了一份记录。这是一部目标明确的作品，不过，无意之中，它也显得很有趣。虽然这部书籍是公开反对同性恋的，但道格拉斯觉得上帝把他引向“一个最漂亮的小男孩，长着天使般的脸庞，有着天使般的笑容”，小男孩告诉他可以去哪儿寻找证人反驳罗斯。他自己也期待着在天堂中再次变成男孩，他说，在那里，一个人可以处于他想要身处的任何年龄。

跟叶芝、道森或A. E.豪斯曼那种无望的爱情相比，王尔德的情史例证了一种甚至更疯狂的激情，一种维纳斯对自己的猎物的深情。它只会发生在那种充斥着半公开信息、勒索和诽谤案的偷偷摸摸的时期。他被迫通过审判向世人宣布自己的爱情，但他不可能考虑认罪，他否认了一切，拒绝让道格拉斯透露他们的关系，或自己坦白这种关系。他的行为毁掉了康斯坦斯。起初，道格拉斯在思考之后作了坦白（通过法文），后来他也陷入了同样的缄默，他隐瞒了好些年，最后才说出来，如果不是全部的话，至少也差不多都说了，不过，他这么做的时候，其身份只是一个改过自新的浪子。然而，他当然是从没有真的改变。整整二十七年，他一直是那个不可抗拒的波西，一位伟大作家的情人。历史以琥珀的形式保存了他的美貌、他的贪婪、他的狂暴和他的残酷。

1898年，康斯坦斯去世，1900年，王尔德也去世了，那之后，罗伯特·罗斯扶助了他们的儿子西里尔和维维安·霍兰德，作为遗稿保管人，罗斯付清了王尔德的债务，为儿子们争回了版权。西里尔在一战中志愿走上战场，阵亡了。维维安写书、结婚，还生了一个名叫默林的儿子，默林生活在伦敦，结婚了，也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卢西恩。威利·王尔德和妻子莉莉有一个孩子，是个名叫多莉的女儿，在巴黎，在著名的“亚马逊女战士”巴尼的圈子里，多莉赢得了显赫的名声。

1909年，王尔德的遗体从巴涅墓地被迁往拉雪兹神甫墓地，由爱泼斯坦制作的著名纪念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树立起来的。科尔里奇·肯纳德爵士（Sir Coleridge Kennard）的母亲卡鲁太太为纪念碑支付了费用。罗斯死于1918年，他的遗嘱指示说要把自己的骨灰安放在王尔德的坟墓中。人们照办了。纪念碑上刻着《雷丁监狱之歌》中的句子：

外人的眼泪将会盛满

他那早已破损的怜悯之瓮，

因为哀悼他的人将会是被放逐者，

被放逐的人总是心怀哀悼。

“所有的成功里都会有庸俗的东西。”王尔德告诉欧沙利文。“最伟大的人倒下了，或看起来是倒下了。”他讲的是帕内尔，但适合帕内尔的话在另一方面也适合王尔德。跟他预言的一样，他的作品流传了下来。在他的身后，我们前赴后继，去争取艺术中的最高虚构，把艺术和社会变革联系起来，把个人和社会的推动力结合起来，保护那些反常和独特的事物，让它们免受净化和标准化的侵袭，用同情的道德观去取代严厉的道德观。与其说他属于维多利亚的时代，不如说他属于我们的时代。如今，他再也不会遭到丑闻的打击了，他最好的作品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他仍然活在我们的心中，一个高大的身影，笑着，哭着，编织着寓言，讲述着悖论；那么慷慨，那么逗趣，那么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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