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_[英]霍布斯鲍姆　著，黄煜文　译_9787508648576

　　《论历史》是现代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艾瑞克·霍布斯鲍姆80高龄之时编撰的重要著作。经过50多年的学术磨炼和人生积淀，霍布斯鲍姆将对历史的思考与感悟，全部融入其中，反映了这位世界级伟人毕生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怀。
　　在这本书中，他关心社会与政治两方面对历史的运用与滥用，以及历史学家的责任；讨论历史对当代社会的作用，历史学对其他学科（特别是社会学科）的价值；检视各种历史的趋势与潮流，并予以批判评估；探讨马克思与当代历史潮流的关系；讲述欧洲历史、底层历史、俄国革命和破坏文明发展的全球性野蛮主义……通过本书的论述，霍布斯鲍姆引领读者一同思考历史的理论、实践和发展，以及历史与现代世界的关系。
　　这些文字展现了霍布斯鲍姆对于历史书写重要性的坚定信念，同时，展现了他精辟的分析、渊博的学识和独特的观点。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之所以享誉世界，的确名至实归。
　　除了记住其他人已经忘记或想要忘记的事情之外，历史学家的主要宗旨，就是尽可能从当代的纪录中后退，而以更宽广的脉络和更长远的视野去观看与理解。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前言
　　历史学家向来是缺乏哲学心灵的，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可以不对自己所研究的主题做一番反思。就算他们可以，一般却不鼓励这种做法，因为随着历史学家的年纪渐长，伴随　　前言
　　历史学家向来是缺乏哲学心灵的，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可以不对自己所研究的主题做一番反思。就算他们可以，一般却不鼓励这种做法，因为随着历史学家的年纪渐长，伴随而来的演讲与讨论会也会渐形增多，在这些场合，听众比较能够接受的是一般性的介绍，而不是过于烦琐的实际研究内容。但是，目前的潮流却倾向于从概念或方法论上来提出历史问题。正当崇尚和平的历史学家泰然自得地在肥美的史料牧地上低头咀嚼，或反刍着其他人的出版物之时，其他领域的理论家却已经不知不觉地围了上来。有时候就连那些最不好斗的人，也会被逼着非得面对这些攻击者不可。这并不是说历史学家（我也是其中之一）不好斗，但至少在评价彼此的作品时还算温和。不过，学院中各个研究领域也曾经发生过几次相当激烈的学术论战。所以，当某人从事史学工作达50年之久，应该在这当中会有所反思，而如今结集成册，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虽然这些论文都很简短而且不成体系——有许多篇是因为受限于50分钟的演讲时间——但是都企图要抓住一系列连贯的问题。主要可分为三个领域。首先，我关心社会与政治两方面对于历史的运用与滥用，也关心人们是如何理解世界、塑造世界的。说得详细一点儿，我要讨论历史学对于其他学科来说其价值何在，特别对于社会科学来说。而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论文可以说是替历史学打广告。其次，这些论文讨论了历史学家与其他研究过去的人彼此之间的关系。包括调查各种历史的趋势与潮流并予以批判评估，同时也介入当前的争论，如后现代主义与计量史学（cliometrics）。再次，这些论文显示了我的史学风格，也就是我所认为每个历史学家都该关心的中心问题，以及我所认为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最有效方式，当然论文还会显示出那些能象征我的年代、背景以及人生经验的写作特色。读者应该会发现，每一篇论文在某种程度上都彼此相关。
　　关于论文的说明应该到此为止。不过，我还要补充解释一下这本书的两个主题。
　　首先，借用一下我朋友与同事的作品标题，也就是关于“历史的真相”。我强烈支持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历史学家所调查的乃是事实。历史学家从事研究，一定是秉持这种基本观点，无论他的研究范围有多么广阔也是一样，如此才能区别出基于事实的建构跟小说有何不同，而基于证据来陈述历史与不基于证据有何不同。
　　最近几十年来开始风行一种说法（这种说法尤其流行于左派），认为客观的事实是不可能企及的，因为我们所谓的“事实”，是概念上的意义，而所谓的历史问题，只是从这种概念上的“事实”出发罢了。我们所研究的过去，只是我们的心智所建构出来的。而这种建构物不管有没有逻辑或证据支持，原则上都是有效的。只要有强大的情感与信念来支撑，那么《圣经》上所说的创世记并不会比自然科学所讲的宇宙诞生更不可靠：它们只是不同而已。完全反对这种说法的是“实证主义”（positivism），而比实证主义更强烈地表达这种反对的则只有经验主义（empiricism）。
　　简言之，我认为如果不区别什么是及什么不是，那么历史就不存在了。罗马在布匿战争（PunicWars）中打败并摧毁了迦太基（Carthage），这就是事实，如此而已。至于我们是如何搜集并且诠释这些可被验证的数据（包括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以及人们对此是怎么想的）则是另一回事。
　　事实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相对主义者敢完全否定客观事实的存在，尤其是在讲到希特勒有没有屠杀犹太人的时候。不过，相对主义（relativism）所怀疑的不仅限于历史，还包括法庭之中。在谋杀案中，被告是否会被定罪，就要看基于传统实证主义的立场所搜集的证据（如果搜集得到的话）所受的评估如何。任何一位无辜的读者如果发现自己在被告席上的话，一定会上诉。至于为有罪者辩护的律师呢？则会用后现代的方法来辩护。
　　其次是关于我所属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取向。虽然这么说并不精确，但我并不打算撕掉这张标签。20世纪30年代前半叶，我在德国一所保守的高中（Gymnasium）念书，后来又在伦敦的文法学校（grammarschool）受教于一位了不起的自由派老师，但我一直觉得历史是很无聊的科目；如果没有马克思，我不会对历史产生特殊的兴趣，日后我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历史学教授。马克思，以及青年马克思激进分子的活动，提供了我研究的素材以及写作的灵感。即使我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取向中有一大部分可以丢到垃圾桶里了，我还是愿意表示我的敬意（虽然深刻但并非毫无批判），用日本人所说的“老师”（sensei）来称呼他，意即思想上的导师，人们总是从这样的人身上得到太多却无法偿还。我后来（在这些论文中会看到）又发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materialistconceptionofhistory）乃是历史最好的向导，如伟大的14世纪学者伊本赫勒敦（IbnKhaldun）所叙述的，这种概念表明了历史就是：
　　人类社会或世界文明的纪录；社会本质中所发生种种变迁的纪录；人与人之间革命与暴乱，因此而造成了国家大小林立的纪录；人们各种活动与职业，不管是为了营生还是科学和手工艺的纪录；以及一般来说，社会本质上本来就会经历的所有转变的纪录。
　　对我来说，我的研究领域是欧洲中世纪之后，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及世界的转变，因此这段话可说是对我的最佳指导。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与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呢？在20世纪两种意识形态的宗教战争中，双方都一直想要在彼此间划定一条清楚的界线。一方面，前苏联政府当局不允许我的作品译成俄文，即便我本人是共产党员，而我又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英文版编辑。从他们的正统标准来判断，他们反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另一方面，最近并没有任何一位“有地位”的法国出版商愿意翻译我的《极端的年代》（TheAgeofExtremes），也许是因为它在意识形态上对于巴黎的读者太震撼了，或者说，对于那些负责评论我的书的人太感震撼了。从我的论文中可以看到，历史学从19世纪开始，一直到思想的混沌开始沉淀清晰的20世纪70年代，所显示的是逐渐合流而不是渐形分离。法国的年鉴学派（AnnalesSchool）与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是平行发展的派别。两派彼此之间都发现对方的历史主题与自己相当类似，但背后的思想脉络却不相同；除此之外，两派主要人物的政治立场也不相同。解释时只认同于马克思主义，或甚至只认同于我所说的“庸俗的马克思主义”（vulgarMarxism），这种解释渗透进入传统的历史解释当中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半个世纪之前，我可以这样说，至少在英国，只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才会主张欧洲中世纪炼狱概念的产生，是因为教会的经济基础从依赖富人与贵族的捐献，开始扩大它的财政基础。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不管是牛津大学中世纪史名家理查德萨瑟恩爵士（SirRichardSouthern），或是他所评论过的雅克勒高夫（JacquesLeGoff），都采用了这种解释，有谁会因此从意识形态上或政治立场上把他们归类为马克思的追随者或支持者呢？
　　我认为，历史学的合流为这些论文的中心主题提供了可喜的证据，也就是说，历史学已经结合成一个连贯有条理的思想事业了，并且在理解今日世界是如何形成上面，也取得了进展。当然，我并不想就这样认定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不需要区别，尽管两派的货柜里所放的货物一样杂乱无章难以定义。马克思传统的历史学家——不包括那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人——已经为历史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他们绝非独力作战。他们的作品，或任何人的作品，不应该受到他们本身所抱持的政治立场影响，而遭人贴标签并仓促地受到判断。
　　这里所集结的论文，是在过去30年中陆续写成的，主要是演讲以及会议或研讨会的稿子，有一些则是书评或特殊学术场合的稿子，如为学术同人进行庆祝或纪念所出版的论文集或纪念文集。这些文章的读者从一般听众——主要是大学生，到专业的历史学家或经济学家这类小众。第3、5、7、8、17及19章是第一次出版，第17章原本是以德文写作，是在德国一年一度的“历史学家日”（Historikertag）所做的演讲，后来在《时代》（DieZeit）刊出。第1章与第15章原本发表在《纽约书评》（NewYorkReviewofBooks），第2章与第14章发表在史学评论期刊《过去与现在》（PastandPresent），第4、11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享誉国际、备受推崇的近现代史大师。权威媒体评价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历史学家，更是启迪大众心智的思想巨匠”。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盛赞他是“进步主义政治史界的巨人，影响了整整一代政治和学术领袖”。
　　霍布斯鲍姆的研究时期以19世纪为主并延伸及17、18和20世纪；研究的地区则从英国、欧洲大陆，扩至拉丁美洲。除史学领域外，他也经常撰写当代政治、社会评论、社会学理论文章，以及艺术、文化批评等。他在劳工运动、农民叛变和世界史范畴中的研究成果堪居当代史家的顶尖之流，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
　　霍布斯鲍姆也是叙事体史学的大家，其宏观通畅的写作风格将叙述史学的魅力扩及大众。他一生著作甚丰，真正使他荣登世界“近现代史大师”宝座的，是他的“年代四部曲”：《革命的年代：1789～1848》、《资本的年代：1848～1875》、《帝国的年代：1875～1914》和《极端的年代：1914～1991》。它们结构恢弘，叙事晓畅，成为当代极为流行的历史著作，让全球数以百万计的普通人获得了触摸历史的机会。
　　基于其卓越的文化贡献，霍布斯鲍姆曾于1998年被英国皇室授予英国荣誉勋爵（CompanionofHonour）称号，也曾获得过欧洲最受关注且奖金额最高的人文和自然科学奖项巴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享誉国际、备受推崇的近现代史大师。权威媒体评价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历史学家，更是启迪大众心智的思想巨匠”。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盛赞他是“进步主义政治史界的巨人，影响了整整一代政治和学术领袖”。
　　霍布斯鲍姆的研究时期以19世纪为主并延伸及17、18和20世纪；研究的地区则从英国、欧洲大陆，扩至拉丁美洲。除史学领域外，他也经常撰写当代政治、社会评论、社会学理论文章，以及艺术、文化批评等。他在劳工运动、农民叛变和世界史范畴中的研究成果堪居当代史家的顶尖之流，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
　　霍布斯鲍姆也是叙事体史学的大家，其宏观通畅的写作风格将叙述史学的魅力扩及大众。他一生著作甚丰，真正使他荣登世界“近现代史大师”宝座的，是他的“年代四部曲”：《革命的年代：1789～1848》、《资本的年代：1848～1875》、《帝国的年代：1875～1914》和《极端的年代：1914～1991》。它们结构恢弘，叙事晓畅，成为当代极为流行的历史著作，让全球数以百万计的普通人获得了触摸历史的机会。
　　基于其卓越的文化贡献，霍布斯鲍姆曾于1998年被英国皇室授予英国荣誉勋爵（CompanionofHonour）称号，也曾获得过欧洲最受关注且奖金额最高的人文和自然科学奖项巴尔扎恩奖（BalzanPrize）。

　　第18章现在就是历史
　　有人说过，一切历史其实都是当代史，只是穿上了炫目的外衣。我们都知道，这句话确有见地。伟大的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Mommsen）在1848年革命之后所写的罗马帝国史，反映了新生的德意志帝国。从恺撒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俾斯麦的影子。罗纳德希姆（RonaldSyme）更是如此。他的恺撒反映出法西斯的独裁者。把古典时代，或十字军，或英国都铎王朝历史写成20世纪的样子是一回事，直接写20世纪的历史又是另一回事。这种做法的问题及可能性，就是今晚我演讲的主题。我打算讨论其中的三个问题：历史学家生存年代的问题，或是说，历史学家的世代问题；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看法会不会随着时代而变的问题；如何摆脱这个时代的既有设定的问题。
　　假设你们将自己当成是研究19世纪的历史学家，在专业领域中，你们应该会极力地想摆脱1914年以后的观点。我对欧洲的看法就像爱德华格雷爵士（SirEdwardGrey）一样，也是从第一次萨拉热窝危机［1914年，法国总统密特朗（Mitterrand）为了提醒世界这个历史事件，还特地于1992年6月28日前往萨拉热窝参加斐迪南德大公（ArchdukeFranzFerdinand）遇刺周年纪念，不过没有一个新闻记者真正注意到这件事］之后才产生的。
　　不过，最后我还是写了简明的20世纪史——始于萨拉热窝也终于萨拉热窝，或者也可说是终于前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以及东欧国家的剧变。这个历史事件让我想要对于我生存的这段时间的历史做一番思考，我生于1917年，到现在，刚好跟我要写的历史时间相符。
　　不过，“我生存的这段时间”这个词也有问题。它假定了个人的预期寿命也是集体的预期寿命。从某种意义上讲，虽然荒诞，但也确实是如此。如果大部分的人都晓得在自己生存这段时期里，世界史或本国史中所发生的主要大事，这并不表示我们一定亲身经历过这些事，不过，其中的确会有人实际参与其中，甚至于在事件发生之际就已察觉这件事的重要性。这是因为我们接受大家对这些事件的认定。但是这种共识是怎么形成的？它真的如我们（从英国或欧洲或西方的观点来看）所想的那么理所当然吗？全世界各地区所共同承认的历史大事，数量不会超过半打。1914年不在其中，但“二战”的结束及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也许有。其他的事件之所以能算是因为它具有全球性的反应，但在各国的历史里却不是特别突出。十月革命就是一个例子。这样的共识可以维持多久？会不会改变、衰弱或转变？这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为什么会这样？我之后将试着回答这些问题。
　　如果我们将既有的当代历史架构放在一旁，另行建构一个符合我们自己经验的，那这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历史架构。每个历史学家都有自己的生存时间，以此为基准来看这个世界。也许在可比较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跟别人合作，但在20世纪末的60亿人口中，这样的同侪团体在统计学上没什么重要性。我的观察点是建立在20世纪20年代我在维也纳的童年，是希特勒于柏林崛起的时代，这决定了我在历史学上的政治立场与兴趣，而在英国，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剑桥，也是一样。也许是因为这些背景，所以我的角度跟那些与我的历史解释同一立场的人，尽管处于相同领域——19世纪劳工史——对于相同问题有相同答案，也有所不同。但是对于其他的历史学家来说，如果他们缺乏回溯性的分析的话，那么就不会有什么不同。当有人写的历史不是古典时代也不是19世纪，而是他自己生活的时代时，他不可避免地会把个人的经验融入其中，甚至于我们评估证据的方式也会受到影响。如果是我来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由于我从来没有上过战场，也没有射过一发子弹，因此我的写法势必不同于有战争经验的人——例如汤普森，他在意大利战场上担任过坦克指挥官，非洲学家巴兹尔戴维森（BasilDavidson）曾在伏伊伏丁那（Voivodina）及利吉里亚（Liguria）战斗过。
　　如果处于同一世代的历史学家就能有这样的差异了，更别提世代不同的历史学家了。当我跟我的美国学生说，我还记得在柏林，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那一天的事，他们看我的表情，好像是林肯总统于1865年遇刺当天，我也在福特剧院一样。这两件事对他们来说，都是史前时代的事。但对我来说，1933年1月30日不仅是过去，也是我的现在。一个跟他妹妹一同上学的小男孩，在路上看到头条，至今记忆犹新。我还能看见当时的景象，只不过有点儿像做梦。
　　年龄差距对历史学家的确有影响。约翰查姆利（JohnCharmley）最近的作品《丘吉尔，荣耀的结束：一个政治传记》（Churchill，theEndofGlory：APoliticalBiography）所引起的争论，鲜活地描绘出这一点。争论的重点不在事实，也不在于对丘吉尔身为政治家与决策者的评断。这些长久以来已不曾引起争论。也不在于张伯伦是不是比那些主张反抗纳粹德国的人更正确。重点是，查姆利博士跟那些在２0世纪40年代成长的人的生活经验不一样，他没有他们的经验。历史上那段特殊的时刻，丘吉尔所说的话语深深触动了全英国人的心，但这种感觉之所以为人所怀疑，是因为真正体验过那段历史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当然我并不怀疑，我当时是身处于工人阶级单位下，是名工兵，负责在东英吉利建筑勉强能用的防御工事。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在560野战连的战友都不假思索想当然地认为，我们一定会上战场。并不是说我们一定会追随上级的指示，而是说我们没有选择不去的权利。人们可能太不假思索，所以才对情势如此沮丧，但这也是法国陷落后英国会有的反应。同样，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来说也不得不如此，因为我唯一的信息来源就是从诺福克（Norfolk）送来的报纸。而对我来说，唯一清楚的是，那会是个伟大的时刻，“英国最好的时刻”（Britain’sFinestHour），不管这话出自谁的口中。“它是伟大的——而它就是战争”：丘吉尔将其诉诸文字。而当时，我就在那里。
　　但这并不表示为张伯伦作传的查姆利不应该重新再提那些主和派的过去——这些事情对于三十几岁的历史学家来说是可以接受的，但对于战争世代的人来说却不可接受——让大家各行其是吧。20世纪30年代年轻的反法西斯分子不了解主和派的想法，因此不支持张伯伦或哈利法克斯（Halifax）。但是主和派有一个目的是与丘吉尔相合的，那就是维护大英帝国的存续，他们有很多优于丘吉尔的策略，只有一个地方不如。丘吉尔跟同时代的戴高乐（CharlesdeGaulle）一样，认为战争的失败与领土的丧失，远不及民族自尊的丧失来得重要。我们从现在英国的状况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我们就算不去研究档案，也知道主和派是错的，而丘吉尔只有这么一次判断正确，那就是认识到与希特勒谈判是不可能有成果的。就理性政治的角度来看是合理的，我们认为希特勒的德国是“强权”，就像其他强权一样，希特勒必定会遵行连墨索里尼也会遵守的权力政治规则，但是他没有。20世纪30年代，每个人都相信谈判会成功，斯大林也认为如此。同盟国之所以成立用以对抗轴心国，并不是因为主战派战胜了主和派，而是因为德国的威胁促使各国不得不在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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