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似临画》是《译家之言》系列之一，由翻译家傅雷之子傅敏精选傅雷谈翻译的文章与书信，在原版基础上重新修订，仅保留傅雷亲撰内容，并首次配以珍贵的原版书影、傅雷手稿图片、傅雷研究资料目录汇编等。
《翻译似临画》是《译家之言》系列之一，精选翻译大家傅雷谈翻译的文章书信。傅雷的翻译以传神为特色，成就极高，传布很广，自成一种译派，在广大读者中有很高声誉和群众基础。作为一位有扎实实践经验的翻译家，傅雷对翻译经验的总结与探讨不但对有志于翻译的学生、翻译理论研究者广有裨益，其中体现出的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求学做事态度更能使广大读者深入了解这位翻译家的精神世界。
傅雷（一九〇八——一九六六），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文艺评论家。早年留学法国，专攻艺术评论，又受罗曼?罗兰影响，酷爱音乐，对西方古典音乐以及中西画论造诣颇深。上世纪四十年代始，从事文学翻译工作，一生译著宏富，译文以传神为特色，更兼行文流畅，用字丰富，工于色彩变化。翻译作品达三十余部，主要有罗曼?罗兰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及传记《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邦斯舅舅》、《贝姨》、《夏倍上校》等。
代序 读傅雷译品随感 罗新璋译话点滴 《高老头》重译本序 《贝姨》译者弁言 关于《老实人》一书的译名 翻译经验点滴 对于译名统一问题的意见 答陈冰夷查询翻译书札 致宋奇 致宋希 翻译应不废进修 致黄宾虹 旧译嫌文字生硬 致傅聪 致王任叔 封面题签的繁简体 致人民出版社编务室 谈译《不平等起源》 致楼适夷 脱销与重版--《克利斯朵夫》重印时不宜删去"重译本"字样 致人民文学出版社欧美组 《艺术哲学》宜加插图--寄《幻灭》并译序 致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 关于译名统一--编辑部改动之若干处，似欠斟酌 致梅纽因 译《幻灭》与书中人物朝夕与共--翻译之难，比演奏家不遑多让 致罗新璋 领悟与表达--译事主张--译事以艺术修养为根本 致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室 恐谬误百出，贻误读者 致郑效洵 拟译《巴尔扎克传》--介绍巴尔扎克作品 致石西民 拟暂停译巴尔扎克小说附录 傅雷研究资料目录汇编（一九七○年--二○一三年）编后记 傅敏
《文艺报》编辑部要我谈谈翻译问题，把我难住了，多少年来多少人要我谈，我都婉词谢绝，因为有顾虑。谈翻译界现状吧，怕估计形势不足，倒反犯了自高自大的嫌疑；五四年翻译会议前，向领导提过一份意见书，也是奉领导之命写的，曾经引起不少人的情绪，一之为甚，岂可再乎？谈理论吧，浅的大家都知道，不必浪费笔墨；谈得深入一些吧，个个人敝帚自珍，即使展开论战，最后也很容易抬出见仁见智的话，不了了之。而且翻译重在实践，我就一向以眼高手低为苦。文艺理论家不大能兼作诗人或小说家，翻译工作也不例外；曾经见过一些人写翻译理论，头头是道，非常中肯，译的东西却不高明得很，我常引以为戒。不得已，谈一些点点滴滴的经验吧。
我有个缺点：把什么事看得千难万难，保守思想很重，不必说出版社指定的书，我不敢担承，便是自己喜爱的作品也要踌躇再三。一九三八年译《嘉尔曼》，事先畏缩了很久，一九五四年译《老实人》，足足考虑了一年不敢动笔，直到试译了万把字，才通知出版社。至于巴尔扎克，更是远在一九三八年就开始打主意的。
我这样的踌躇当然有思想根源。第一，由于我热爱文艺，视文艺工作为崇高神圣的事业，不但把损害艺术品看做像歪曲真理一样严重，并且介绍一件艺术品不能还它一件艺术品，就觉得不能容忍，所以态度不知不觉的变得特别郑重，思想变得很保守。译者不深刻的理解、体会与感受原作，决不可能叫读者理解、体会与感受。而朋友：有的人始终与我格格不入，那就不必勉强；有的人与我一见如故，甚至相见恨晚。但即使对一见如故的朋友，也非一朝一夕所能真切了解。想译一部喜欢的作品要读到四遍五遍，才能把情节、故事记得烂熟，分析彻底，人物历历如在目前，隐藏在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也能慢慢咂摸出来。但做了这些功夫是不是翻译的条件就具备了呢？不。因为翻译作品不仅仅在于了解与体会，还需要进一步把我所了解的，体会的，又忠实又动人地表达出来。两个性格相反的人成为知己的例子并不少，古语所谓刚柔相济，相反相成；喜爱一部与自己的气质迥不相侔的作品也很可能，但要表达这样的作品等于要脱胎换骨，变做与我性情脾气差别很大，或竟相反的另一个人。倘若明知原作者的气质与我的各走极端，那倒好办，不译就是了。奈大多数的情形是双方的精神距离并不很明确，我的风格能否适应原作的风格，一时也摸不清。了解对方固然难，了解自己也不容易。比如我有幽默感而没写过幽默文章，有正义感而没写过匕首一般的杂文；面对着服尔德那种句句辛辣，字字尖刻，而又笔致清淡，干净素雅的寓言体小说，叫我怎能不逡巡畏缩，试过方知呢？《老实人》的译文前后改过八道，原作的精神究竟传出多少还是没有把握。
因此，我深深地感到：（一）从文学的类别来说，译书要认清自己的所短所长，不善于说理的人不必勉强译理论书，不会做诗的人千万不要译诗，弄得不仅诗意全，连散文都不像，用哈哈镜介绍作品，异自甘做文艺的罪人。（二）从文学的派别来说，我们得弄清楚自己最适宜于哪一派：浪漫派还是古典派？写实派还是现代派？每一派中又是哪几个作家？同一作家又是哪几部作品？我们的界限与适应力（幅度）只能在实践中见分晓。勉强不来的，即是试译了几万字，也得“报废”，毫不可惜；能适应的还须格外加工。测验“适应”与否的第一个尺度是对原作是否热爱，因为感情与了解是互为因果的；第二个尺度是我们的艺术眼光，没有相当的识见，很可能自以为适应，而实际只是一厢情愿。
使我郑重将事的第二个原因，是学识不足，修养不够。虽然我趣味比较广，治学比较杂，但杂而不精，什么都是一知半解，不派正用。文学既以整个社会整个人为对象，自然牵涉到政治、经济、哲学、科学、历史、绘画、雕塑、建筑、音乐，以至天文地理，医卜星相，所不包。有些疑难，便是驰书国外找到了专家说明，因为国情不同，习俗不同，日常生活的用具不同，自己懂了仍不能使读者懂（像巴尔扎克那种工笔画，主人翁住的屋子，不是先画一张草图，情节就不容易理解清楚）。
琢磨文字的那部分工作尤其使我长年感到苦闷。
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西方人的距离多么远。他们喜欢抽象，长于分析；我们喜欢具体，长于综合。要不在精神上彻底融化，光是硬生生的照字面搬过来，不但原文完全丧失了美感，连意义都晦涩难解，叫读者莫名其妙。这不过是求其达意，还没有谈到风格呢。原文的风格不论怎么样，总是统一的，完整的；译文当然不能支离破碎。可是我们的语言还在成长的阶段，没有定形，没有准则；另一方面，规范化是文艺的大敌。我们有时需要用文言，但文言在译文中是否水乳交融便是问题；我重译《克利斯朵夫》的动机，除了改正错误，主要是因为初译本运用文言的方式，使译文的风格驳杂不纯。方言有时也得用，但太浓厚的中国地方色彩会妨碍原作的地方色彩。纯粹用普通话吧，淡而味，生趣索然，不能作为艺术工具。多读中国的古典作品，熟悉各地的方言，急切之间也未必能收效，而且只能对译文的语汇与句法有所帮助。
……P13－P18
当前图书最新荐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