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文化论集_刘登翰著_9787811306965

　《海峡文丛：海峡文化论集》是福建师范大学博导刘登翰老师所作的闽台文化研究成果的汇总，包括了与海峡文化相关的多篇文章、对南少林之谜的推想以及对与“台独”相关的文化理论的评析。内含《跨越海峡的文化足迹》、《闽台文化的地域特征》、《台湾族群问题的历史背景》、《追寻中国海外移民的民间记忆——关于“过番歌”的研究》等文章。

　从20世纪50年代认识登翰，就觉得他气质上和我不同。他的诗和他的人一样温文尔雅，不像我受了当年苏联红极一时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以率性呐喊自得。他还在大学一二年级时，就置身于北大才子集中的《红楼》，和康式昭、谢冕、林昭、张炯、江枫以及《红楼》的主要作者群张元勳、沈泽宜、任彦芳、温小钰、汪淅成等一起，那可是我可望而不可即的宝塔尖。不过1958年寒假期间，谢冕把我、孙玉石、殷晋培、洪子诚和登翰拉到一起写《新诗发展概况》，在《诗刊》上连载。虽然没有载完形势就发生了变化，以至于不了了之，但是在讨论他的稿件时，我就感到他颇有文采，“笔锋常带感情”。以他的才情，毕业后留在北大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他似乎并不在意令人羡慕的学者的前程。他选择回到故乡福建的目的是更好地照顾家庭并更多地接近生活，把生命奉献给文学创作。回到故乡以后，意想不到的挫折、贬人山区的坎坷并没有把他压倒。很快，他的组诗《蓝色而透明的土地》《耕山抒情》引得福建文坛刮目相看，他对自己才能的自信最终被实践所证明。读到郭风对他赞扬的文字时，我正在华侨大学那个“左”得荒谬的地方挨整，平均每两个星期被领导“刮胡子”（挨批）一次。我不仅丧失了创作和学术研究的兴趣，而且丧失了人生的自信。十多年来，除了读书，我几乎没有什么乐趣。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放弃了文学阅读，专门钻研哲学、历史，包括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研究，越是难啃的哲学经典，越是能够让我忘却现实的痛苦。当时只是怀着一种“改造世界观”的虔诚，根本没有做学问的念头。待到改革开放，“朦胧诗”大论战把我推向第一线的时候，我和登翰又会师了。对于舒婷，他接触得比我早，想得也比我多，在我写出那篇引起“左派”愤懑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之前，我们有过多次交谈。他的许多话给我很大的启发。其中最警策的是：舒婷他们这一代写诗和我们不同，他们是无所讳忌地贴近自己，而我们则是千方百计地回避自己。这句话的概括力很强，我的一些朦胧的感觉被调动起来。他的话和他的个性一样温和，不带进攻性。而我生性粗率，又加上多年研究黑格尔而带给自己的刻骨铭心的影响，我养成了在树立对立面中立论的习惯，率性骂人，口无遮拦，难免言辞尖刻。在《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中，就更加锋芒毕露，他所说的贴近自我就变成了“自我表现”，而且把当时视作神圣经典的“抒人民之情”当成对立面。感觉不过瘾，还加上了几个“不屑于”表现英勇劳动、忘我斗争、“不屑于”充当精神的号角。这就惹恼了全国从上到下一系列的正统派，使我在三四年左右的时间内陷入了被围困的境地。我曾经想过，同样的意思，让他来写，可能就要委婉得多、周密得多。当然，历史不容假设，况且他和我的文风各有高下和短长。

　　20世纪90年代初期，文坛和诗坛都令我失望。谢冕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新诗正离我们远去》，我当时的想法是，与其“你”远去，还不如我远去。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我把关注的焦点转向了幽默学和散文。等到20世纪90年代末，我重归学术界，发现登翰早已离开了诗歌创作和研究，转向台湾和港澳文学，而且成了权威，主持完成了《台湾文学史》《香港文学史》《澳门文学概观》，之后又进入了世界华文文学理论的探索领域。此前，台港文学研究尚在草创，虽然每两年有一次全国性学会的年会，但是，就我的涉猎来看，基本上还是以介绍为主，以作家论、作品论，甚至赏析为主，对于当代文学评论表现出某种幼稚的依附性。由于缺乏艺术感觉和真正独立的思想，对台港文学作品一概甜言蜜语成为风气，令界外人士不屑。登翰就亲口转述过一位上海某刊物主编相当刻薄的评价：“弱智”。当然，真正有分量的研究还是有的，只是比较罕见。登翰以他的辩证法功底和创作经验与这些论者相比，当属凤毛麟角。我曾经在香港一家报纸的专栏上说出这个印象，不想引起了朋友潘亚暾先生的愤怒，被为文反讥扣了“宗派主义”的帽子。二十多年过去了，回首往事，如普希金所言，那逝去了的一切，都变成亲切的怀恋。

　　人生如白驹过隙，转眼跨过了20世纪。台湾文学研究已经变成了“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或称“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我偶然参与其年会，不禁惊讶其规模之大和水准之高，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以往那种从现象到现象的感性介绍、甜言蜜语的赏析，虽不能说荡然无存，但是已经退居边缘。二三十年的时光没有白过，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已经走过了草创时期，学科建构的定位似乎有了比较普遍的自觉。我的涉猎不广，仅仅从登翰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从材料的梳理到学科基本范畴的建构，留下了坚实的足迹。在摆脱了对于当代中国文学评论的学科依附性之后，提出了本学科独立的范畴和诠释的架构。这显然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每一个概念都需要原创命名，并在内涵上严密阐释。登翰为此做出了许多努力。我从他刚刚出版的文集《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中，看到了这种学理性的追求。对于一些基本概念，从命名、范畴到内涵，都企图建立一个属于华文文学自己的理论框架和诠释体系，诸如“华人”的概念和身份变化，“语种的华文文学”和“文化的华文文学”“族性的华文文学”“个人化的华文文学”概念、内涵的共通和差异，华人为何“文学”和文学如何“华人”的提问，双重经验的跨域书写，等等，无不显示出深化论题和深入辨析的努力。值得注意的是，基本范畴的形成还得力于内部和外部谱系的展开：“一体化和多中心”，华人的世界性生存经验与文学书写的关系，海外华文文学与母国文学的“相似性”和“转移性”等，在内在的深层和外部广阔的联系中，提出“华人文化诗学”的概念，以此基本范畴为核心，走向系统观念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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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形式文化区和功能文化区

　　多年前，在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和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等单位于厦门联合召开的“闽台文化研讨会”上，曾经就闽台是否同属一个文化区展开过争论。一些学者主要从民族、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学艺术等方面所具有的共同特征，来认证闽台文化是在闽南方言基础上所形成的共同文化区；另一些学者则在承认台湾文化是中原文化一个分支的前提下，强调台湾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所带来的文化的独特性，特别是近半个世纪来台湾走上与大陆无论从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制度来说都完全不同的道路，从而不赞成把闽台看做一个文化区的提法。著名历史学家戴逸在为会议所作的学术小结中提出：“分歧的产生是对今天台湾文化的特殊性的估计有高低，这就可以推动我们去研究今天的台湾文化，深入分析，认真思考，以求得共识。”

　　这一至今尚还难说已经取得“共识”的分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如何确认文化区的划分类型与标准；第二，怎样看待同一性和特殊性。

　　文化区的划分是文化地理学赖以建立的一个基本概念。作为研究“文化空间分布”的一个专门学科，文化区通常被界定为“某种文化和具有某种文化特征的人在地球表面所占据的空间”。①按照不同的需要和指标体系，它又可以划分为形式文化区和功能文化区两类。形式文化区强调的是具有一种或多种共同文化特征的人所分布的地理范围，如语言、宗教、民俗、文学艺术、社会组织、聚落方式，等等。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区，大致属于这一类。功能文化区则是按照文化的功能——广义的文化所涵括的政治、经济、社会的不同机制和功能所组织起来的地区来划分的，如一个国家、一个省、一个县或一个教区、一个选区等。因此两类文化区既互相关联，又互相区别。第一，形式文化区是依照文化的特征来划分的，所侧重的是文化的本体；功能文化区则是以文化的机制和功能来划分的，所侧重的是文化的功能。第二，形式文化区的形成往往有一个比较漫长的历史发展和文化积淀的过程，是所谓时间的发展在空间上的文化凝聚。这就是我们往往习惯从文化史学的立场来认识形式文化区，或者从形式文化区的景观所潜隐的历史信息来对文化史进行研究的原因。而功能文化区则更强调它在当下的状态，虽然也会有一个积累和发展的过程，但往往会由于某些政治或经济上原因作重新的划分。因此，形式文化区往往更多关注其历史的积累，有更大的相对稳定性；功能文化区则更多侧重对现实的观察，有较多的变化。第三，由历史承传下来的以文化特征为划分标准的形式文化区，其边缘界线往往比较模糊。这一方面是历史的变迁使原来相对分明的界线逐渐模糊；另一方面则由于文化的扩散作用，不同的文化区域边缘互相渗透影响，成为一种“毛边”。而功能文化区以其机制和功能为要求，如作为政治上行政辖区的省、市、县，其疆界必须是十分明确的。在这里，形式文化区的“区域”与纯粹地理学意义上的“地区”的概念略有差别。被岁月流逝模糊化了的文化“区域”，作为一个文化范畴的概念，成为划分文化的标志。它的边界是一条模糊的“带”，而不像功能文化区是一条明晰的“线”。第四，形式文化区和功能文化区既互有区别有时又互相重叠，它们往往还可能互为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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