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追溯红包的历史、由来与发展,多角度、有深度地向读者展示红包在现代社会中的真实角色,并以红包为切入点,一窥中国关系社会的概貌以及红包症候群人情世故中的微观运作逻辑,对红包滋生的各种腐败问题做出了某些思考。
红包现象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民生话题。随着社会的发展,红包文化历经了深刻的变迁。从长辈对晚辈的祝福与庇佑,到百姓间沟通人情的“表示”、官场腐败的罪魁祸首、各业界美其名日的不合理收费……本书在占有大量详尽资料的基础上,客观地还原了红包原貌,尽可能多角度、有深度地向读者展示红包在现代社会中的真实“角色”,并试图通过红包这一切入点,一窥中国“关系”社会的概貌以及红包症候群人情世故中的微观运作逻辑。同时本书作者对红包滋生的各界腐败问题均做出了某些思考,得出了一些观点,能够给读者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并且通过这些小小的启迪引发读者们对于红包现象更加深远的思考。
从吉祥如意保平安的福祉象征,到寻常百姓家你来我往的心意传达,再到求人办事的必经之道,红包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迁。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社会差序格局的发展传统催生了“求人办事找关系”社会风尚的形成。身处“关系”社会,人情网络的“构建”成为百姓们的“必修功课”,而红包,似乎成了“必修课本”,求人办事的紧急时刻更是“死啃课本”,塞红包打通关节。
在如此汹涌来袭的“红流”面前,有人不堪人情债重负,叹“红海”之难逃;有人成了“红海”的弄潮儿,在“红包权术战”中屡战屡胜……对于红包,有人喊停,说它的存在是各界腐败的根源,是功利心理盛行、世事人情淡漠的原因;却也有人叫好,说它是激励机制的体现,是使百姓走向理性的催化剂。
面对以上各方论述,本书在占有大量详尽资料的基础上,客观地还原了红包原貌,尽可能多角度、有深度地向读者展示红包在现代社会中的真实“角色”,并试图通过红包这一切入点,一窥中国“关系”社会的概貌以及红包症候群人情世故中的微观运作逻辑。同时本书作者对红包滋生的各界腐败问题均做出了某些思考,得出了一些观点,希望能够给读者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并且通过这些小小的启迪引发读者们对于红包现象更加深远的思考。
红包人情,钱包不堪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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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语
红包人情,钱包不堪承受之重
红包,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礼尚往来的一种民俗物品,有维系亲友关系的作用。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抱怨:今天的红包,虽然分量越来越重,可其所富有的人情味却越来越淡。许多人表示,送红包,已经变成自己一项沉重的负担。而且不光送红包的愁,因为担心要回送红包,收红包的也愁。昔日红包是表达人情的好方式,现在却几乎人人谈“红”色变。尽管如此,还是有人对红包人情持肯定态度,认为这是集资的一种手段,这样“集小钱、成大钱”,收红包的人可以利用礼金去投资。红包人情,到底功过如何呢?
红包的历史
红包文化,源远流长。作为中国传统节俗之一,发红包,给压岁钱从来就是孩子们过年的期盼之一;后来,送红包慢慢不再仅限于过年送孩子,而是变成人们送人情的一个好方式。今天你结婚,我送你100元,明天我做寿,你送我200元红包,开始变成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过年过节要送,求人办事要送,大小喜事更要送,可以说现在的人们对红包并不陌生;然而,很多人也开始抱怨:红包早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红包”了!笔者所采访的长沙的张女士就表示:红包早已经不再像原来那么“单纯”了!它不再仅仅是作为民间维系亲友关系的物品,也不再仅仅是表达祝福吉祥之意了!红包,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异”?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让我们回到从前——到底最初的红包是什么样的呢?
红包的由来
发红包,最初只是中国人春节的一个传统。红色,符合人们喜欢喜庆、吉祥、红火的心理习惯。红包一般都是由长辈发给晚辈的,结了婚的则一般就不再发。所以有些年轻人在结婚的前一年,总会要求更多更大的红包,以做“最后的弥补”。红包中装的钱一般都会尽力凑个吉利数,比如尾数为6、8,表示顺利、大发的意思。红包的本意是用红纸传达长辈对晚辈的祝福、愿望,所以一般人认为在长辈面前打开红包,是一种极不礼貌的行为。
红包最初的形式也非常有趣,因为源于春节,所以红包又被叫做“压岁钱”。取这样的名字,是因为“岁”与“祟”同音。“压岁”表示给孩子去掉一年的邪气,因为“压岁钱”可以用来镇压鬼怪,或者贿赂鬼怪。古代的父母,用红绳串一百枚铜钱,表示让孩子长命百岁。清代诗人就曾在《压岁钱》中这样描述,“百十钱穿彩线长,分来再枕自收藏,商量爆竹谈箫价,添得娇儿一夜忙”。《燕京岁时记》中也曾记载,有一种压岁钱是用彩绳穿线编作龙形,置于床脚。不过,这只是压岁钱的一种形式,现在人们广为采用的,是另外一种形式,即用红纸包裹分给孩子的钱。古代给压岁钱的方式也特别有趣,可以拜年的时候在众人面前给;也可以在除夕夜等孩子入睡时,父母偷偷地塞入枕头或者是放在床底——这有点类似于西方送孩子圣诞礼物。不过,如今还保留这种给红包方式的,大多只是针对孩子了;而且农村比城市更加常见一些。如有些农村,孩子们的压岁钱则是父母在除夕夜偷偷放入新衣新袜中。
关于红包和压岁钱的由来,有一些饶有趣味的传说。有一种传说是这样的:在古时候,曾经有一个叫做“年”的可怕怪物,它专门吃幼小的孩童,非常残暴,老百姓闻风丧胆。后来,终于有一位手持盘状神器的神仙在腊月三十的晚上降服了“年”——从此以后,人们就在除夕晚上贴春联、放爆竹来“过年”;而有幼小孩童的家庭,就会同时让孩子们捧一果盘,盛上水果美酒,以表示用神器驱除鬼神,赶走妖魔、邪气。这样的盘就被叫做“压岁盘”,后来,人们又用彩绳串铜钱做成“压岁钱”来代替“压岁盘”。等到纸币出现以后,人们又用红纸封装,做成“红包”。
另一种传说则是:传说古代有一个叫“祟”的小妖,黑身白手,他每年除夕夜里出来,专门摸熟睡的小孩子的脑门。小孩被摸过后就会发高烧、说梦话,退烧后就会变成痴呆疯癫的傻子了。大人们怕“祟”来伤害孩子,常常在除夕整夜亮灯不睡,这也叫做“守祟”。有一户姓管的人家,夫妇俩老年得子,十分珍爱。在年三十晚上,为了防止“祟”来侵扰,这对老夫妻不敢睡觉,用红纸包了几枚铜钱,逗着孩子玩。但随着夜渐渐深了,小孩子受不了,先睡着了,老夫妻年岁大,也熬不住,一看都已是四更天了,想来那“祟”该不会来伤害他们的孩子了吧!这对老夫妻便把包好的几枚铜钱放在孩子的枕边,睡了。可他们刚一睡着,一阵阴风吹过,黑矮的小妖就进了屋,就在他要用手摸孩子头的时候,突然孩子枕边发出一道金光,“祟”尖叫着逃跑了。很快,这件事就传开来,大家纷纷效仿,在大年除夕夜里用红纸包上钱给孩子,“祟”就不敢再来侵扰了。因而人们把这种钱叫“压祟钱”,“祟”与“岁”发音相同,天长日久,就被称为“压岁钱”了。
过去的红包
可见,红包最初的意思,就只是表示驱邪、祈福。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传达美好祝愿的物品,开始慢慢扩大它的“应用范围”。人们不再仅仅在春节过年的时候送出红包,寄托良好祝愿——大大小小的喜事喜宴上,人们也逐渐开始给个红包,送送人情,“意思意思”。不过,那时的红包,与现在又有所不同。
说起以前的红包,武汉市武昌区的张爷爷感触颇多:“我们那个时候,送红包哪里要那么多钱啊!同事结个婚,最多几块钱就可以应付了。一个红包,薄薄的,拿在手上都轻飘飘的没啥分量——哪里像现在,红包都厚得像块砖头了,那可真是吓死人。还真是时代不同了啊!不过你别说,咱们以前的红包,它轻归轻,它表示的情意可不轻啊!每次办喜宴,大伙儿凑一块,热闹得像一家人似的:咱们自个儿又唱又笑的,哪用专门请什么司仪来找乐子啊!那个时候人心拢啊,拿着红包都觉得暖到心窝子里去了——那哪是钱,那就是人家的一份心、一份情啊!多也好,少也罢,情意到了就行啊!哪里用来和人家攀来比去的。”
确实,由于消费水平、物质条件的不同,过去钱包的“含金量”自然比不上现在。而且,由于时代不同,人们的观念也不一样;那时候的人们,不管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都一律尊崇勤俭朴素的传统美德——连衣服的颜色几乎都统一成青、蓝“二原色”。刚刚走过“饥饿”的艰苦岁月,好不容易能够将肚子填饱,人们自然把高额的消费送礼当作最可耻的事情——更有甚者,大呼“铺张浪费就等于犯罪”。从老百姓的心理来看,送高额红包是不太现实的;而从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集体主义反复提倡人们节衣缩食,对过多的个人消费深恶痛绝;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来我往送红包,而且量还挺足——那估计更是“大逆不道”了。
可是,就像张爷爷说的那样,虽然以前红包的分量比不上现在,但其所表示的人情味却比现在要浓厚很多。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红包所表示的含义比较单一。大家仅仅把它当作传达祝愿和祝福的方式,而不带有其他诸如炫耀、攀比的成分。红包的“流动范围”,也更多地只是在亲朋好友的小圈子中,远远没有现在那么大:虽然送红包的人相应也没现在多,但大家都是“自家人”,彼此更加熟悉。如此看来,在这样的情况下,送红包更多是出于亲情、友情;而为了面子去应付的成分则相对要少。大家“送得真心,拿得开心”,所以红包不会像现在这样变味。
虽然如此,送红包还是有一定规则的。湖南有句民俗谚语,叫做“亲兄弟,明算账”。意思是说,就算是同胞兄弟,但是你来我往送礼,大家心中还是得有数。株洲的陈阿姨以前参加的喜宴,客人入座前先要去专门“写礼”(即记上自己的名字和送出的礼金)。这样的话,主人以后“还礼”就能“有据可考”。可见,就算是几十年前,在亲朋圈中,送红包还是要遵循“礼尚往来”的原则。“别人送给你,你不回送——那是要被人看不起的。”张爷爷这样说道。而且,还礼的时候,礼金一般不能少于别人先前送的,有时甚至还要往上再加一点。另外,送的多少要根据感情的亲疏来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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