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的风景_丁亚平著；仲呈祥编_9787505990395

　　文化与学术探索的议题和领域无比广阔。“空间”及其转向的学术史文化史与时间观念相互辉映生发，具有着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和带入一种新视野的丰富可能性。《中国艺术学文库·博导文丛：心中的风景》一书努力建立在这种历史视野与时间空间基础之上，对作者个人性的学术文化活动做了一次成功的“重返”。全书接通历史，呈现社会和心灵的真实，按内容分为四辑：一、影视之维；二、文学与理论；三、批评之批评；四、历史的长影。入选文章系作者有代表性的电影人物评论与影视史论文章、作家批评家研究及散文、随笔，从中既可看出作者的研究足迹，亦反映了从上世纪80年代初至21世纪始这一较长历史时段时代观念的嬗变与演进的轨迹，富有学术和思想价值，别有魅力。

　在艺术教育的实践领域有着诸如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央关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北京舞蹈学院等单科专业院校，有着诸如中国艺术研究院、南京艺术学院、山东艺术学院、吉林艺术学院、云南艺术学院等综合性艺术院校，有着诸如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综合性大学。我称它们为高等艺术教育的“三支大军”。
　　而对于整个艺术学学科建设体系来说，除了上述“三支大军”外，尚有诸如《文艺研究》《艺术百家》等重要学术期刊，也有诸如中国文联出版社、中国电影出版社等重要专业出版社。如果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架设了中国艺术学学科建设的“中军帐”，那么这些学术期刊和专业出版社就是这些艺术教育“三支大军”的“检阅台”，这些“检阅台”往往展示了我国艺术教育实践的最新的理论成果。
　　在“艺术学”由从属于“文学”的一级学科升格为我国第13个学科门类3周年之际，中国文联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朱庆同志到任伊始立下宏愿，拟出版一套既具有时代内涵又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艺术学文库，以此集我国高等艺术教育成果之大观。这一出版构想先是得到了文化部原副部长、现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同志和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原副局长、现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邬书林同志的大力支持，继而邀请我作为这套文库的总主编。编写这样一套由标志着我国当代较高审美思维水平的教授、博导、青年才俊等汇聚的文库，我本人及各分卷主编均深知责任重大，实有如履薄冰之感。原因有三：
　　一是因为此事意义深远。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其中重要一脉当为具有东方气派、民族风格的艺术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而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则是中国艺术。从孔子、老子、庄子到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再到朱光潜、宗白华等，都留下了丰富、独特的中华美学遗产；从公元前人类“文明轴心”时期，到秦汉、魏晋、唐宋、明清，从《文心雕龙》到《诗品》再到各领风骚的《诗论》《乐论》《画论》《书论》《印说》等，都记载着一部为人类审美思维做出独特贡献的中国艺术史。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艺术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因此，我们出版这样一套文库，就是为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并密切联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以哲学精神为指引，以历史镜鉴为启迪，从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学科体系。艺术的方式把握世界是马克思深刻阐明的人类不可或缺的与经济的方式、政治的方式、历史的方式、哲学的方式、宗教的方式并列的把握世界的方式，因此艺术学理论建设和学科建设是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必须。艺术学文库应运而生，实出必然。

　《中国艺术学文库·博导文丛：心中的风景》：
　　当时的上海位列世界第五大城市，是一个繁华的国际大都会，与传统中国其他地区相比呈现为一个截然不同的充满现代魅力的世界。汽车、洋房、沙发、无线电收音机、雪茄、香水、高跟鞋、舞厅、轮盘赌、舞女、歌星、影星、饭店、教堂、俱乐部、电影院、咖啡馆、餐馆、美容厅、跑马场、银行、摩天大楼，这些西洋文明的具体体现，象征着几乎一个世纪的中西接触所留下的印记和变化。自1843年以来，上海一直是一个被瓜分的通商口岸，在1943年国民党最终签订结束租界的协议前，闸北区主要为外国租界（英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占据，外国“治外法权”所辖荒诞、奢侈而猖獗的殖民地盘，形成特定的构造和空间，为一些正直的作家、批评家和知识分子所不齿。
　　像茅盾（《子夜》）等一代都市作家，置身这样的环境，不少都表现了极大的焦虑和矛盾心情。夏衍这样的相当敏感、而又从事于左翼实际工作、早就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话语的人，当然也不例外。在当时的左翼青年工作者们眼里，这个城市不啻为一个罪恶的渊薮。夏衍由日本一回到上海，聚焦到“华洋的有钱有势阶层是如何非人地剥削城市下层人”，就形成深刻感受。他打算写有关这个城市底层的“包身工”等的文艺作品。搜集了许多材料。明星公司拍成的《女性的呐喊》的素材，便是他提供给沈西苓的。三年后的1936年，他又把它写成了长篇报告文学。半个世纪后的垂暮之年，这位九五老人还对身边的人说：我的作品大概只有《包身工》可以流传下去。这确实不是随便说的。当年这个有很大影响的题材或意象，对夏衍等城市左翼作家及其文本写作至关重要。包身工，尤其是作为社会最底层的城市穷困女工的悲惨生活，使他们这批知识分子感到“灵魂的震动”。包身工的工房，由警察、巡捕、带工头手下的流氓紧紧地封锁着，实际上是一所管理得十分严格的监狱。在《包身工》里夏衍说： “包身工是一种‘罐装的劳动力’，可以‘安全地’保藏”，自由地取用，绝没有因为和空气接触而起变化的危险。在上海那些血汗工厂里，原来还公然保存着奴隶制度，他感到愤怒。“在这千万的被饲养者中间，没有光，没有热，没有希望……没有法律，没有人道。这儿有的是20世纪的烂熟了的、机械、制度，和对这种制度忠实地服务着的十五六世纪封建制下的奴隶！”强烈的道德冲动与批判背后，是一份难能可贵的社会良心，而过分坚决的叙述的话语权则以文本、语言和文化的实质性作为代价，凸显和强调了经验的直接性。这使他们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职业的、民族的、阶级的权力关系之中，从而也必然召唤出一种集体“想象”。比如，在30年代这些报告文学、电影、卡通、小说等文本中，摩天大楼总被作为社会经济不平等的标志或背景，就不是偶然的。
　　观察、叙述与表现中的矛盾与冲突，“总是在‘常规’价值与期待和社会混乱与毁坏之间分裂开来”①，这种“不可救药”和“不可缝合”的分裂与矛盾，当然要影响到30年代在这个上海大都会“新的公共空间”活跃的左翼文艺工作者们的深层思维，使他们淡出集体感性之轮廓，扮演或努力扮演时代要求于他们的社会性角色。
　　这种角色所代表的社会文化的新意义的潜在力量，与当局和正统“秩序”相抵触，不是难于理解难于使人相信的事情。沈西苓《女性的呐喊》一片送审时先是决定禁映，后来“烧了香”，还是剪掉了一千多尺，检查官先生并且警告，今后这样的题材，不能用了。但这当然不会得到认可与遵从。由夏衍加入明星等影片公司创作以来（1932一1937）所出作品，从《狂流》、《春蚕》到《上海二十四小时》，《脂粉市场》、《女儿经》，再到《同仇》、《自由神》、《压岁钱》，毫无疑问，就都体现出夏衍这样的电影人对边缘化的主体的坚守和敏感。应该说，这既是他们对自己所接受而愿意有所贡献的左翼革命目标的体认，也是对个人应尽可能以自己的意图支配自己的行动信念的追求。个人采取什么行动，发表什么作品，每一次对适切话语方式的寻找，本身都具有着政治含义。
　　政治的意义并不仅限于对左翼工作及共同行动达成共识，实际也必定包括个人的情感、思想、价值尺度。
　　1936年4月，夏衍发表话剧剧本《赛金花》，主人公为一个以肉体博取敌人的欢心而苟延性命于乱世的女性，这不是一个平常女子，作者说写这样一个“国防戏剧”，目的是借用她的生平，来讽刺一下“庙堂人物”——“我不想掩饰对于这女主人公的同情，我同情她，因为在当时形形色色的奴隶里面，将她和那些能在庙堂上讲话的人们比较起来，她多少的还保留着一点人性！”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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