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文化名著文库——吕思勉中国民族史_吕思勉_9787206082856

　　吕思勉与陈垣、陈寅恪、钱穆被人推崇为现代史学四大家、其一生刻苦钻研，勤勉著书，尽瘁于国学，尤殚精于历史研究和教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史学思想和教授风格，亦成为后世历史教学门径和阶梯之一。
　　《中国学术文化名著文库：吕思勉中国民族史》在“总论”之后分为十二章，对中国民族的十二支族系的起源及演变，进行了详细的叙述、考证和讨论；对于不同族系之间的关系，也作出了比较清晰的交代和说明。在研究过程中，作者运用新观念、新方法，系统整理了古史材料，且疑古、考古和释古，三者并举，使这部著作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学者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之一。

　在几十年学习和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过程中，我一直对中国近现代的思想文化学术史颇感兴趣。尤其是在1995年至1996年我和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知名教授杜文君老师一起撰著《中国现代文化志》一书时，更是对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学术史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和研究。由此，我对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学术史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尤其是那些文化泰斗、学术大师、扛鼎巨著、思想流派、异说纷争等，更令我铭刻在心，萦绕于怀。直到今天，每每回想起那段英英厉厉、千唱万和的历史，仍然是激动不已。
　　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是中国历史上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并逐步取得革命胜利的时期。前后两次历史性的开国，前者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后者标志“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其间38年，是中国社会逐步实现由旧到新的转变时期，与该时期社会经济、政治的变革相适应，中国文化也在古今中西文化的冲突、反思、融合中变革着、发展着：社会文化的结构和内容在更新，西方文化被大量引进，中国传统文化也适应时代变革而被重新阐扬；一些原有学科的内容、体系在变革，许多新的部门文化纷纷兴起；出版了近十万种图书和无以计数的出版物，其中有不少革故鼎新、出类拔萃之作；中等以上学校培养了近五百万名学生，产生了一大批享誉海内外的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经济学家、教育家、科学家，等等。这一时期在文化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尤其是“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现代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是现代思想文化的源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当时中国的根本国情，制约着现代中国文化的主题、结构、性质、内容和特征。“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没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没有这些阶级的政治力量，所谓新的观念形态，所谓新文化，是无从发生的。”但是从思想文化的相对独立性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现代文化是从古代的、近代的文化发展演变而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演变，近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社会文化结构的变化，以及知识分子群体的历史走向等，都对现代中国文化的发生、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纵观20世纪初年至1949年中国文化的发展历史，一般以五四运动为界分为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的基本状况是，由甲午战争后起始的资产阶级文化运动已经开展起来，资产阶级新的文化体系逐渐形成，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思想成为新文化各个领域的指导思想，而新文化领域各部门也都为宣传民主、自由、平等服务。这时，文化战线上主要是资产阶级新文化与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斗争，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有这种性质。资产阶级在领导文化变革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能够站在时代前列、代表中华民族“讲话”、“呐喊”的思想家。可是，他们无力战胜帝国主义文化和中国封建文化的反动同盟：中国资产阶级文化革命同其政治革命一样，始终未能彻底完成。“五四”以后，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登上政治舞台，中国文化格局发生了变化，以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联合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作为同盟军，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展开了英勇进攻。
　　其基本态势是：其一，“五四”以后的30年，是中国社会的剧烈变革时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逐步取得胜利的时期，与此相应，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化仍围绕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主题，以传播、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主潮。以介绍和品评西方文化、重释和阐扬中国传统文化为重要内容，并以文化为武器来推动社会改革、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为根本目的。其主要成就，不仅表现在文化各领域、各门学科的变革与发展上，而且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应用以及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上。其二，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界出现了派别林立论战迭起的复杂局面。其中影响较大的论争有：东西文化之争、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论争、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和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论争等，这是当时多种社会经济与复杂阶级关系、民族矛盾在文化形态上的反映，也是古今中西文化之争与多种思想源流汇集于中国社会的必然表现。其三，就文化的主要类型及其发展趋势看：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作为新文化营垒的一员，继续发挥反帝反封建、推进社会前进的作用；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虽然占据统治地位，但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思想文化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也是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伟大胜利，是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封建旧文化在中国的失败和破产。这是一个总的发展趋势，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演变各有其不同的历史特点。
　　具体到各个学科，几乎每个学科都有一批学术大家在辛勤耕耘，都有一批学术著作相继面世。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门类齐全的学科体系正是在这一时期建构起来的。例如在历史学学科，1939年开明书店出版了周谷诚的《中国通史》，1940年开明书店出版了吕思勉的《中国通史》，1949年三联书店出版了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1948年新知识书局出版了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194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周谷诚的《世界通史》，1936年南京文化印刷社出版了吕振羽的《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194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李源澄的《秦汉史》，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王钟麒的《三国史略》，1948年开明书店出版了吕思勉的《两晋南北朝史》，194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946年商务印馆出版了金毓黻的《宋辽金史》，1947年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了孟森的《清史讲义》，1947年新华晋绥分店出版了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纲》，等等。这些学术巨匠和学术巨作，使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学科正式建立起来了。其他学科如哲学、文学、教育学、民俗学、法学、图书馆学、博物馆学、考古学等，也是如此。学术史是全息的。后来者应该探源开流，继往创新，把我国的学术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
　　大概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我组织同仁历时数载，编辑出版了这套《中国学术文化名著文库》，以飨读者。
　　是为序。
　　胡维荣
　　2011年12月15日
　　于长春百汇街寓所

　　民族与种族不同。种族论肤色，论骨骼，其同异一望可知。然杂居稍久，遂不免于混合。民族则论言文，论信仰，论风俗，其同异不能别之以外观。然于其能否抟结，实大有关系。同者虽分而必趋合，异者虽合而必求分。其同异，非一时可泯也。
　　一国之民族，不宜过杂，亦不宜过纯。过杂则统理为难，过纯则改进不易。惟我中华，合极错杂之族以成国。而其中之汉族，人口最多，开明最早，文化最高，自然为立国之主体，而为他族所仰望。他族虽或凭恃武力，陵轹汉族，究不能不屈于其文化之高，舍其故俗而从之。而汉族以文化根柢之深，不必借武力以自卫，而其民族性自不虞澌灭，用克兼容并苞，同仁一视；所吸合之民族愈众，斯国家之疆域愈恢，载祀数千，巍然以大国立于东亚。斯固并世之所无，抑亦往史之所独也。
　　汉族之称，起于刘邦有天下之后。近人或谓王朝之号，不宜为民族之名。吾族正名，当云华夏。案《书》曰：“蛮夷猾夏。”《尧典》，今本分为《舜典》。《左氏》曰：“戎狄豺狼，诸夏亲昵。”闵元年。又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定十年。又载戎子驹支对晋人之言曰：“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襄十四年。《论语》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八佾》。《说文》亦曰：“夏，中国之人也。“则华夏确系吾族旧名。然二字音近义同，窃疑仍是一语。二字连用，则所谓复语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二语，意同辞异，古书往往有之，可看俞氏樾《古书疑义举例》。以《列子》黄帝梦游华胥，附会为汉族故壤，未免失之虚诬。夏为禹有天下之号，夏水亦即汉水下流。禹兴西羌《史记·六国表》，汉中或其旧国。则以此为吾族称号，亦与借资刘汉相同。且炎刘不祀，已越千年。汉字用为民族之名，久已不关朝号。如唐时称汉、蕃，清时称满、汉，民国肇建，则有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说是也。此等岂容追改？夏族二字，旧无此辞。华族嫌与贵族混。或称中华民族，词既累重，而与合中华国民而称为一民族者，仍复相淆。夫称名不能屡更，而涵义则随时而变。故片辞只语，其义俱有今古之不同。训诂之事，由斯而作，必谓汉为朝号，不宜用为民族之名，则今日凡百称谓，何一为其字之初诂哉？废百议一，斯为不达矣。
　　汉族自有史以前，久居此土乎？抑自他处迁来，其迹尚有可考者乎？此近人所谓“汉族由来”之问也。昔人暗于域外地理，即以其国为天下，此说自无从生。今则瀛海大通，知中国不过世界列国之一；远览他国史乘，其民又多非土著；而读史之眼光，始一变矣。法人拉克伯里氏撰《支那太古文明西原论》，谓汉族来自巴比伦。日本白河次郎、国府种德取其说以撰《支那文明史》，东新译社译之。改名《中国文明发达史》。说极牵强。顾中国人自此颇留意考据。搜辑最博者，当推蒋智由之《中国人种考》。见《新民丛报》。此篇以博为主，故所采不皆雅言。作者亦无确实论断。．此外丁谦、章炳麟等，咸有论著，或主来自小亚细亚。丁氏之说。见所著《穆天子传地理今释》。略谓“此书体例，凡穆王经过诸国，有所锡赉皆曰‘赐’；惟于西王母则曰‘献’。诸受天子之赐者，皆膜拜而受，惟西王母及河宗氏不然。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复能来”。意谓中华大国，然其初起自西方，犹天上白云，出自山陵也。然则西王母为汉族故国，理自可信。《传》云：“自群玉之山以西，至于西王母之邦，三千里。自西王母之邦，北至于旷原之野，飞鸟之所解其羽，千有九百里。”又云：“至于西王母之邦，遂驱，升于奔山。乃纪其迹于奔山之石，而树之槐，眉日西王母之山。”群玉之山，以穆王游行道里核之，当在今葱岭左右。旷原之野．盖印度固斯山以北高平之地。西王母在群玉之山之西三千里，旷原之野之西千九百里，则当在今小亚细亚。奔山，《郭注》云：奔兹山，日所入也。即《山海经》之崦嵫山。《经》云：“崦嵫之山，苕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可证西王母之池，西面滨海。然则西王母当在小亚细亚之西端。昔人所知陆地，西尽于此，遂以为曰之所入耳。”愚案西王母之名，见于《尔雅》，为四荒之一。《淮南子·墬形训》：“西王母，在流沙之濒。”《礼记·王制》：“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遥。”则西王母之地，极远亦不过在今甘肃边境。《太平御览·地部》引崔鸿《十六国春秋》：“酒泉太守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昆仑之体。有西王母石室”云云。虽未必密合，地望固不甚远。故虞舜时，西王母能来献其白琯，若在小亚细亚，则葱岭东西，古代了无交通之迹，西王母安能飞越邪？舜时西王母来献白琯，见《大戴礼记．少闲篇》。或谓来自大夏故墟。章氏之说，见《太炎文录·论种姓篇》。以西史之巴克特利亚（Bactria），《史记》称为大夏，必其地之旧名。而引《吕览·古乐篇》，黄帝命伶伦作律。伶伦自古大夏之西，乃之院隃之阴，取竹于懈溪之谷，为大夏为汉族故土之证。然大夏之名，古籍数见，虽难确指其地，亦必不得在葱岭之西也。详见近人柳诒徵所撰《大夏考》，载《史地学报》。要其立说，皆不免借《山海经》《穆天子传》等书为佐证。此等书，后人所以信之者，以其述域外地理多合。予谓二书实出晋世，汉时西域地理已明，作伪者乃取以为资，而后人遂为所欺耳。此说甚长，当别著论，乃能详之。《山海经》系据汉后史志伪造。予所考得，凡数十事。予昔亦主汉族西来之说。所立证据，为《周官》郑注。谓古代之祀地祗，有昆仑之神与神州之神之别。入神州后仍祀昆仑，则昆仑为汉族故土可知。自谓所据确为雅言。迄今思之，郑氏此注，原本纬候。疏引《河图．括地象》为证。纬候之作，伪起哀、平，亦在西域地理既明之后。虽多取材故记，未必不附以新知。则其所言，亦与《山海经》《穆天子传》等耳。据此议彼，未免五十步之笑百步也。参看拙撰《昆仑考》。
　　然则汉族由来，竞不可知乎？曰：非不可知也，特今尚非其时耳。草昧之时，讫无信史，为各国各族所同。他国古史，所以渐明者，或则发掘古物，以求证验；或则旁近史乘，可以参稽。吾国开化最早，四邻诸国，其有史籍，皆远出我后；掘地考古，方始萌芽；则邃古之事，若存若灭，盖无足怪，与其武断，无宁阙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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